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和罗家伦如何做大学校长

网上关于清华大学校长读不通黄遵宪诗的新闻和评论，曾很热闹了一下，有的还非常刻薄，现在的人民大学招生处长事件，也颇抢眼。恰巧我正在读两本早年台湾出版的书：专记傅斯年的《傅孟真先生年谱》和罗家伦著《逝者如斯集》，虽然其内容几囊括中国现代史诸多重要方面，我在其间倒特地注意了一下两人“做校长”的经历，转述如下。

            两位先生中，傅斯年曾于1945年担任北大代理校长，后在台湾任台大校长，罗家伦是1928年第一任国立清华大学的校长，后来任中央大学校长。这二人是至交好友，1918年创办《新潮》，鼓吹新文学，又是五四运动身体力行的先驱，上街游行，原本给我的印象，多少有“激进”的感觉。读了两书，发现完全不是。

首先，作为学者和大学校长，这两人的共同特点是“博”。这无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精神和对中国传统的重大突破。中国传统士人也有“博”与“约”之说，但传统的博仍在经史子集的范围内，不会涉及到近代自然科学领域，到了近代，有了明确的学科分类，学人又多成了在某一特定领域的专家，能贯通文理的仍是少数。傅斯年1913年十八岁时考入北大预科，以语言文字为读一切书的全体，遂于1916年入北大中文系，1919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英国。但是，傅斯年很快冲出纯文科研究的羁绊，来到英国后，他首先进入伦敦大学学习生理学，打算从生理学以通心理学而进于哲学，而在英国的三年间，他还兼研习数学。当时的大学风气，对自然科学非常倾倒，想从中获取科学方法的训练。但毕竟是文科出身，傅斯年对英国的哲学，历史，政治，文学的书籍都广泛涉猎，甚至能在萧伯纳死后著文批评其戏剧作品。1924年，傅斯年29岁，在柏林大学既听相对论，又听比较语言学。《年谱》中说，傅斯年不论中国的经史子集还是西洋史哲，无所不读，“最新的科学书籍也读得津津有味”，有一次台大教员讨论数学课程，校长傅斯年也参加，事后，工学院院长对人说，我没有想到校长对数学也有这么深的造诣。可以说，正是在五四一代人中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通才，这并非“学贯中西”和“博古通今”所能涵盖，打通文理的界限，实则要比在文科内部打通古今更需要勇气，但这却是五四一代的风气，具备了这样较为完备的知识结构再去做大学校长，不论什么背景，当不会念不通清诗。

罗家伦也是文科出身，初入北大时学习外国文学，但对于科学的认识并不肤浅，在1928年任职清华大学校长的演说中，罗家伦提出要添设地理系：“我们不要从文史上谈论地理，我们要在科学上把握地理···用科学的方法···从地形学，地文学，测量学，制图学，乃至航空测量学，以得到精密可靠的地理知识”。罗家伦还说，清华的弱点是房子太华丽，设备太稀少，他宣布今后尽量减少行政费用，确定以百分之二十的预算购置图书仪器。抗战爆发时，罗家伦任中央大学校长，他因为预测中日之间不免一战，所有早就预定了几百口大箱子用来搬迁图书和实验用仪器设备，包括航空工程教学用的三架飞机和医学院的二十四具死尸。为了运送中央大学牧场的国外良种牲畜，罗家伦与航运公司商定，将一艘轮船的一层改造后，装入“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鸡”，从南京千里迢迢运到了重庆。这些动物雌雄配对，恰如《圣经》中记载的诺亚方舟一般，到达目的后没有一只死亡，成为抗战史上的一段传奇。如老校长一般广博固不必强求，但现任的清华校长若有一点这样的对小事（其实哪里是小事！）的严谨和负责，完全可以，也应当事先把要赠送的诗作读一读，请教一下专家，也不致闹笑话。

其次，两位老校长对待学生的热诚和负责在今天恐怕只能是成为追忆。

抗战初期，南京中央大学在被敌人炮火袭击的时候，有一天罗家伦突然觉得位于校内的女生宿舍和校外的男生宿舍不安全，于是立即要求女生限时迁离，男生从二三层楼迁到一楼，学生嫌麻烦还不太情愿，后来在罗家伦强令之下搬走。结果男生宿舍二三楼果然为炮火打中，一楼却安然无恙，女生宿舍被炸毁，但因学生已经在强令之下离开，也无一人伤亡。后来有学生来致谢，罗家伦在回忆中指出这是一个有责任心而头脑冷静的人份内之事。但这中间，的确有对于青年学生发自内心的关爱。

傅斯年对待学生也非常关心。有一位台大毕业生曾回忆说，傅斯年一到台大上任，立即修建学生宿舍。有几十个学生在体检中发现肺病，傅斯年非常着急，马上命令在校园内空气好的地方让出几间房子，做学生的疗养室。患病学生每人领奶粉两罐，鱼肝油两瓶，菜金三十元。傅斯年自己曾经经历非常艰苦的学生生活，因此十分同情贫困而有才学的学生，还从学校的经费中专门节省一笔钱设立奖学金，并津贴各种学生社团活动，论文，演说比赛。甚至连学生私人经济实在有困难去找傅校长，他也肯帮忙。而傅斯年最恨贪污，他在学生刊物上刊登广告，要求教授，职员，工友，学生检举贪污。另外，傅斯年也为学生树立平等待人的典范，两次在台大校庆大会上都说，“学校的进步，就是靠诸位工人朋友···” 也是不久前，我读到的一则新闻中说，有一所大学里的建筑民工贴出告示，告诫大学生尊重他们的劳动，联想到傅斯年的事，觉得校长在这方面也是负有教导之责的，可又有过那一位当今的校长会在大会上将学校的进步归于工人而不是“上级领导”？哪位校长又会象傅斯年和罗家伦一样缩减行政经费来补贴学生，购置图书设备，反过来干的可能还有。

自民国初年后，大学风气渐变。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学生与教师校长之间逐渐平等，而学生日益有激进乃至暴力倾向，傅斯年则完全用民主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年谱》中说，傅斯年平常含着一个烟斗在台大校园里走来走去，有一次看见学生在实验室看草履虫，傅说，“我在伦敦的时候也看过的”。有位学生开玩笑说，你吹牛，他哈哈大笑而去。有时傅斯年在校内合作社买面包吃，常常被学生敲竹杠请客，而傅斯年刚到台湾的时候，经常是囊空如洗。傅斯年鼓励学生写信给他，每信必复，有时学生的措辞很不客气，但傅斯年的回信措辞非常客气。连战在北大演讲提到北大与台大的自由主义精神传承，传递人不正是傅斯年么？读到此，我又想到我1990年代在北京某大学念书，同学中有人因为打架纠纷，觉得处理不公，要见校长------ 一位颇有风度的教授，结果他们在校长室门口就被外间的秘书挡了驾，根本就见不了。在我毕业后几年，听说这位大名留在我毕业证上的校长因为学校基建中不干净，已经被查处了。傅斯年反对的两点，不平等和贪污，他都占了。时至今日，五四精神在官方手里被扒得只剩“爱国”的内裤，但学风的扎实和贯通无人提及，大学校长的民主平等宽容之气更荡然无存，岂不可笑。

第三，校长如何对待政治。在抗战之前，傅斯年是基本不介入政治的，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之后，才与胡适等人一起加入新成立的国防参议会。1938年，傅斯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罗家伦的回忆中指出，傅斯年在政坛上除了抗战外，积极为两种主张呼吁，一是反对一切违背时代精神，科学理论而开倒车的议案；一是反对危害国计民生的贪污事实”。傅斯年以他的医学和生理知识，明确反对将中医定为国医，按后来的某人的某种说法，“救亡”是压倒了“启蒙”的，但在傅斯年这里，救亡是救亡，科学启蒙仍然来不得半点马虎，两者何尝冲突？抗战时期，教育界曾经兴起辩论，即战时教育是否应当为当下的抗战政治服务。到后来，还是确定着眼于长远，保持原有的学术和教学标准。迁入内地的中央大学，在教学方面拥有五十六个系科，九个研究部，其内容为当时大学中最全面和繁复的。罗家伦向来认为，训练青年应注重基本的知识，和培养厚重的品格，不可过于求速。在《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中，罗家伦说，敌人的强，是多方面促成的，因此，应当是我国的农找着敌人的农来抗，学校找着敌人的学校来抗，“中央大学抗日的对象，就是敌人的东京帝国大学”。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以科学和一般学术，压倒敌人，就是我们的空军强大到轰炸东京的时候，我也不希望他轰炸东京帝国大学，像他们轰炸我们一样”。这是何等的胸襟和远见！

1946年，国民政府拟请傅斯年出任国府委员，傅斯年致书谦辞，声言“斯年实一愚憨的书生，事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可见其头脑中对知识分子该干什么非常清醒。作为国立大学校长，与各方的人事关系在所难免，但是傅斯年对招生极度严格，他设置的考场滴水不漏，“如临大敌”，绝对不招收不经由考试入校的特殊学生。而对教授，傅斯年除了少数信任的人外，多办经由考试的方式录用，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无论何人介绍，他也置之不理，却会录用毛遂自荐，经考察认为合格的人。罗家伦掌清华，也是从重新选聘教员开始。罗家伦在就职演说中说，“为青年择师，必须破除一切情面，一切顾虑，以至公之正之心，凭着学术的标准去执行”。经过改组，原清华的教员中，只有十八人留用。罗家伦与政治人物戴季陶的关系，已有文章略作讨论，值得指出的是，两人相识于1916年前后的学生时代，罗家伦与傅斯年在北京办《新潮》的时候，戴季陶在上海办《民国日报》，将一版改作白话文，与北京遥相呼应。国民党中央筹办党务学校，两人同为筹备委员，因此，他们之间原本就无官场的上下等级关系，更象是经年的老友和同事。罗家伦的回忆文集中，有一篇《我所认识的戴季陶先生》。据说国民党时期的大学校长，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对于傅，罗二人的“政治面貌”，两本书中都没有提及，从后来的经历看，他们是国民党人是可能的，不过放在历史情境下观察，他们或许是“党员”，但并不是党棍，这就够了。

罗家伦的回忆文集中，有三篇都是关于同一个人——蔡元培。不论是傅斯年还是罗家伦，其做大学校长，做人的风格，在有形无形中都是受了北大老校长蔡元培的巨大影响。罗家伦在《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一文中，强调蔡元培强烈的民族意识，融会中西的气度，对优美和慈祥的精神之追求。蔡元培于大学，力主学术研究自由，但是反对以学术与政治混淆，例如辜鸿铭和刘师培虽然文化思想上保守，但绝没有在课堂上讲过帝制。罗家伦在抗战中的沉稳坚毅，和蔡元培在五四运动时期所说的“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一脉相承。从蔡元培，蒋梦麟，傅斯年，罗家伦一系人的身上，延续着一股在中国环境中将爱国与学术独立努力结合的大学精神（也即启蒙和救亡并存），也延续着另一股西方文艺复兴式的兼容，贯通的博大。

民国时期的著名教授，尤其是西南联大的名人，我们了解得不少，可是关于校长的思想和作为，以我的寡闻，似乎仍有限，所以一提校长，老是想起《围城》里那个道貌岸然然而偷鸡摸狗的高松年高校长。但愿我们今天的大学里，能多一点傅斯年，少几个高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