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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闷岁月里的众生(4)

沉闷岁月里的众生(4)

博客

     阮老师介绍南京写作会议上的情况

     

       8090年代的学术交流会议,笔者多次有幸参加。这些会议,多数是各地到会人员互通信息,交朋结友,旅游散心,以及吃吃喝喝,真正学术交流所占时间甚少。而六四以后,则完全成了情况通报会。就是说,与会人员的心思不在学术交流上,而是交换六四镇压和清查运动在各地是如何进行的,下一步该如何应对,中国的前途命运如何?……

    阮老师说,古人讲,哀莫大于心死。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处于心死的状态。近十年的改革开放,刚刚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一镇压,谁还再有积极性?

 

       阮老师三十年代生人,五十年代从高校中文系毕业。当时,他是那种所谓“又红又专”的好学生,所以,一毕业便留校任教。屈指算来,他已有二十多年教龄和近三十年的党龄。阮老师是个聪明人,也很有能力,可不知为什么,他的仕途一直不顺,始终是个教研组长。有人说,这主要是因为阮老师太风流,甚至有人说的更难听,说他作风有问题。那个年代,一提哪个人作风不好,领导就不敢重用提拔了。其实,他在六十年代和妻子离异之后,作为一个单身男人,他的确接触过不少女性。当时,一个单身男人,或者一个单身女人,如果接触异性多一些,人们往往会有看法,并且认为这就是作风有问题。其实,现在来看,那无非是一种选择,也算不上是什么作风问题。

阮老师经过七八年的选择,最后找了一个年轻的农村姑娘为妻。阮老师从小生长在远离大城市的偏远小县城,二婚妻子又是个农村姑娘,所以他对农村的黑暗和贫穷比较熟悉,特别是对六十年代农村饿死人的惨景,亲眼目睹,谈起来如历历在目。

阮老师多年来,一直上写作课。快三十年的教书生涯,在死水一潭的高校里,是很容易把人的志气消磨掉,让人变成一个捧着教材混饭吃的教书匠的。但阮老师对文学的兴趣一直很浓,在内心深处,一直有当作家的愿望。四人帮垮台以后,在清算文化专制主义的背景下,文学艺术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局面,许多年轻的文学爱好者,纷纷拿起笔来,投身文艺创作。在这种形势下,阮老师也把自己关在屋里,潜心文学创作,写了好几篇小说。没想到,送到省市文学期刊编辑部,竟发出了两篇,而且还受到了好评。这对年近五十的阮老师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鼓舞!然而,到八十年代中期,一批年纪更轻、才气更高的文学新秀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阮老师那些小说稿子在编辑部一压就是一两年,几乎很难再发出来。他渐渐意识到,写小说的路对他来说,是很再走下去了。但是,他不甘心,他写散文、编教材,研究小说技巧,陆陆续续出了不少书。在省内外教写作的高校教师中,也算是有一定才气,有一定成就的教师。

可是,阮老师虽然头脑很灵,又很早入党,但在仕途上却一直不顺,连个系主任都没混上,始终是一个教研室负责人,科级干部。这在学而优则仕的中国社会,对他来说,无疑有一种怀才不遇的失落感。再一个就是婚姻失败,中年离异,给一儿一女的心灵造成不少创伤。五十多岁,找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农村姑娘结为夫妻,又引来不少闲言淡语,加上夫妻间的文化差异太大,阮老师心灵深处的忧伤,更是可想而知。还有,就是八九年六四以后,按常规,阮老师由副教授晋升正教授本不存在什么问题。可是,这次申报职称条件中,加了一条,就是必须在动乱期间表现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或者说,至少是没参加过游行示威,没参加过追悼会之类的活动。阮老师从来不是那种头脑冬烘僵化的教书匠,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经历了那么多政治运动,对共产党的那一套早已看得清清楚楚,自然不会站在学潮的对立面。六四以后,在评职称的关键时刻,有人检举,说他虽然没参加游行,但参加了六月五日学生举行的追悼会。阮老师知道以后,曾经愤愤地说,当初我还不如参加民主党派。参加民主党派,自己遭整,还有组织为自己出面讲话;在共产党里,我遭共产党整,谁替我讲话?

大约是在八份,他以省写作学会副会长的名义,到南京去参加全国写作学会的学术年会。回来后,他简单向我介绍会上的情况,他说,在会上会下,我没有发现一个支持政府当局的人。我发现人们谈到六四和学潮时,都对邓小平、李鹏的镇压表示不满,有的甚至非常愤慨。会下有位山东师大的老师告诉我,他们学校的党委在北京学生集体绝食时,曾经集体给党中央拍过电报,要求中央领导人出面接见学生。还有一位西安师大的老师告诉我,他们学校的师生曾经在布标上写过“绞死李鹏”的大标语,从楼顶垂到楼下。广大师生看了无不拍手称快!从会上谈到的情况来看,全国几乎没有一所大学没有卷入学潮,这说明这场运动有着多么广泛的群众基础。也可以说,这次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反映了全国绝大多人民的愿望。除了少数搞官倒的特权阶层,除了少数头脑极端僵化而手里又掌权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什么人反对这次学潮。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李鹏一伙不仅出动军队进行血腥镇压,而且还在全国进一步搞清查,制造新的冤假错案,这必然会加深矛盾,使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对共产党的不满情绪越来越严重。他说,中央里的决策人真是太不明智。

他还提到这样一件小事,就是有位上海教师想托他买一本《山坳上的中国》。那位老师说,《山坳上的中国》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作者是中山大学一位很有才气的中年教师。这本书出版后,在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他曾经从朋友处借来翻了翻,觉得书作者对中国社会各领域中存在的问题认识很深刻,值得细读。他希望我回来在书店里帮他找找,倘若有,买一本给他寄去。可是临走前,他又说,算了,不买了,也不给你添麻烦了。我问他为什么又不想买了?他说看了以后,问题依然是问题,我们这些人起不了一点作用,无非是增加一些烦恼,徒劳无益。讲完之后,他和我握手告别,脸上充满忧伤和无奈……

阮老师说,从这件小事中,也可以反映当前不少知识分子的心态——一方面忧国忧民,对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十分关心,对比较真实地揭示中国社会现状的文艺作品,对深入思考中国社会问题的学术著作,千方百计想找来读一读;另一方面,六四以后不少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已经失去信任,不抱希望,便灰心丧气,想从此不再过问政治,在庸庸碌碌中了此残生。

阮老师说,古人讲,哀莫大于心死。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处于心死的状态。近十年的改革开放,刚刚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一镇压,谁还再有积极性?

我听了,只能点头叹息!

                                                                               (198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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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潘文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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