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大串连造成的疫情灾难，死人超过新冠病毒的3.69倍

文革大串连造成的疫情灾难，死人超过新冠病毒的3.69倍

文革大串连造成世界创纪录的死人最多的流脑疫情

解放后先后发生过4次流脑疫情，但1966—1967年的疫情最为严重。有多严重呢，光看全国的数据有些冰冷，我们挑选几个地方的来说。为了控制流脑的蔓延，辽宁省成立了防病指挥部。在1967年有51931人染病，死亡3013人，病死率为5.80%。广东省更加骇人，从1966年11月到1967年2月上旬，感染者有51834人，死亡3394人。等到3月15日再次统计时，患病人数竟然升到了195745人，死亡10770人，病死率为5.50%。

也就是说，仅广东一省，就是现在全国新冠病毒确诊人数的两倍多。死亡人数更加残忍，是新冠病毒的3.69倍。面对着这么严重的疫情，当年也是谣言满天飞。现在许多人认为喝酒能预防病毒，而当年传的是吸烟能预防流脑。

当时的人们谈病色变，一些晚上好端端的人，第二天就用白布盖着抬走了。而且是经常如此，隔三岔五就有人倒下。这种恐惧，大概就相当于，你楼上楼下的邻居，全部被确诊为新冠病毒。

流脑疫情这么严重原因就是全国大串连

为什么当年的流脑疫情这么严重呢？一方面是因为卫生条件和防控措施差，另一方面是因为风靡全国的大串连。1966年8月，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了上百万红卫兵。有些北京的红卫兵跑到全国各地宣传，成为了“大串连”的先锋队。

外地的师生代表也纷纷前往北京学习，在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毛主席先后接见了8次红卫兵，共计1100万人。

北京的师生往外地跑，外地的师生赴北京学，堪称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人口集中大流动。延安、瑞金、井冈山等革命老区，也成为了他们向往的圣地。

为了更好地串连，当时车船票一律免费，各地还为红卫兵设立了“联络站”和“接待站”。火车成为了最主要的交通工具，由于人数太多，往往超载数倍。

原本一节车厢运载百人，但那时能塞四五百人。行李架上坐着人，椅子底下也有人，甚至连厕所都挤满了人。

几百号人就像罐头中的沙丁鱼般挤在一起，连空气都变得浑浊。在这样的环境里，别说是病毒了，就算是小小的感冒，也可能传染一群人。

不巧的是，怕啥来啥。根据医学上的定义：“流脑是由脑膜炎双球菌引起的化脓性炎症，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冬春季节为流行高峰期，会通过呼吸道、血液、接触、虫媒、消化道等几种方式进行传播。”而那次疫情正爆发于冬天。1966年11月17日，广东省阳春县潭水中学的一名学生，在北上“串连”返校归家后发病，成为了当年疫情的第一例流脑病人。

由于举国师生奔走串连，从这名学生开始，流脑迅速从南向北蔓延。在传播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遇到任何的阻挡。

如同新冠病毒一样，流脑也可以通过飞沫传播。但当时的国人缺少防疫知识，情绪激昂的学生们又总是聚在一起，往往汇聚成声势浩大的队伍。于是，这次流脑疫情成长为前所未有的“怪兽”，将触手伸到了300多万人的身体中。

大刀阔斧大串连不仅使流感疫情肆虐，也严重影响了当时的交通和经济。毛泽东同意暂停，然后取消了免费的交通，又规定停止长途步行串连。等到1967年3月10日时，正式取消了大串连活动。

凡事都存在惯性，有部分学生仍然自发地游荡串连。但多数人停下了脚步。人口流动的减少，大幅降低了流脑的蔓延。

大家明白流脑是一种呼吸道传染病，佩戴口罩比吃药的预防效果更好。这估计是国民第一次大规模地佩戴口罩，可惜当时的口罩严重不足。还有些地方就像河南的村庄一样硬核，他们把守在村口检疫，严禁外来人员进入，有事在村口接洽。由于流脑主要感染青少年，所以青少年严禁出村。

这次极其惨重的疫情，也让国家认识到了不足，开始重视流脑疫苗的研发。在经过数年的研究后，终于在1974 年研制出A群菌苗，有效保护86%～92%的人群。在后来的不断改进下，流脑的防治工作越做越好。从1967年的403/10万，降到了2011年的0. 022/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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