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和美国认识的日本人

除了转机以外，还没有去过日本，当然是计划去一次的，但是日本人却认识一些，从读大学时期到现在—如果算上第三代日裔的话。

一

最早认识的日本人是大学时代我们学校的留学生满石直树。记得是一个女同学介绍我认识了他，然后我和他互相教对方自己的语言。一点日语，就是从他这里学的。他相貌平平，但总是满脸笑容，为人诚恳。199５年寒假之前，他提出，他想来贵州旅游，希望能来我家做客。我马上表示欢迎，觉得这个计划非常有趣，反正假期在家也没什么事，有日本朋友来旅游，不是很好玩吗？

我回到贵阳，立即把这件事告诉了高中的好朋友余某，因为他家有一辆白色的小货车，他那时刚学会开车，经常开着满城乱窜，总是不经通报就得意地出现我家楼下。他那时还秘密地写了一篇很俄罗斯风格的古怪的短篇小说，因此，我给他取了个外号：白车斯基，感觉挺像什么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等到约定到达的那天，我叫上了“白车斯基”去机场接满石和他的好朋友大和，也是日本人。他们并不是从北京飞来贵阳，而是从南京飞来的，原因是，他们专程要去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到了以后，我和“白车斯基”把他们载到一个餐馆，因为“斯基”的爸爸听说要接待日本人，非常高兴，让我们去他经常签单吃饭的一家餐馆，他已经替我们预定了一个小包间，菜都是提前定好的，当然，他自己并没有出现。中国人民太好客了，我现在想。这顿饭吃得很开心，我还记得日本朋友大吃香辣蟹，乐不可支的场面。下面还要讲到，我觉得日本人是直率的。比如，满石直树就向我承认: 他们非常非常喜欢中国菜，但中国菜很油腻，他们吃了总是拉肚子，但拉完又会去吃。

我现在觉得，这真是太感人了。

我们去了一些比较著名的景点。大家都很放松，大和在路过一片菜地的时候，好象还偷了一棵白菜。在一个景点等私人中巴回贵阳的时候，车主喊：贵阳贵阳! 他也跟着喊: 贵阳贵阳! 把我们笑翻了。大和其实长得很帅，又扎着马尾巴，不男不女，他说他觉得自己前世是个印度人…总之他是个善良，聪明，但神经兮兮的人。后来，满石内心过意不去，他觉得给我添了很多麻烦，据说日本人是最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的。他们决定要在看起来最好的地方请我们吃饭以表示答谢。那时三十三层的贵州饭店是最高建筑，也是最好的酒店。他觉得去那里才体面，我们就在贵州饭店中餐厅让他们请吃了一顿。

顺带说一句，“白车司机”并不是个混混，后来得过央视的星光奖，虽然用我当时的话说，他是个“以社会贤达面目出现的社会闲杂。”

我毕业的时候，满石直树和大和把我送到机场。当时满石有个女朋友，日本人。我们在北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我注意到这女朋友，洋子，走路总落后我们半步，感觉有些奇特。后来他给我写信，还提到来贵州旅游的事情，一再表示感谢，说希望一直做朋友。

毕业回日本以后，满石回到家乡福冈做了一名外事警官，主管中国人参与的犯罪，呵呵。有一次，他来信问起有关三峡工程的事。我想，三峡工程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对该工程既没有更多信息，也可以说没有什么兴趣，能告诉你什么呢? 另外，日本人…哼…打听这样的重大项目干什么，图谋不轨？我不会和你讨论什么三峡工程的。于是不再回信，我们的联系就此中断了。

去年我回到国内的家里整理多年前的信件，读到他当时写的那些话，仍然觉得是诚恳的，回到美国以后，就给他按原来那地址寄了一张卡，但也很快就忘了。想不到很快就收到了他的电子邮件，他说他在Facebook 上找过我，不过我发现是我的一个不用的FB，我用常用的那个加了他，看见他有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老婆不是当年的女朋友，业余爱好是摩托车。一切都很完美，他和我当年感觉的一样，是一个非常主流的，靠谱的人，一个很棒的family man。我问他，你还能来北京吗？或者来美国玩？他说，日本警察在退休以前是不能出国的。

总之，和他重新联系上是一件很让人兴奋的事情。

二

在我读博时期，认识了几个日本留学生。其中一个小女孩叫久美子，是我做TA 时班上的交换生。班上绝大部分是美国学生，所以她比较突出，另外，似乎亚洲人之间的交流更容易上轨道，我觉得。她热情而且可爱，说她想学习中文，她可以教我日语，然后我们定期见面。这样见面了一次，我不是很想继续，好象是觉得不愿意在TA 和某个学生之间有太密切的关系，觉得自己算半个老师，应该更专业一点!  有一次她请我去参加日本本科学生的聚会。这些日本学生用韩国泡菜煮火锅，吃完就各自喝酒聊天，也有几个美国人在其中。当时的印象，日本学生人数并不算特别少，但却从没有固定的学生会组织。我记得这似乎是因为他们在国内的社会组织非常严格和机械，到了国外以后产生一种逆反，更喜欢独来独往，甚至回避其他日本人，不知道是否正确。这里有几个男生也是我认识的，在另外的班上，好几个美国教授都很喜欢这几个日本男生，认为他们非常礼貌而且用功，他们说自己在考试前都习惯通宵复习。

关于日本社会，我觉得有两本日本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写的书是不错的。Chie Nakane 的 Japanese Society 和 Takeo Doi 的  The Anatomy of Dependency 。 综合他们的观点，我得到的印象就是：日本人习惯于在一种固化的，威权的，而且垂直（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当他们在战争中被打败后，也很容易被一种新的威权体制吸纳，所以被俘虏的日本军人个体在经过改造后，为八路军和解放军效力也是非常认真和敬业的。当他们来到西方社会，这种原有的体制和体制化的生存方式不存在了以后，也没有人愿意和能够重新复制国内的那种威权和服从体制，因此就会走向原子化和个体化的另一个极端。另一方面，虽然日本人习惯于（不一定是真正喜欢，只是无法摆脱）集团和家庭的制度结构，但是文化中本身也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在日本人看来，除了父母/孩子的天然血缘关系以外，任何其他关系，包括夫妻关系和兄弟姐妹关系，本质上都是一种自我和“他人”的关系。这种强烈的“他人”意识，是日本人在礼貌，冷静的同时也显得冷淡和冷漠的根本原因。研究者在这里指出，这种疏离感，正是法国小说家加谬在L’Etranger （英译为The Outsider; 中译为《局外人》，这名日本心理学家认为日译《異邦人》不如“他人”准确）中揭示的对人和事漠不关心的状态 。假如中国人能够像日本人这样看待家庭关系，可能很多兄弟姐妹和夫妻之间关于情感付出的纠结可能都不会再有了。但如果这样，中国人也就不是中国人了。

这些男生当中有一个有一次是在我做TA 的一个世界史的大课上。讲到二战，英国籍的教授突然逼问他关于日本侵略东南亚的历史。这个日本学生非常尴尬，面无表情地回了一句：“Whatever you say”。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明显 能感觉到日本年轻人在国内接受的历史教育（日本如何从欧美殖民下解放东南亚）在美国受到的冲击，以及他们内心的顽强抵抗。那个女孩久美子也是很少接触中日关系史这些东西的，有一次，她好奇地问我， 是不是因为当时中国国内，国民党和共产党内战，所以日本就乘机侵略了中国? 我也大致回答是这样的吧 ，因为完整地解释实在太复杂了一点而且我难免会怒火中烧爆发阶级仇和民族恨。算了，我的要求也不高，对她来说，知道日本人干过坏事就不错了。

另一个日本女研究生非常另类。她总是涂着红红绿绿，浓重夸张的眼影，头发不是红色就是蓝色。她说，以她的过了二十五岁的年龄，如果在日本还这样打扮，是不会被社会接受的，所以，她决心留在美国。我想，她的个性在美国才能得到充分的释放。有一次，她选了我们系系主任的一门课。系主任是个瘦小的美国老太太，担任过她那个领域的全美研究协会主席，应该是享有很高学术声望的。但有一次，不知系主任说了什么不对这日本女生口味的内容或观点，她说，她当场就反驳了系主任。叙述这事的时候，她甚至瞪起了眼睛。这也让我有点吃惊，因为我一直以为日本人是特别尊重权威的，这日本女生的做法，让我刮目相看，也可能还是因为脱离了他们国内的环境。

后来，久美子毕业要回国了。她在美国的专业是妇女研究，在日本的人生目标，是做为孕妇接生的工作----不是产科医生，而是民间的“接生婆”。这也难免让我又一点意想不到，但她说起来的时候非常快乐，一点也不觉得这样的工作对一个“海归”来说有什么不妥。她要求来我住的公寓一起吃饭，带来了Yaki Soba, 我好象做了Spaghetti （那时我的烹调技术不行，否则一定会做中国菜。），她把没吃完的Spaghetti用餐盒装了回去，后来又洗干净餐盒，送还给我，和我合影留念。我送了她一个CD，是我从那时网上下载的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中文流行歌曲，包括张宇，黎明，王菲……回到日本后，她寄给我一个CD，却是中国的一支在日本颇流行的“女子十二乐坊”的演奏，另附一张卡。卡上的图虽然是她认为美的，对我来说却有点复杂: 背景是富士山，前景是一群小人，举着太阳旗。那一堆太阳旗在中国人心里会引起的反应，和日本人自己的感受绝对是截然不同的，但她可能永远也无法体会这一点。

不知道她是否如愿当上了接生婆，只知道她后来结婚了，生了两个孩子，很幸福。

 

四

 

关于我接触的日本人的直率，确实是我的感觉。我觉得日本人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比美国人直率得多。美国人，其实才“暧昧”，大概是太注意自我保护，美国人…说话总是字斟句酌，套话连篇，非常圆滑。有一次去开会，在机场因为航班延误和一个日本女学者聊了很长时间。忘了她是否哈佛博士在芝加哥大学做博士后，还是反过来，总之我们聊到了芝加哥大学我们熟悉的领域里一些如雷灌耳的名字。她当即说，美国人是不喜欢非美国人进行理论创建的，所以，他们排挤印度裔的XXX，还排挤来自中国的XXX，然后这两人都离开了。我说，那谁（坐阵的美国大牛）怎么样，她摇头，他这个人不好。这些东西当然也比较八卦，而且无从查证，但是多年过去回想，我觉得她的观察是敏锐的，而表达尤其是非常直率的。

另一个人是现在学校的同事，大约是第三代日裔，但我觉得他的个性和思维方式仍然带有更多日本人的特征（其实，人类学名著《菊与刀》也是对在美日本人，而非本土日本人进行调查的结果）。比如说，和美国同事交流，我会经常感觉对方为了维持一种和谐的外表在伪装，很难知道其真实想法，但这位日裔同事的观点和立场虽然和我时有不同---我站中国角度，他站美国角度，但他却并不伪装，所以我们可以各自表述，各自保留立场。有一次，我们谈到两个美国学生，我是认为两个人都有优点，但他喜欢其中一个，而特别讨厌另一个，就满脸不屑第直接贬斥他“油嘴滑舌”（glib）。其实，美国人是不太会在背后如此“骂”一个学生的，他们总会找出一堆纯属应付的好话，或者什么都不说。对另一个学生，他“要求”她在假期完成论文的一章，这女生也老实地照做，而典型的美国人是不会这样的。美国人会说，well，如果你愿意完成一章，那很好，但是，如果你不愿意，那也可以…说了和没说一样。

 

五

前年，在上海和一个大学同学见面。他的女朋友是个日本人。两人在虹桥机场接了我，打车，女朋友坐前排，听到她对司机说中文“南丹路…”我怀疑简单的对话后，司机不一定能知道她是外国人。一个月内我们在一起吃了几次饭，包括上海本地菜，日本料理，Papa Johns （他们觉得Papa Johns的档次比Pizza Hut 高，这我没有想过）, 三人轮流做东，日本料理自然由她负责。其实她的中文是来上海以后才慢慢学的，她很喜欢上海，觉得上海高度国际化，比东京更国际化，各方面都很好，生活费用又不象日本那么高。而且她的家在发生核泄漏的福岛，更加不愿回去了。同学说，日本人对政府处理福岛事故的方式，也是非常不满的。我问她，你们打算一直生活在上海不回日本吗？ 她竟冷嘲说，不知道，也许有一天，连日本都不存在了。另一次，她又说，虽然日本有各种不安全，比如地震，海啸，但是，既然身为日本人，这些都是你的命，你能怎么样呢。当然，这些比较复杂的内容，她是用英文说的。

第一次，我看到日本人的那种不安和无奈混合的宿命感。同学还告诉我，她确实有对人和事漠不关心的倾向。

六

一次开会，偶然见到日本《读卖新闻》的一位国际事务主管，是在美国长大的日本中年女性，英语地道，态度谦恭。她说，《读卖新闻》从1870年代创办开始就报道中国，最近还报道了中国的反日游行。社交场合，其实我本来不想讲“反日游行”这类的话题，但既然她提到，我也就“严正指出”，反日游行，在很多中国人看来也是不太理性的，但是，这和日本在历史上的战争暴行（war atrocities）和中国人的历史记忆是有关的。她无言以对，点头称是。

 

拉拉杂杂写下一些零散印象，也无法构成什么总体的结论，或许也不需要这样的结论。我猜想，在自己国家以外生活的日本人，保留了很多日本人的特征，但要说区别的话，可能是出国以后的日本人摆脱了国内那种刻板的社会文化以后，变得更随性和更自然。当然，还是计划去一次日本，感受一下生活在日本的日本人和他们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