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闷岁月里的众生（续完）
谎言和真相
——陈宏涛谈关于北大召开座谈会的假新闻和真实情况
了解袁木其人，读者可以在网上搜素。当时他作为国务院的新闻发言人，在学潮期间是中共用来和学生周旋的一个名人，世人称他为“老油条”，又有人说他是中共的戈贝尔。
在下面的谈话记录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六四镇压后，经过半年的时间，中共当局以为机枪坦克的威力，加上半年的清查和洗脑，北大的学生恐怕变老实了，再也不敢挑战政府。没想到，北大的学生仍然表现得勇敢无畏，他们让袁木一伙在北大碰了一鼻子灰。二、随行的新华社记者的任务原本是，报道袁木一行如何和北大的学生对话，如何受到学生的欢迎，袁木又是如何进行洗脑……然后发布新闻，让全国人民知道北大人已经屈服。此用心十分险恶。结果事实和中共这些人的愿望恰恰相反。
怎么办？只好编造假新闻，欺骗国人。网上传邓亚萍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从未发过假新闻，这个例子怎么解释？
年底，陈宏涛从北京回来探亲，晚饭后，我与妻子去探望他。（关于陈宏涛夫妻，分别见《理想与信念的破灭》第8节和《沉闷岁月里的众生》第2节）
敲开陈家门，见陈宏涛一家三口正在吃晚饭，六岁的独姑娘边吃饭边看电视。陈妻吴晓兰放下碗，为我们夫妻倒了两杯水，放在茶几上，问我们是否吃过饭。我赶忙讲，已经吃过，不要客气，我们是来看看陈宏涛。
吃了饭，陈宏涛喝了口水，坐在沙发上，问了问我半年来学院里的情况，然后问我：
“头几天国内各大报上都发了一条新华社的新闻稿，题目叫《袁木等同志与北大同学座谈国内外形势》，你看了没有？”
我说，没注意。现在很少看报纸、电视。
陈讲，这篇电讯稿讲，在热烈的气氛中，袁木同志首先发表了一小时的即席讲话，然后在稿子的结尾又说，袁木等同志又用了一个多小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坦诚的态度，根据他们个人的认识，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许多有关国内和国际形势问题。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和融洽。结束时，许多同学高兴地簇拥着袁木、汪家谬、袁立本等同志，热情地把他们送出会场…
陈说，报纸上完全是编造的谎言，实际情况恰恰和报纸上讲的相反。
我是研究生院比较文学研究生的党总支委员，袁木他们没来之前，总支就开会通知，说要选四百名比较可靠，比较听话的研究生和大学生去参加这次座谈会，并且发了入场券，我当时自然有一张。可是，袁木他们要来北大开座谈会的消息不胫而走，会还没召开，北大的学生和教师差不多都知道了。开会那天，把门收票的人根本没办法阻拦要进去的同学，不管有票没票，一下子涌入会场的，有六百多人，台上台下，挤得满满的，连袁木他们的脚下都坐着不少同学……
座谈会开始，主持人对着话筒刚刚讲了两句话，台下马上有人提出，你们是经过一定民主程序被罢免的原学生会和研究生会的负责人，你们无权站在台上主持这个座谈会。这个抗议虽然不是针对袁木等人，但作为官方代表，坐在主席台上，亲眼看见北京血腥镇压之后，民主运动虽然失败了，而北大学生的民主理念和捍卫民主的勇气，却没有被摧毁。这是出乎袁木和袁立本等官方代表的意料的。我注意看了一下他们的脸色，他们个个面无表情，显得十分尴尬。
袁木讲话前，先来个老王卖瓜，说他很荣幸地收到北大政治系的邀请，邀请他担任北大的名誉教授。由于工作太忙，他已经谢绝了这个邀请。他的话刚刚讲到这里，校方领导马上当场指出，北大只授予外国著名专家学者名誉教授头衔，从未授予过国内任何人名誉教授的头衔，而且这种授予要经过校学术委员会全会讨论通过。至于我校个别系领导邀请某位校外知名人士来学校上课，或者口头以名誉教授相称，那是他个人意见，不能代表校方，更不能代表校学术委员会的集体决定。
校领导的话音一落，在场同学马上热烈鼓掌，袁木的脸立刻红起来。这掌声就像在打他的耳光，他讨了个没趣！
报上讲“会场气氛十分热烈”。的确，从会议开始，直到座谈会结束，倒一直是热烈的。但这种热烈，却是使几个官方代表感到难堪的热烈。除了会议开始和袁木开场白遇到的两个令他们很尴尬的插曲外，袁木讲话时，遇到的麻烦更大。袁木没讲几分钟，在场学生就不断向他递条子，不断地向他提问，也不断地对他的讲话发出嘘声，弄得袁木非常狼狈，有时甚至气急败坏地拍起了桌子——就是这种性质的“热烈”！
比如，在袁木讲话时，有的同学直截了当地问：
“按我国法律规定，拘捕人以后，经过两到三个月的调查，就必须进行审判。为什么把王丹抓了半年时间，到现在还不审判？”
袁木说：“我对法律不太熟悉。”
“那么我们想去探望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他的关押地点？”又有人问。
“王丹关在什么地方，我也不清楚。”袁木把脸转向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不知立本同志是否清楚？”
“我也不太清楚。”袁立本冷冷地说。
袁木按着他的意图，想向北大学生介绍一下国内的经济形势，台下的大学生纷纷发出嘘声，有的则喊：
“不听，不听！”
学生递的条子一个接一个，一会儿就一大叠。袁木看了条子，合他意的，他想讲的，他就念一下条子，讲一讲；不合他意的，不想讲的，就放在一边。结果，他想讲的，大家不愿意听；大家感兴趣的，他不想讲。有的同学干脆就不再写条子，直接问：
“请问，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是不是个独裁者？”
袁木按中央指示精神，陈述了他的看法。又有人接着问：“是不是他下令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两千多示威群众？”
没等袁木讲完，还有人问：“邓小平是不是独裁者？”
袁木说，我个人认为，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名符其实的总设计师，他是很有民主作风，能够倾听各种不同意见的……下面马上发出叫喊声，嘘声，嘲笑声……。弄得袁木脸色十分难看，一阵青，一阵白；副市长汪家谬一直板着面孔，一言不发；袁立本除了回答袁木那句问话以外，也是什么也没讲。
报上讲，袁木讲了一两个小时，实际上他讲话的时间加在一起，连四十分钟的时间都不到。临走时，他们也是在哄笑声中，嘲笑声中离开会场。根本不存在报上讲的，什么“许多同学高兴地簇拥着袁木等同志，热情地把他们送出会场”。这完全是颠倒黑暗白的胡编……
“莫非校领导没有在场？”我问。
“咋没在，”陈宏涛说，“校党委书记王学珍一直坐在主席台上，始终沉默不语。估计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
“袁木等人回去一汇报，大概王学珍的校党委书记的乌纱帽就保不住了。”我说。
“很有可能。”陈宏涛讲，“为了加强北大的领导力量，已经派来一个新校长。他一来北大，就邀请四十名知名教授开座谈会，结果到会的只有十四位。这位校长讲了一通以后，要求大家谈谈关于如何搞好北大的教书育人，培养四有新人的想法。与会者知道新校长是代表政府来做工作的，便一言不发。著名学者季羡林一直是仰头望天花板，谢冕平日不抽烟，那次会上斜着脸，嘴里叼颗烟，大家都装哑巴。”
我说，听说董学文、何兴都站出来表态写文章，支持当局的？
“这些人是想趁机在政治上捞点油水。可是，和过去不同的是，他们都非常孤立：大家要么是不理他们；要么是见面拿他们开玩笑，说什么政治局决定要让你们去中宣部当副部长了；老姚文元入狱了，新姚文元该接班了，等等。”
我说，看来大学校园里的师生并没有被吓倒。不过，听说北京抓了不少人？
陈宏涛说：“镇压后，据说北京抓了近四千人，现在已经放了四百多。被抓的人里，多数是阻拦解放军入城的。真正大学生并不多。”
我又问，对齐奥塞斯库被赶下台，学生有什么反映？
陈宏涛说，齐奥塞斯库下台，抓住很快判了死刑，这个消息传来，北大师生无不感到大快人心！那两天，北大校园里的啤酒销售一空，人们纷纷举杯庆贺。在食堂里，人们见面都喜笑颜开。有的说，“刽子手不会有好下场”；有的则说，“这是恶有恶报！”有几栋宿舍楼的同学则敲洗脸盆，敲碗，大喊大叫，有的则唱崔键那首《一无所有》，或者是唱《国际歌》……一些便衣在学生宿舍楼附近走来走去。总之，大家心中太压抑了，遇到这个机会，就用各种方式来发泄。据说，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学生则自发地在校园内举行了游行……
我说，真不知道中国的前途命运如何。
陈说，从北大来说，学生都在拼命学外语，千方百计想出国。
“控制这么严，出得去吗？”我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反正各有各的路子，人们对共产党已经彻底不抱希望，只有出国一条路。据我所知，已经出去不少了。连乔石的女儿都出去了。”
陈宏涛接着说，当然，多数知识分子只能留在国内，他们中除少部分仍然死心踏地为共产党效力外，多数在政治上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有觉悟的工人，特别是走上街头支持过学生运动的工人，他们的不满情绪仍然存在；参加民主运动的大学毕业生，大多数都被分到穷乡僻壤，有的充军发配到边疆。当局也清楚，以上这些措施，目的是惩罚参加学潮的学生，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对他们当权者自己也相当不利。但他们掌握了国家机器，手中握有枪杆子，不管是知识分子，或是青年学生，以及一部分有觉悟的工人，都没办法动摇他们的独裁统治。看来，只有中国广大群众的觉悟进一步提高，像苏联和东欧那样，一些掌握军权的军官也觉悟起来，关键时刻能站在人民一边，才有可能改变中国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建立民主政治。
我说，如果党内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领导人，也可能有希望。
陈说，那也要有多数人的觉醒，不然，悲剧仍然会照样发生……
看看表，已快十一点了，我们夫妻告辞。
（ 1989年12月31日）
谎言和真相
——袁木等去北大开座谈会的实况
了解袁木其人，读者可以在网上搜素。当时他作为国务院的新闻发言人，在学潮期间是中共用来和学生周旋的一个名人，世人称他为“老油条”，又有人说他是中共的戈贝尔。
在下面的谈话记录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六四镇压后，经过半年的时间，中共当局以为机枪坦克的威力，加上半年的清查和洗脑，北大的学生恐怕变老实了，再也不敢挑战政府。没想到，北大的学生仍然表现得勇敢无畏，他们让袁木一伙在北大碰了一鼻子灰。二、随行的新华社记者的任务原本是，报道袁木一行如何和北大的学生对话，如何受到学生的欢迎，袁木又是如何进行洗脑……然后发布新闻，让全国人民知道北大人已经屈服。此用心十分险恶。结果事实和中共这些人的愿望恰恰相反。
怎么办？只好编造假新闻，欺骗国人。网上传邓亚萍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从未发过假新闻，这个例子怎么解释？
年底，陈宏涛从北京回来探亲，晚饭后，我与妻子去探望他。（关于陈宏涛夫妻，分别见《理想与信念的破灭》第8节和《沉闷岁月里的众生》第2节）
敲开陈家门，见陈宏涛一家三口正在吃晚饭，六岁的独姑娘边吃饭边看电视。陈妻吴晓兰放下碗，为我们夫妻倒了两杯水，放在茶几上，问我们是否吃过饭。我赶忙讲，已经吃过，不要客气，我们是来看看陈宏涛。
吃了饭，陈宏涛喝了口水，坐在沙发上，问了问我半年来学院里的情况，然后问我：
“头几天国内各大报上都发了一条新华社的新闻稿，题目叫《袁木等同志与北大同学座谈国内外形势》，你看了没有？”
我说，没注意。现在很少看报纸、电视。
陈讲，这篇电讯稿讲，在热烈的气氛中，袁木同志首先发表了一小时的即席讲话，然后在稿子的结尾又说，袁木等同志又用了一个多小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坦诚的态度，根据他们个人的认识，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许多有关国内和国际形势问题。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和融洽。结束时，许多同学高兴地簇拥着袁木、汪家谬、袁立本等同志，热情地把他们送出会场…
陈说，报纸上完全是编造的谎言，实际情况恰恰和报纸上讲的相反。
我是研究生院比较文学研究生的党总支委员，袁木他们没来之前，总支就开会通知，说要选四百名比较可靠，比较听话的研究生和大学生去参加这次座谈会，并且发了入场券，我当时自然有一张。可是，袁木他们要来北大开座谈会的消息不胫而走，会还没召开，北大的学生和教师差不多都知道了。开会那天，把门收票的人根本没办法阻拦要进去的同学，不管有票没票，一下子涌入会场的，有六百多人，台上台下，挤得满满的，连袁木他们的脚下都坐着不少同学……
座谈会开始，主持人对着话筒刚刚讲了两句话，台下马上有人提出，你们是经过一定民主程序被罢免的原学生会和研究生会的负责人，你们无权站在台上主持这个座谈会。这个抗议虽然不是针对袁木等人，但作为官方代表，坐在主席台上，亲眼看见北京血腥镇压之后，民主运动虽然失败了，而北大学生的民主理念和捍卫民主的勇气，却没有被摧毁。这是出乎袁木和袁立本等官方代表的意料的。我注意看了一下他们的脸色，他们个个面无表情，显得十分尴尬。
袁木讲话前，先来个老王卖瓜，说他很荣幸地收到北大政治系的邀请，邀请他担任北大的名誉教授。由于工作太忙，他已经谢绝了这个邀请。他的话刚刚讲到这里，校方领导马上当场指出，北大只授予外国著名专家学者名誉教授头衔，从未授予过国内任何人名誉教授的头衔，而且这种授予要经过校学术委员会全会讨论通过。至于我校个别系领导邀请某位校外知名人士来学校上课，或者口头以名誉教授相称，那是他个人意见，不能代表校方，更不能代表校学术委员会的集体决定。
校领导的话音一落，在场同学马上热烈鼓掌，袁木的脸立刻红起来。这掌声就像在打他的耳光，他讨了个没趣！
报上讲“会场气氛十分热烈”。的确，从会议开始，直到座谈会结束，倒一直是热烈的。但这种热烈，却是使几个官方代表感到难堪的热烈。除了会议开始和袁木开场白遇到的两个令他们很尴尬的插曲外，袁木讲话时，遇到的麻烦更大。袁木没讲几分钟，在场学生就不断向他递条子，不断地向他提问，也不断地对他的讲话发出嘘声，弄得袁木非常狼狈，有时甚至气急败坏地拍起了桌子——就是这种性质的“热烈”！
比如，在袁木讲话时，有的同学直截了当地问：
“按我国法律规定，拘捕人以后，经过两到三个月的调查，就必须进行审判。为什么把王丹抓了半年时间，到现在还不审判？”
袁木说：“我对法律不太熟悉。”
“那么我们想去探望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他的关押地点？”又有人问。
“王丹关在什么地方，我也不清楚。”袁木把脸转向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不知立本同志是否清楚？”
“我也不太清楚。”袁立本冷冷地说。
袁木按着他的意图，想向北大学生介绍一下国内的经济形势，台下的大学生纷纷发出嘘声，有的则喊：
“不听，不听！”
学生递的条子一个接一个，一会儿就一大叠。袁木看了条子，合他意的，他想讲的，他就念一下条子，讲一讲；不合他意的，不想讲的，就放在一边。结果，他想讲的，大家不愿意听；大家感兴趣的，他不想讲。有的同学干脆就不再写条子，直接问：
“请问，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是不是个独裁者？”
袁木按中央指示精神，陈述了他的看法。又有人接着问：“是不是他下令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两千多示威群众？”
没等袁木讲完，还有人问：“邓小平是不是独裁者？”
袁木说，我个人认为，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名符其实的总设计师，他是很有民主作风，能够倾听各种不同意见的……下面马上发出叫喊声，嘘声，嘲笑声……。弄得袁木脸色十分难看，一阵青，一阵白；副市长汪家谬一直板着面孔，一言不发；袁立本除了回答袁木那句问话以外，也是什么也没讲。
报上讲，袁木讲了一两个小时，实际上他讲话的时间加在一起，连四十分钟的时间都不到。临走时，他们也是在哄笑声中，嘲笑声中离开会场。根本不存在报上讲的，什么“许多同学高兴地簇拥着袁木等同志，热情地把他们送出会场”。这完全是颠倒黑暗白的胡编……
“莫非校领导没有在场？”我问。
“咋没在，”陈宏涛说，“校党委书记王学珍一直坐在主席台上，始终沉默不语。估计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
“袁木等人回去一汇报，大概王学珍的校党委书记的乌纱帽就保不住了。”我说。
“很有可能。”陈宏涛讲，“为了加强北大的领导力量，已经派来一个新校长。他一来北大，就邀请四十名知名教授开座谈会，结果到会的只有十四位。这位校长讲了一通以后，要求大家谈谈关于如何搞好北大的教书育人，培养四有新人的想法。与会者知道新校长是代表政府来做工作的，便一言不发。著名学者季羡林一直是仰头望天花板，谢冕平日不抽烟，那次会上斜着脸，嘴里叼颗烟，大家都装哑巴。”
我说，听说董学文、何兴都站出来表态写文章，支持当局的？
“这些人是想趁机在政治上捞点油水。可是，和过去不同的是，他们都非常孤立：大家要么是不理他们；要么是见面拿他们开玩笑，说什么政治局决定要让你们去中宣部当副部长了；老姚文元入狱了，新姚文元该接班了，等等。”
我说，看来大学校园里的师生并没有被吓倒。不过，听说北京抓了不少人？
陈宏涛说：“镇压后，据说北京抓了近四千人，现在已经放了四百多。被抓的人里，多数是阻拦解放军入城的。真正大学生并不多。”
我又问，对齐奥塞斯库被赶下台，学生有什么反映？
陈宏涛说，齐奥塞斯库下台，抓住很快判了死刑，这个消息传来，北大师生无不感到大快人心！那两天，北大校园里的啤酒销售一空，人们纷纷举杯庆贺。在食堂里，人们见面都喜笑颜开。有的说，“刽子手不会有好下场”；有的则说，“这是恶有恶报！”有几栋宿舍楼的同学则敲洗脸盆，敲碗，大喊大叫，有的则唱崔键那首《一无所有》，或者是唱《国际歌》……一些便衣在学生宿舍楼附近走来走去。总之，大家心中太压抑了，遇到这个机会，就用各种方式来发泄。据说，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学生则自发地在校园内举行了游行……
我说，真不知道中国的前途命运如何。
陈说，从北大来说，学生都在拼命学外语，千方百计想出国。
“控制这么严，出得去吗？”我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反正各有各的路子，人们对共产党已经彻底不抱希望，只有出国一条路。据我所知，已经出去不少了。连乔石的女儿都出去了。”
陈宏涛接着说，当然，多数知识分子只能留在国内，他们中除少部分仍然死心踏地为共产党效力外，多数在政治上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有觉悟的工人，特别是走上街头支持过学生运动的工人，他们的不满情绪仍然存在；参加民主运动的大学毕业生，大多数都被分到穷乡僻壤，有的充军发配到边疆。当局也清楚，以上这些措施，目的是惩罚参加学潮的学生，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对他们当权者自己也相当不利。但他们掌握了国家机器，手中握有枪杆子，不管是知识分子，或是青年学生，以及一部分有觉悟的工人，都没办法动摇他们的独裁统治。看来，只有中国广大群众的觉悟进一步提高，像苏联和东欧那样，一些掌握军权的军官也觉悟起来，关键时刻能站在人民一边，才有可能改变中国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建立民主政治。
我说，如果党内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领导人，也可能有希望。
陈说，那也要有多数人的觉醒，不然，悲剧仍然会照样发生……
看看表，已快十一点了，我们夫妻告辞。
（ 1989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