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肉机中的挣扎和脱险（4）

6、抛出“重磅炸弹”

  会后，刘培华向领导班子做了汇报，娄广华和刘培华认为我态度不端正，需要加大批判的力度，他们两个建议，抛出《真理革命党》首要人物高玉升对我的检举揭发材料，以便进一步发动四连广大群众，投入到对我的揭发批判和斗争之中。于是，他们第二天召集骨干和积极分子会议，把正在东北嫩江农场劳改的高玉升1965年5月15日针对我写的专题揭发材料在会上宣读，然后让与会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回去写大字报，形成一种对我的“泰山压顶之势”。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关于《真理革命党》的问题。50年代反右派运动以后，中国人在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全民陷入狂热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和大办食堂的运动之中，结果由于虚报浮夸，弄虚作假，到50年代末期，中国农村出现了大饥荒，成千上万的人饿死；而在城市里，大家的粮食定量开始下调，许多人吃不饱肚子，出现浮肿病。

   在这种形势下，据我所知，北大、清华，哈尔滨军工等高校，一批关心政治和忧国忧民的年轻大学生，自动组织一些马列主义研究小组，研究中国的目前形势和中国的出路。这些学习小组在研究和讨论中，由于涉及到毛泽东制定的方针政策是否具有合理性等等，结果很快被校方发现，陆续并被打成“反革命性质”的小集团，对参加者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惩处。当时一些高校发生的这类事件，都列入中共的机密，除少数人通过亲朋好友的口耳相传，得知一些零星消息以外，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内情。

我们中戏戏剧文学系60级，有一位叫高玉升的同学，他竟然突发奇想，于1962年组织了一个《真理革命党》，并制定了党纲党章，其宗旨就是要改朝换代，明火执仗地要推翻共产党的统治，建立新政权。从62年开始，高玉升秘密在校内外招兵买马，仅在校内戏文系就试探过7个拉拢对象，其中就包括我。因为他知道我出身成分不好，既不是党员，又不是团员，喜欢钻图书馆，按当时的说法是走“白专道路”。但他没有想到，我当时正在积极争取入团，在个别交谈中我发现高玉升有些言论很离谱，就向班上的团组织做了汇报。高玉升意识到我的告密以后，曾经对我进行过一系列打击报复，他1965年5月15日在劳改农场写的揭发材料，仍然是实施一次新的报复。

   我知道领导班子的意图以后，心想我仍然需要采取主动行动。于是，我回家把保留的大学时期写的那两篇与高玉升有关的日记，复写两份，一份交四连领导，一份自己留底。

   四连领导班子召开过骨干和积极分子会议以后，刘培华等人连夜写了针对我的大字报，另外由指导员周晓山、连长杜方、政工组副组长毛奇峰也联名写了一张题目叫《扫除拦路虎，踢开绊脚石》的大字报，贴在楼上最醒目的地方。这张大字报说我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不注意思想改造，在大学读书期间就坚持反动立场，发表不少反动言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成为响当当造反派以后，以革命者自居。现在面对群众揭发出来的严重问题，要么若无其事，要么反驳解释，态度极不端正等等。看来，领导班子抛出“重磅炸弹”以后，对我果然形成一种泰山压顶之势，使我预感到一场针对我的狂风暴雨即将来临。

7、办公室的讯问

  运动形势发生变化，领导决定趁热打铁。

  那是1970年8月29日周六的早读后，刘培华走到我面前，通知我去四连办公室。一进办公室，除了刘培华以外，只见里面坐着指导员周晓山、连长杜方、政工组副组长毛奇峰，还有周晓山的贴身秘书徐立身，据说娄广华去四川搞外调。

这里需要简单介绍一下周晓山和毛奇峰，周晓山是原省文化局局长兼党组书记，所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被揪出来，成为省文化系统头号走资派（见笔者即将写出的《批斗走资派周晓山》一文）。经过三四年七斗八斗，发现他主要是忠实执行所谓“周扬文艺黑线”，没有其它大问题，加之他是年轻时期就参加了贵州地下党，是老革命，资格老，所以，在军代表全面接管各单位以后，组建新的领导班子，周晓山便复出当了四连的指导员，又成了这批原省文化局干部的顶头上司。由于他文化水平不高和工作能力不强，文革前就给他配了一个贴身秘书叫徐立身，负责起草文件报告之类公文，现在周晓山复出，又把此人放在身边。毛奇峰是部队转业干部，原省文化局的艺术处副处长，他长得高大帅气，有点像美国大兵，所以，文革前周晓山曾经开玩笑，说他像美国派来的特务。实际上，周晓山和毛奇峰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党员干部，他们多是奉上级指示办事；真正怀着险恶用心和丧失人性的则是娄广华和刘培华这样的人物。

   让我坐下以后，周晓山板着面孔问，你在大学读书期间，有没有反动言论？

   我说，没有。心想，这是针对高玉升的揭发进行审问。

   没有？你敢保证吗？周晓山严厉地问。

   我说，如果有反动言论，我大学毕业鉴定上会写上一笔的，组织查看一下我的档案就一清二楚了。

   周晓山说，刘少奇的档案也写得很好，不然他会当国家主席？告诉你，你大学的同学高玉升揭发你，在62年，你在他面前发表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时间、地点都写得清清楚楚。

   我说，高玉升是我们戏文系出现的反革命组织《真理革命党》的首犯，由于他在我面前散布反动言论，试探我的态度，企图拉我下水，我把这种情况向党组织做了汇报，所以，他怀恨在心，用编造谎言来陷害我。这从我向领导班子提供的两篇日记中，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周晓山说，高玉升的揭发材料是经过北京市公安局审核，并且盖有北京市公安局的公章，难道会是假的？

   我说，我多次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和社教运动，我们在工作中一直强调要重事实，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反革命分子高玉升多次陷害我，我可以拿出一些事实来证明。所以，他1965年5月15日的揭发，我可以肯定，是对我继续进行报复和陷害。

   毛奇峰这时插话说，你告诉我，潘文鸣，你和高玉升有没有过个别谈心聊天？

我说，有过。

   毛奇峰说，既然有过，就不可能仅仅他一个人谈，你一直保持沉默，你肯定是和他聊天聊得很投机，然后回去你觉得不对头，写了日记，为了入团，你才向组织汇报。你汇报的内容，都是高玉升如何讲，而你自己讲了什么，却只字不提。难道情况不是这样吗？

   我说，毛奇峰同志，你这完全是想当然，犯了主观主义错误。

   毛奇峰马上激动起来，瞪大双眼，提高声音:什么？你还不服气？你还想反攻倒算，倒打一耙？告诉你，你的问题十分严重，你要老实一点！你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你和一切反动分子一样，绝不会有好下场……

   我想，现在你毛奇峰是四连政工组副组长，你以势压人，我没办法。我现在只能忍受你们这些辱骂。

   一直默默注视着我的刘培华说，根据你的阶级出身，你的现实表现，高玉升对你的揭发是符合你的思想实际的。案发以后，在高玉升家里抄出他的日记，发现你在日记中记下高玉升的话，他在日记中记下你的话，你们两个人的日记是完全对的上号的。

   大学时期的日记，我在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中，基本都烧了，但有关和高玉升接触的两篇，还有64年高玉升案破获以后在班上进行批斗的记录，我还是保留下来。在被列入审查对象以后，我又重新看了一遍。所以，我马上揭穿刘培华编造的谎言，说案件破获以后，戏文系领导王爱民老师曾经在会上讲，高玉升非常狡猾，他在62年就把自己的有关罪证材料包括日记，都全部销毁。所以，刘培华同志刚才的讲法与实际是不符的。

   这时，周晓山有些不耐烦了。他说，你潘文鸣看了大家写的大字报没有？你如果觉得不够多，我们可以继续发动群众，一夜之间，把整个大楼的楼道贴满。

   我心想，这种虚张声势有作用吗？

   这时，一直担任记录的徐立身放下笔也帮腔说，告诉你，潘文鸣，我也要写你的大字报。心想，紧跟领导，是你徐立身的习惯和义务。

   周晓山最后警告我:潘文鸣，你已经成了运动的拦路虎和绊脚石。看来，只有对你七斗八斗，你才会老实一些。现在是运动后期，你如果顽固不化，态度不老实，你会后悔一辈子，包括你的老婆孩子也要跟着你受影响！

   今天暂时先跟你谈这些，你回去好好考虑考虑，下星期向群众做个检查交代，并且听听群众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