我的“大串联”经历（6）

6、有家不能归

       走访了两个妹妹家，探望了中戏，总觉得被遣返的父母和几个弟弟妹妹仿佛还在南苑。过去，乘上公交车，出永定门，半个小时就可以回到家里。然而，现在他们已经被赶回遥远的内蒙古老家，在那个穷乡僻壤，他们的日子怎么过？我是多么想去看看他们……

       正像我二妹佩华所说，他们生活在北京，经过多年苦苦挣扎，有了一个安身立命的住处，他们没有任何违法乱纪的行为，却一夜之间被扫地出门，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学生时代，我从文学作品中得知，苏联斯大林政权对富农就是采取扫地出门的办法，把成千上万的富农全家流放到远东的西伯利亚，让他们在自然条件恶劣的远东地区自生自灭。莫非趁着文化大革命之机，中国也要把斯大林这套办法搬来，让成千上万的所谓出身成分有问题的家庭从北京消失？

      我知道，从土改到文化大革命，这种家破人亡和妻离子散的悲剧，在中国到处都有，可是这种灾难一旦落在自己的头上，心中的隐痛就挥之不去了。

      50年代初期，我父亲被人检举说他是叛徒，从而被南苑公安机关逮捕关押。在父亲被关押审查期间，公安局曾经派员到我家，要求我们全家迁往甘肃或宁夏地区。当时我母亲说，我一个小脚妇女，一个大字不识，带着5个未成年孩子，到那地方去怎么活？那位公安人员说，政府要给你们一笔安家费。我母亲说，我这5个孩子最大的刚读小学，请政府考虑我们的难处，能不能等我丈夫回来再说？

       显然，住在中南海的毛泽东始终缺乏安全感。他知道，在土改、镇反运动中，中共用非常残暴的手段杀害了几百万人，五七年又打了几十甚至上百万右派分子，在全国范围内，给无数家庭家带来灾难。因此，他害怕报复，反复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叮嘱人们说，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所以，为了消除他内心的恐惧，确保中共领导集团的安全，设法把历次运动的受害者，即所谓家庭出身成分不好的居民轰出北京市，是他早就有的想法，现在搞文化大革命，自然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经过前思后想，觉得回老家探亲的念头不可行。一是因为我刚刚参加工作，家庭出身是剥削阶级，党组织一再强调，凡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和干部，必须“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如何“划清界限”？就是对他们的剥削阶级本质要有深刻的认识，对他们的反动言行要不断揭露和批判，对他们要充满阶级恨。当时的流行歌曲中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要“拿起鞭子抽敌人”！这是党对每个所谓走进革命队伍的学生或干部反复灌输的内容。假如我回老家探望父母，就说明我仍然和剥削阶级家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一个“立场问题”，党组织知道以后，不仅不能报销旅差费，而且，还要写检查，弄不好还会给一个处分，材料装进个人档案，一辈子都会受影响；其次，即使我回去看看父母和几个弟弟妹妹，刚领到的大学毕业生实习阶段的月工资40元出头，每月给父母寄去10多元，所剩无几，眼见他们在饥寒交迫中挣扎，而又无法给他们一些援助，我回去又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的回老家探望父母和弟弟妹妹，眼看他们没吃没住，处在水深火热中，我又能帮他们做些什么？我的探望父母和弟弟妹妹的念头，只能打消。

7、心中的问疑

      我们决定返回贵阳，先是乘火车到天津，然后乘海轮由天津到上海，再乘车到杭州、南京，最后是回贵阳。一路走马观花，各个城市都是一片造反景象，显然，文化大革命已经席卷全国，造反已成大势所趋。

      一路上，不管是在火车上，望着火车窗外的城市或乡野；或者是在海轮上，面对茫茫大海，想到目前的形势，想到一些自己这次一路的所见所闻，纷乱的思绪使我的心情难以平静，特别是思想上出现一些问题，找不到答案。

      首先，这次运动与以往任何一次运动不同的是，对往日高高在上的当权派采取一律打倒的办法。开始心中还感到很痛快，心想这些当权派从五七年以后，个个都代表党，个个都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手下人有意见也不敢提，动不动就是“反党”。这次文化大革命，一夜之间，这些土皇帝都成了“阶下囚”。这的确让往日受压的人心里有一种狂欢节的感觉，有人甚至说，这些土皇帝遭报应了！

      可是，冷静一想，过去参加四清运动和接触的一些政策文件，都一直强调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有问题的是少数和个别的；另外，文革开始以后公布的中央文件《十六条》，它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里面也分明说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占多数，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极少数。而运动一开始，在全国范围里，上上下下，把党政一把手几乎都一律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批判，斗争，甚至人格侮辱，然后是关进牛棚，进行劳动改造。这种无区别地打击一大片，难道不会伤害一些无辜吗？

      就拿中戏李伯钊副院长和系主任沙新来说，她（他）们在我们的心目中一直是代表党的领导，从他们的工作和讲话中，都是反复强调要做党和毛主席的好学生和党的文艺战士，从来没有发现她（他）们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怎么一夜之间，竟成了“走资派”，让她（他）们去筛煤渣和扫楼道？还有贵州省文化局和局机关所属的六团一校，所有过去掌权的头头，都被拉下马，个个成了阶下囚……为什么要这样搞？

     还有，在“五一六通知”中说：“混進党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这些“走资派”莫非都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都是“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实在弄不明白。

       第二，关于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一再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求广大干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且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就在毛泽东这种反复强调下，我们到农村去搞四清，搞整风整社，写村史等，带队领导都一再要求我们“站稳立场”，不要接触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因此，我们在农村见了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就像躲避麻风病人一样。而农村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见了我们这些干部，也是个个低下头，不敢正眼看我们。这样彼此隔膜和敌视难道就会把“四类分子”改造好？另外，不是说四类分子的子女“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吗？为什么我们对他们也采取这样警戒的态度，这不是放弃教育他们的机会吗？

     在我们多次深入农村，对农民进行各种宣传教育工作时，几乎所有农村干部都告诉我们，“四类分子”极其子女都还老实，没有什么破坏行为。显然，这些被打入另册的政治贱民，在中共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压力下，都已经头都抬不起来，只能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哪里还敢进行什么破坏活动？即使在城市里，在街道居委会的监督下， “五类分子”或“七类分子”不服管教的情况，也很少听说，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反复强调抓阶级斗争？

     还有，家庭出身成分不好的子女,假如他们能够进入工厂、单位、学校，也都备受歧视。他们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几乎都是积极靠拢组织，申请入团入党，表示坚决跟党走。为什么党团组织对他们总不信任，总另眼相看？

       另外，在大饥荒年代，那些忧国忧民的大学生组织一些探讨国家前途的学习小组，也多是出身好的干部子女或知识分子家庭子女，一般家庭出身不好的，已经噤若寒蝉，不敢再去过问政治。无论当时一些高校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还是我们中戏戏文系出现的《真理革命党》，其成员无不是一些干部子弟或家庭出身成分很好的年轻人（我们班上两个《真理革命党》成员的家庭出身，一个是贫农，一个是中农）这又说明什么？

      记得，在学生时代阅读列宁的《哲学笔记》时，里面谈到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性时，认为人的思维应该和存在是同一的，即使达不到同一，也要千方百计努力接近同一。换一句话说，就是人的认识应该尽量符合实际，否则，在不符合实际的错误认识指导下，人的行动就可能要碰壁，要犯错误。毛泽东在建国后，认为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一再搞“忆苦思甜”，宣扬阶级仇恨；而刘少奇则认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那么比较起来，究竟是刘少奇的认识接近社会实际，还是毛泽东的认识更接近社会实际？

       第三，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中要强调暴力？

       我二弟文博的信中讲，抄家时大队红卫兵本来都是熟人，一夜之间就变得像仇人。而在遣返前一天晚上，又把大队里3户四类分子集中在灯火通明的大队部门前，用皮鞭、木棒和皮带，轮番抽打，当场还打死一个四类分子。这种在遣返流放前动用暴力，加深仇恨的做法，有必要吗？

       记得，在初中语文课本里，有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作为一个十多岁的初中学生，对“大救星”的文章，自然十分敬重，把这段话也看成了革命的经典名言。这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红卫兵掀起的“红色恐怖”运动，就是以毛泽东这段名言作为思想武器，再加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和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的对话，说明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暴力行动不仅是支持，而且是提倡的。

        但是，在《毛选》中不是强调党内斗争反对“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吗？建国已经17年，一直是在和平的环境下搞建设，尽管政治运动不断，对“反党分子”也好，对“右派”也好，批斗时顶多让批斗对象低头弯腰，为什么这次对所谓“黑帮分子”或“牛鬼蛇神”却要搞“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提倡动用暴力？ 在课堂上老师说，中国是个文明古国，是个礼仪之邦，建国后也一直提倡讲文明和讲礼貌，另外，在《十六条》里也明明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实际行动上，又大力提倡使用暴力？

        第四，林彪在运动初期说，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只听说在战争中，战士对上级指挥员的命令应该如此；如果在社会生活之中，这种说法还对吗？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里讲，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换句话说，现实生活千变万化，马克思主义强调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绝不能生搬硬套。此外，在《毛选》中也讲过，共产党员对于任何问题都要问个为什么，看他讲得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不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林彪讲的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不是在提倡盲从和奴隶主义吗？

        记得，学生时代读《回忆马克思》那本小书，里面有马克思在回答女儿的提问时讲的一些警句和格言，其中当马克思的女儿问，你的格言是什么？马克思的回答是：“怀疑一切”。人类正是有了怀疑精神下，才会不断进行探索，科学才能向前发展，社会才能够不断进步。但是，在文革初期的个人崇拜狂潮中，为什么连马克思提倡的怀疑精神都不要了？

         总之，作为一介书生，看到当时整个社会陷入疯狂状态，面对种种口号和说法，不免有些自己的想法。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任何怀疑毛泽东的英明伟大，怀疑运动的正确合理，都是一种罪行。假如说出来，就会闯下大祸，面临灭顶之灾。所以，我这些内心深处的疑问，也只能埋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

结束语

        最后应该说明的是，五十多年前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经过记忆的筛选，用文字叙述出来，肯定和事实有一定出入；但笔者在构思和写作中，除了竭力保持历史真实风貌以外，也清醒地意识到，当时自己还处于体制内，是一个在臣民社会环境中长大并经过长期洗脑的知识分子，所以，当时还不具有真正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此文中也不时流露出一种奴隶心态，这一点细心的读者一定能够看到。

       其次，对文革初期的一些社会现象的认识包括思想上一些疑问，也没有脱离当时自己非常狭窄有限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直到林彪事件发生，我的认识才发生巨变，经过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特别是八九六四的血腥镇压，才使笔者真正大彻大悟，这在笔者今后的文稿中会有所体现。

2018/12/10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