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肉机中的挣扎和脱险（6）

                10、继续交代的问题

   不过，要处理我，必须要有过硬的材料。娄广华揭发我的那条致命的反党言论，我已经把事实真相通过写信的方式告诉干校一大队负责人李部长，看来李部长已经弄清了事实真相。其次，我在大会检查交代中，对这一条也做了说明，省文化局里干部毕竟不是生产队的农民，他们都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所以，这条罪状的性质无论如何也无法构成“反党”和“恶毒攻击”。其它几条群众揭发的罪状，也无非属于错误言论。所以，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条件不够。那么高玉升揭发我的几句“反动言论”，则可以让我失去公职，甚至送去劳改或劳教。领导班子中刘培华、娄广华和周晓山希望我承认高玉升的揭发，做个深刻检查，争取从轻发落。指导员周晓山几次提醒我，态度十分重要。他们所要求的态度好，就是大家揭发我的每一条罪状，我都要低头认罪；如果我坚持弄清事实真相，坚持实事求是，就是态度不端正，不老实，顽固不化，坚持反动立场等等。所以，领导班子现在把重点放在落实高玉升的揭发材料上，只要我承认高玉升的揭发属实，他们就可以定案了。但问题是，高玉升的揭发属于凭空捏造，我能冤枉自己吗？

   1970年9月11日下午，领导班子要求我在四连群众大会上做专题交代。那天，秋日的阳光透过窗玻璃照进教室，教室里仍然是局机关那些熟悉的面孔，我已经由造反派骨干变成被审查对象，而且在某些人眼里可能已经成为阶级敌人。不过，由于我对自己充满信心，所以，每次向大家做检查交代，我都是理直气壮。

   我说，今天我重点向大家介绍高玉升与我的关系。

自从高玉升和我接触几次，发现我不仅不是他的同路人，而且还意识到我可能把他的言论向组织做了汇报，因此他便开始动脑筋来整治我。

他采取的第一个方案是挑拨康云姗同学和我的关系，用他来摸底和报复。所谓摸底，就是看我到底把高玉升的反动言论向组织汇报没有；所谓报复，就是让康云姗出面辱骂我，替高玉升出气。那是1962年9月份的一个晚上，康云姗把我叫到学院操场的篮球架下，质问我为什么向领导汇报说他康云姗和高玉升还有郭春堂是“反党小集团”？我看康云姗怒不可遏的样子，知道这一定是高玉升进行挑拨的结果。我告诉他，我从没有向组织汇报说，你们三个人是反党小集团，这是无中生有，是造谣。康云姗仍然愤怒地说，你不要不敢承认，你要入团入党，不能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总之，那天晚上，康云姗对我说了许多难听的话，使我感到非常莫名其妙。直到64年高玉升案发以后，康云姗才弄清事情真相。

   第二个报复措施是，高玉升写了一个剧本，里面有个富农子弟叫刘文鸣，他为了入团，千方百计拉拢团支部书记周明堂，请他去家里吃吃喝喝……写好之后，他以征求意见的名义，请班上一些同学看。凡是看了剧本的同学，一眼就看出这是写潘文鸣和王明堂的事情，而里面的内容完全是高玉升的杜撰。

   第三个报复方式是，他在64年和刘志群一起在北京昌平小汤山搞四清时，他知道刘志群和他一样出身贫农，而且是班上两个党员中的一个，他在和刘志群闲谈聊天中说，地富子女没有一个好东西，如果他掌权，他会像希特勒杀犹太人一样，把他们都杀光！这是刘志群1964年6月8日给我写信谈到的内容。同时，信中还说，高玉升对我非常仇视。

    第四个报复方式是，在案件破获以后，在64年8月21日上午的批斗会上交代问题时，点了班上几个同学的名，在提到潘文鸣时，他说，潘文鸣家的生活很苦，家里卖了一些鸡蛋才买一双鞋穿。高玉升说，他认为蒋介石回不来，潘文鸣说，如果回来也不错。高玉升的这些交代，完全是捏造。因为我们家当时从来没有卖鸡蛋买鞋的事情，我更没有讲过蒋介石回来也不错的话。正像系党支部委员王爱民在64年9月9日的对敌总结大会上所说，高玉升一方面避重就轻，拒绝交代；另一方面为了搅混水，分化大家的斗争力量，又千方百计把问题弄得似是而非，我们没有上他的当。

   第五个报复方法，就是在1965年5月15日劳改期间写的对我的所谓“揭发材料”。这份材料里说我希望蒋介石回来；说我认为60年代困难时期是党的政策造成的；说我认为赫鲁晓夫搞的不一定是修正主义。这三条也完全是无中生有。因为我提供给领导班子的62年日记中，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我和高玉升接触中，自己不关心政治，一心读书，将来搞文艺。

  我的专题交代讲完，刚刚坐下，指导员周晓山就说，潘文鸣今天又是这事实，那事实，第一点，第二点……我看都是你编的事实，你的反动思想和反动言论怎么一条都没有？莫非高玉升也和你一样，编几条来陷害你？我看你经过七斗八斗，始终顽固不化，继续坚持你的反动立场，要和人民为敌到底……

   显然，周晓山一直期待的坦白交代和低头认罪场面没有出现，失望之下，再次重复他的老调。

   不过，刘培华终究要比周晓山有些头脑，他向我提问:你和高玉升接触几次，他暴露了一些反动观点，你为什么听到以后不及时向组织汇报？而是半个月以后才向王明堂汇报？

   我回答：因为高玉升出身贫农，喜欢开玩笑，所以最初以为他是在胡说八道，根本没有想到他要组建什么政党。可是经过几次谈话，把他的谈话内容联系起来，就觉得有问题，才想到应该向组织汇报。

   刘培华又问，你日记里说高玉升既狂妄又愚蠢，是什么意思？

   我答：说他狂妄，是因为他说他要扭转乾坤，要建立合理的制度。我当时认为他是蚍蜉撼树，可笑不自量。说他愚蠢，是因为他对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缺乏认识，对共产党领导革命几十年的历史缺乏了解，觉得他的头脑十分幼稚可笑。

   这时，一位在历次对我进行批斗一直沉默的原计财处处长魏淑文同志问：你上次好像说，高玉升在班上一共对7个同学进行试探和拉拢，他们的表现如何？

   我说，班上被高玉升拉下水的只有一个同学叫郭春堂，他是河南人，家庭出身中农，进校以后给我的印象是学习不用功，比较贪玩。其次是上面提到的康云姗，他给我的印象是对高玉升的话比较相信，但没有参加高玉升的反动组织。第三个是赵素春，她是59级的团支书，党员，高玉升之所以拉她，是因为她在班上受到系领导的批评，有点抬不起头。听王明堂讲，赵素春曾经到高玉升家吃过饭，显然她和高玉升关系比较好，但她听到高玉升讲得那些话，觉得有问题，都及时向组织做了汇报。我估计，她可能是组织安排她去卧底。另外4个同学听了高玉升的话，都觉得他是在开玩笑，或者是胡说八道，直到高案破获以后，才意识到是高玉升有目的的试探和拉拢。就是说，高玉升在系里进行试探和拉拢的7个同学里，只有赵素春和我及时向组织做了汇报。

   刘培华发现，这次专题交代会，完全是让我介绍高玉升所采取的一系列打击报复行为，用以证明高玉升65年对我的揭发仍然属于报复的性质，无法成立。显然，这完全出乎领导班子的意料，和领导班子的意图完全相悖。于是，刘培华板着面孔，宣布散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