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制度下的黄土高原（一）

人民公社制度下的黄土高原（一）

                

                  “农民集体罢工”的内参惊动总书记
           
      1980年3月，时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派遣4位记者傅上伦、胡国华、冯东书、戴国强到黄土高原农村采访。鉴于历史上多次有记者因说了真话遭受迫害的悲剧和三中全会后政治上比较宽松的环境，他强调说：“一定要敢于讲真话，写实情。”这4位记者都是江浙人，分路跋山涉水，历时半年走过晋陕甘宁边区三十九个县、一百多个公社，他们走村串户，行程万里，采访了上千名干部群众。

傅上伦采访路线：

     傅上伦当年37岁，8月初来到宁夏固原。这里的自然条件极其恶劣，贫瘠干旱。出产什么？三大样：洋芋、土豆、马铃薯。古来称：“西海固，天下苦”。固原县的张易公社是远近闻名的“要饭乡”。一到芒种时节，张易公社的社员们便三五成群一路步行到甘肃、陕西和宁夏北部等地乞讨，最多时出去1000多人，“张易乞丐”的标签让当地名闻西北。
　　“当时十年九旱，再加上冰雹等自然灾害频发，吃饭成了大问题，1977年全公社人均粮食占有量才100多斤，年人均纯收入只有22元。”在张易上滩村当了15年村支书的曹汉丕说。
      1978年春天（这比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按手印还早半年多），张易公社上滩大队中山生产队5位农民签下包产到户的“保密协定”。
　　“协定签署后不久就烧掉了，因为怕被发现，弄不好要坐牢。”五人之一的赵丕条回忆说，当时中山生产队有22户、180人左右，签下协定后，队里开了大会，将35亩马铃薯地承包给农户。　当年马铃薯大获丰收，大家按承包标准交完后人均还分了180公斤。”饿的问题一下子缓解了。
　　中山生产队尝到甜头后，张易公社的上滩、毛庄等4个生产大队也陆续改革，到1979年春天，整个张易公社的土地全部实行包产到户。
　　但在仅仅一条山梁以西的西吉县什字公社，领导坚决拒绝包产到户。看到对面村的乡亲兴旺温饱 , 什字公社的社员们坐不住了。  正是夏收季节，十几个生产队的农民集体罢工:

      上下对着干，“火山”要爆发。而胆子大一点的队干部则不管三七二十一，领头搞了包产到户，说“我宁要‘资本主义的苗’，也不要‘社会主义的草’，先把肚子吃饱再说”……
     傅上伦马上捏着手摇的老式电话筒向北京总社报告。时任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副组长的杨克现一字一字地用笔记了下来，写成一篇不到500字的内参交上去。
    刚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胡耀邦8月16日读到这篇内参时，他只有两天时间做出反应。8月18日，政治局将召开扩大会议，专题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问题。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长篇发言稿已由胡耀邦组织班子写好并由中央常委讨论通过。这是邓小平在政治改革中思想解放得最远的一步。随着华国锋下台和邓全面掌权，他立即在行动上左转。今天中共官场的腐败、贫富分化、社会道德沦丧等等弊端，乃至习某的个人崇拜和皇帝梦，祸根就是邓那时种下的。回顾一百多年来中国在向政治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曾有过多次实现宪政民主的绝好机会，例如戊戍变法、辛亥革命、抗战胜利、中共建政、改革开放、六四抗争等等，都让一些思想陈旧落后的伟大人物破坏了，最坏的是慈禧、蒋介石、毛泽东。这是题外话了，不在这里讨论。
    读了内参的胡耀邦立即坐直升飞机到了张易公社，他在这里拍板：“看来在这种自然条件极其困难的地区，只有包产到户一条办法。”总书记发了话，县、地区、自治区领导没二话说就服从了。
   一个多月后，9月27日：

        万里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委主任。杜润生任中央农委排名最后的副主任。这个会议即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会上，除了池必卿、周惠、任仲夷三位省委第一书记外，多数与会者不同意杜润生起草的“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原则。参加会议的很多人都曾和毛泽东长期共事，怕“砍旗帜”、"丢刀子"。会议休息时，一位同志拉住杜润生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意见严重分歧使会议无法继续进行，杜润生便和胡耀邦、万里商议对策，杜润生巧妙改写文件，最终形成了中发〔1980〕75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最重要的改写是在前面加上了一段话：
      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在现在条件下，群众对集体经济感到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这份文件打破了多年形成的包产到户等于资本主义复辟的旧观念，在中国农村引起了很大的思想震动。
        1981年，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后不久，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到东北考察期间写回信建议：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了。杜润生根据这个精神起草了1982年中央1号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中发〔1982〕1号）。后来该文件被称作农村改革的第一个“1号文件”。该文件间接导致中国大陆结束了就“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正式确立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杜润生回忆说，“这个文件报送给中央，邓小平看后说‘完全同意’。陈云看后叫秘书打来电话说‘这是个好文件，可以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  在推广“包产到户”的两三年过程中,  中央采取的是等待干部心悦诚服的方式,  由农民自己去推动进程;  对曾抵制、反对的官员都没有处分。

    回头再说:   4位记者在历时半年的采访中写出了大量的报告，大多被总社作为内参呈了上去。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阅后都有批示。相信这些能直达天庭的陈情表会影响当局农村政策的制订。但由于这些报告描述的农村凄惨状况太没有“正能量”了，因而没有公开发表以免“造成不良影响”。17年后，已是中国新闻学院教授的杨克现和夫人在杭州喜逢担任杭州日报副总编辑的傅上伦，共忆往事。在傅上伦提醒下，杨克现回到北京清理落满尘埃的材料堆，那份书稿终于重见天日，并于199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文续集中将介绍这本采访报告：《告别饥饿－－－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大家可以从中了解实行人民公社制度22年后黄土高原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的真实状况：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