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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肉机中的挣扎和脱险(6)

绞肉机中的挣扎和脱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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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继续交代的问题

   不过,要处理我,必须要有过硬的材料。娄广华揭发我的那条致命的反党言论,我已经把事实真相通过写信的方式告诉干校一大队负责人李部长,看来李部长已经弄清了事实真相。其次,我在大会检查交代中,对这一条也做了说明,省文化局里干部毕竟不是生产队的农民,他们都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所以,这条罪状的性质无论如何也无法构成“反党”和“恶毒攻击”。其它几条群众揭发的罪状,也无非属于错误言论。所以,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条件不够。那么高玉升揭发我的几句“反动言论”,则可以让我失去公职,甚至送去劳改或劳教。领导班子中刘培华、娄广华和周晓山希望我承认高玉升的揭发,做个深刻检查,争取从轻发落。指导员周晓山几次提醒我,态度十分重要。他们所要求的态度好,就是大家揭发我的每一条罪状,我都要低头认罪;如果我坚持弄清事实真相,坚持实事求是,就是态度不端正,不老实,顽固不化,坚持反动立场等等。所以,领导班子现在把重点放在落实高玉升的揭发材料上,只要我承认高玉升的揭发属实,他们就可以定案了。但问题是,高玉升的揭发属于凭空捏造,我能冤枉自己吗?

   1970年9月11日下午,领导班子要求我在四连群众大会上做专题交代。那天,秋日的阳光透过窗玻璃照进教室,教室里仍然是局机关那些熟悉的面孔,我已经由造反派骨干变成被审查对象,而且在某些人眼里可能已经成为阶级敌人。不过,由于我对自己充满信心,所以,每次向大家做检查交代,我都是理直气壮。

   我说,今天我重点向大家介绍高玉升与我的关系。

自从高玉升和我接触几次,发现我不仅不是他的同路人,而且还意识到我可能把他的言论向组织做了汇报,因此他便开始动脑筋来整治我。

他采取的第一个方案是挑拨康云姗同学和我的关系,用他来摸底和报复。所谓摸底,就是看我到底把高玉升的反动言论向组织汇报没有;所谓报复,就是让康云姗出面辱骂我,替高玉升出气。那是1962年9月份的一个晚上,康云姗把我叫到学院操场的篮球架下,质问我为什么向领导汇报说他康云姗和高玉升还有郭春堂是“反党小集团”?我看康云姗怒不可遏的样子,知道这一定是高玉升进行挑拨的结果。我告诉他,我从没有向组织汇报说,你们三个人是反党小集团,这是无中生有,是造谣。康云姗仍然愤怒地说,你不要不敢承认,你要入团入党,不能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总之,那天晚上,康云姗对我说了许多难听的话,使我感到非常莫名其妙。直到64年高玉升案发以后,康云姗才弄清事情真相。

   第二个报复措施是,高玉升写了一个剧本,里面有个富农子弟叫刘文鸣,他为了入团,千方百计拉拢团支部书记周明堂,请他去家里吃吃喝喝……写好之后,他以征求意见的名义,请班上一些同学看。凡是看了剧本的同学,一眼就看出这是写潘文鸣和王明堂的事情,而里面的内容完全是高玉升的杜撰。

   第三个报复方式是,他在64年和刘志群一起在北京昌平小汤山搞四清时,他知道刘志群和他一样出身贫农,而且是班上两个党员中的一个,他在和刘志群闲谈聊天中说,地富子女没有一个好东西,如果他掌权,他会像希特勒杀犹太人一样,把他们都杀光!这是刘志群1964年6月8日给我写信谈到的内容。同时,信中还说,高玉升对我非常仇视。

    第四个报复方式是,在案件破获以后,在64年8月21日上午的批斗会上交代问题时,点了班上几个同学的名,在提到潘文鸣时,他说,潘文鸣家的生活很苦,家里卖了一些鸡蛋才买一双鞋穿。高玉升说,他认为蒋介石回不来,潘文鸣说,如果回来也不错。高玉升的这些交代,完全是捏造。因为我们家当时从来没有卖鸡蛋买鞋的事情,我更没有讲过蒋介石回来也不错的话。正像系党支部委员王爱民在64年9月9日的对敌总结大会上所说,高玉升一方面避重就轻,拒绝交代;另一方面为了搅混水,分化大家的斗争力量,又千方百计把问题弄得似是而非,我们没有上他的当。

   第五个报复方法,就是在1965年5月15日劳改期间写的对我的所谓“揭发材料”。这份材料里说我希望蒋介石回来;说我认为60年代困难时期是党的政策造成的;说我认为赫鲁晓夫搞的不一定是修正主义。这三条也完全是无中生有。因为我提供给领导班子的62年日记中,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我和高玉升接触中,自己不关心政治,一心读书,将来搞文艺。

  我的专题交代讲完,刚刚坐下,指导员周晓山就说,潘文鸣今天又是这事实,那事实,第一点,第二点……我看都是你编的事实,你的反动思想和反动言论怎么一条都没有?莫非高玉升也和你一样,编几条来陷害你?我看你经过七斗八斗,始终顽固不化,继续坚持你的反动立场,要和人民为敌到底……

   显然,周晓山一直期待的坦白交代和低头认罪场面没有出现,失望之下,再次重复他的老调。

   不过,刘培华终究要比周晓山有些头脑,他向我提问:你和高玉升接触几次,他暴露了一些反动观点,你为什么听到以后不及时向组织汇报?而是半个月以后才向王明堂汇报?

   我回答:因为高玉升出身贫农,喜欢开玩笑,所以最初以为他是在胡说八道,根本没有想到他要组建什么政党。可是经过几次谈话,把他的谈话内容联系起来,就觉得有问题,才想到应该向组织汇报。

   刘培华又问,你日记里说高玉升既狂妄又愚蠢,是什么意思?

   我答:说他狂妄,是因为他说他要扭转乾坤,要建立合理的制度。我当时认为他是蚍蜉撼树,可笑不自量。说他愚蠢,是因为他对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缺乏认识,对共产党领导革命几十年的历史缺乏了解,觉得他的头脑十分幼稚可笑。

   这时,一位在历次对我进行批斗一直沉默的原计财处处长魏淑文同志问:你上次好像说,高玉升在班上一共对7个同学进行试探和拉拢,他们的表现如何?

   我说,班上被高玉升拉下水的只有一个同学叫郭春堂,他是河南人,家庭出身中农,进校以后给我的印象是学习不用功,比较贪玩。其次是上面提到的康云姗,他给我的印象是对高玉升的话比较相信,但没有参加高玉升的反动组织。第三个是赵素春,她是59级的团支书,党员,高玉升之所以拉她,是因为她在班上受到系领导的批评,有点抬不起头。听王明堂讲,赵素春曾经到高玉升家吃过饭,显然她和高玉升关系比较好,但她听到高玉升讲得那些话,觉得有问题,都及时向组织做了汇报。我估计,她可能是组织安排她去卧底。另外4个同学听了高玉升的话,都觉得他是在开玩笑,或者是胡说八道,直到高案破获以后,才意识到是高玉升有目的的试探和拉拢。就是说,高玉升在系里进行试探和拉拢的7个同学里,只有赵素春和我及时向组织做了汇报。

   刘培华发现,这次专题交代会,完全是让我介绍高玉升所采取的一系列打击报复行为,用以证明高玉升65年对我的揭发仍然属于报复的性质,无法成立。显然,这完全出乎领导班子的意料,和领导班子的意图完全相悖。于是,刘培华板着面孔,宣布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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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潘文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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