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病不大好治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一种心理学现象，维基百科上是这样解释的：
故事发生在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内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名银行职员。在与警方僵持了130个小时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几个月后，这四名人质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对他们显露出怜悯的情感，甚至为他们筹集法律辩护资金，在法庭上为绑匪辩护，替他们开罪。一个被绑架的女人还爱上了绑匪，经心理学家研究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从此被命名。
该症又被称为人质情结，是指受害人对犯罪者产生依赖心和好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心理学家认为，在满足以下四种条件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患上此症：
1. 受害者真实感觉到罪犯威胁到自己的存活，相信罪犯可以随时夺走自己的生命，
2. 罪犯给受害者小恩小惠，让受害者对罪犯产生依赖，进而产生感激之情，
3. 受害者与世隔绝，所有信息由罪犯提供，思想被控制，
4. 罪犯使受害者相信没有逃脱机会。
四个条件总结为：生命无保障、小恩小惠、信息封闭、无处可逃。以后为了打字方便，就称此症为人质情结。
该症产生的原因是人们对恐惧的承受有一个脆弱的底线，超过时则会发生心里巨变。当碰到一个冷酷无情的绑匪，随时可以夺走自己生命时，就可能渐渐把生命托付给绑匪。时间久了，这个人吃一口饭、喝一口水都会觉得是绑匪的宽容与慈悲，近而由恐惧转转为感激，进而崇拜。最后将自己与绑匪完全认同，下意识认为绑匪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开始与绑匪同舟共济，开始助纣为虐，从而彻底屈服于暴虐。
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若是把罪犯换成皇上或官府，把受害者换成百姓或官员，则完全符合上述四个条件。在“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的状态下，个人生命和财产得不到完全保障，有这种人质情结就毫不奇怪了。
这里不是说皇上就是罪犯，只是说国民有这种心理状态。无形中普天之下之人落入了人质情结之中，无从逃脱，反抗的均被杀头，几千年来被杀的越来越多，特别是有骨气的。要想挣脱，唯有反抗一条路，可惜的是没有挣脱出其文明状态，领头的挣脱了，下面的人依旧。
这是群体性人质情结，也是几千年的历史，被驯服的活了下来。这也可以说是广义上的人质情结，不应该在人类身上出现，这是动物中普遍存在的心理机制。看看被驯养的动物们就知道了。
可悲的是，人也是可以被驯服的，一但被驯服了，则脱离真正意义上的人。
到了CCP统治下的中国，情况非但没有得到改变，反而变本加厉，国人陷入了更加深度的恐惧之中。不管党犯了多大的罪，却始终站在党的一边，替党说话，替党办事。
得此病最严重的一类人是那些在历次运动中受到迫害的人们，这类人以知识分子居多。在受尽折磨若干年吃尽苦头后，一些幸存的幸运儿们得到了平反。这些人无视那么多年受到的苦难，不去想自己的无辜，更没有人敢质问为什么得到不公平待遇和追要损失。能补发工资已经是感恩戴德了，于是乎大力赞美伟大的党，更卖力地为党工作。
典型的例子有曲啸，建国以来三大演说家之一（当时排名顺序是：曲啸，李燕杰、彭清一），电影《牧马人》故事里的主人公就是他。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又入狱，被折腾了二十余年。82年入共产党，85年任中宣部调研员，同年获五一奖章。那几年全国巡回演讲，歌颂共产党以及树立人生理想等。90年代初来美国演讲时，一个痛恨蒋的台湾教授听完他这些年所受的苦难后，跟他说，原来以为蒋排挤异己不咋地，听完你的演讲后才知道他比起共产党差远了。你那哪是亲妈，连后妈都不如。
据说曲在听完这句话后心理崩溃，很快就脑溢血去世了。这是个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在受了二十多年折磨后，给了点小恩小惠，于是就对迫害自己的人感恩戴德，拼命为其摇旗呐喊。忽一日清醒过来，于是心理崩溃了。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
国人没受过CCP折腾迫害的人应该不多，10族内总能找到被迫害的人，包括红二代。但留在国内的，绝大多数都陷入该情结中。在国内走不出这个情节容易理解，那四个条件至今仍在。
很多走出中国，生活在海外的人也仍然走不出来，依然对GCD感恩戴德，究其原因要么是不打开自己以前被禁锢的思想，要么是恐惧犹在。我有个朋友因为邓改革开放后使他上了学，即使出国这么多年仍然感恩戴德，看来人是很容易被收买的。
只要打开信息封锁，真正认识到做为人的权利，就能打开这个情结，但在国内何其难，在国外也不容易，以前造成的恐惧感仍在。即使自己挣脱出来了，但国内的亲戚朋友们呢？也正是因为此，很多人不敢说，不敢动，仍抱着一丝幻想。。
如果这种怪异的心理只是个例，那么其危害就很有限，可怕的是它的普遍性。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一个人精神失常，是极容易被识别的；一群人精神失常，却很难被发觉。而最先发现并且指出的人，通常会被认为是精神病患者。
可以说，专制不除，此病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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