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向达的受辱和几十年后的思考

北大历史系教授郝斌的《流水何曾洗是非: 北大“牛棚”一角》今年（2014）年一月由台湾大块文化公司出版，立即在网上引来不少关注和评论。托人从香港订购来（港币价比台币原价高了不少），再寄到美国家中，手不释卷地读完，感触真是良多。

关于北大“牛棚”的反人类暴行和受虐者的心境，季羡林的《牛棚杂忆》（1998）写得也十分细致，但《流水何曾洗是非》与之相比，不仅涉及一个人自己的经历，还有众多中国的一流学者的群像，他们中有向达，邓广铭，周一良，罗荣渠，邵循正…作者对于几个当年作恶多端的北大学生红卫兵，直称其名，决不用XXX代替，让人感到畅快。更重要的是，作者对文革中的一系列现象进行的剖析和反思，使得这本书的深度远超过一般的回忆。

作者亲眼目睹著名历史学家，敦煌学的奠基人向达在1966年的一天的受辱经过：红卫兵抄了向达的家（行话曰“采取了革命行动”），发现向达的茶几上放着毛泽东瓷像，对面桌子上是一只张着嘴的老虎。红卫兵（注意此处不是中学红卫兵而是北大的学生）坚持认为老虎张着嘴对着毛主席，说明向达在发泄对伟大领袖的仇恨。

作者描述出身湘西土家族，性格倔犟刚毅（书中有例子，此处不重述）的向达此时“讷讷无言，没有分辩，没有反抗”，“屈倒双膝，跪倒在毛主席像前，并遵照学生的命令一字不差地口念: ‘我有罪！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

四十年后，郝斌对这一幕的反思在于几个方面：一，对于学生的思维逻辑。郝斌写道：

“…也许有人会问:是这两个学生智力低下?还是他们无理取闹? 我们可以断然回答: 都不是! …任何一个人， 包括我， 甚至向达先生本人，凡是亲临其境的,都能真切地感受到，那两个学生是按照自己的认知行事，说话，呼吸，都有一股堂堂浩然之气…我们深知，这不是个人行为，在他们的背后，站着全校的学生，乃至千百万的同龄青少年。”他认为，学生是被控制和操纵的：“在那个年代，在为理性的温床已经形成之际，偏有那么一些人，一些以为民心可用的权术之士，从中操纵，上下其手…他们的推波助澜…害得整整一代青少年染上了恣意追求情绪和暴力的群体性综合症。”

二，对于责任，可能针对前两年有人就红卫兵暴力问题提出追究老师的责任，郝斌指出，如果个别学生有不良行为，老师难辞其咎，但当时的青少年几乎个个如此，“这样的责任，是几个当老师的能担当得起来的吗？”

三，对于向达表现出的和本人“为人憨直，是非分明”的个性不相符的忍耐和顺从，郝斌的推测是：除去无奈以外，“向先生深知，他面对的不只是两个无礼小子， 而是一种社会和时代的病症！在他一位饱谙世事的老人眼里，那两个年轻学生，精神已经处于非常状态，病得不轻，他心生几多怜悯也说不定，有哪家的长者会跟自己的病态孩子去较真呢? 何况，这还是一种配以暴力的‘红卫兵文化’与弱势的正常文化之间的冲突！”郝斌最后把向达的表现解释为一种胸怀。

向达下跪请罪的时候究竟在想什么，旁人都只能推测。在我看来，“胸怀”说可能稍微拔高了一些。我想，当一个铁骨铮狰又饱谙世事的老人，一个学养深厚的智者最后变得如此“讷讷无言”，“屈倒双膝”，也可能是因为他对他所受到的质问所体现出的荒谬和愚昧程度感到震惊和绝望。向达对于国民党政权和日本侵略者都作出过知识份子的鲜明回应，但面对如此愚昧的逻辑，整个时代深入骨髓的病症，倒可能会彻底失语。在经历了“集体拔草”的惩罚和那场著名的“集体罚跪”事件之后，他想必已然明白，他正面对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空前绝后的“病态文化”，而他自己所追求和代表的学术文化，正如郝斌教授所说，只不过是“正常”然而又多么“弱势”的。他已经不可能，也不屑于去解释老虎的口的方向这个无比荒诞的问题，只能选择一种“随你怎么说”的态度了。人面对纯粹的“恶”可能会挺身而出，面对“愚”以及“愚”和“恶”的混合物倒真可能束手无策，缴械投降。

向达于1966年11月24日因病重逝世。

附一篇很好的全面的书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e136f60101ecqu.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