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上海人“掼浪头”“豁胖”的前辈“万元户”

还记得“万元户”这句上海俚语么？

侬买一包牡丹牌香烟，也有人嘲侬，“哦唷，朋友万元户嘛。”

侬早上吃碗咸菜肉丝面，加了一只荷包蛋，也有人嘲侬，“阿拉吃弗起，只有侬万元户吃得起。”

剃头店里吹了一只风，涂了点发蜡，刚出来，就有人嘲侬，“喂，这枪势老像万元户的嘛，啥地方去啦。”

曾几何时，“万元户”一词风靡上海滩十多年，并走向全国。

后来，因为通货膨胀实在太猛烈了，到现在，每年收入一万元只能算穷人吧，每月一万元也不是什么值得傲娇的高薪吧。

于是，“万元户”一词也寿终正寝。

那“万元户”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又为何会风靡呢？

据老叟考证，“万元户”这个词是上海产业工人在1970年代末“精算”出来的。

话还得从1963年刚走出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的时候说起。那年，上海的企业是恢复过奖金发放的，尽管每月只有五到十元。上一次奖金的取消是在大跃进的1959年。

但三年后，文革起，奖金再度被取消。企业实行绝对平均主义，小青工学徒期都是17.84元，满师后都是36元。

这样的分配方式显然无法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因此，大家的对策是“量入为出”，即拿多少钱干多少活。所谓“36元万岁”，就是这个意思：只要少干活，36元拿它一辈子也划得来。

这几乎是一代人的风气，大家干活都提不起精神来。应付上级的“作秀”除外。

每天早上10点和下午3点有两次15分钟的工休，那是一定要停下来的，喝口茶，抽支烟，聊两句大天。说好的时间只会延长，决不会缩短。

下班也是一景。也许50岁以上的上海人还记得，每天下午4点半还没到，家家厂门口都拦着一根红布条，布条后面是几百个推着自行车，拿着包的工人在那儿等着。只听一声铃响，布条垂落，工人们便以最快的速度冲出厂门。

这样的工人还要算是好工人了。

更吊儿郎当的，当然是经常迟到早退溜号以及挖空心思请病假的。装头痛装肚皮痛装发寒热的小伎俩，那可是一套一套的，防不胜防。

实在混不到病假，无法找借口迟到早退溜号的日子里，大家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依然是，怎样才能用不着上班？

我有幸（还是不幸？）参加了这样的讨论，亲眼目睹“万元户”一词的诞生。

对呀，怎样才能用不着上班呢？

需要有足够的钱来吃老本。

那么，怎样的老本才算足够呢？

到1970年代末，上海的企业工资已经在绝对平均的36元的基础上，调整过两次了。

第一次是每人3元，即普遍加到39元；表现好的可以再加2元，即加到41元，但这样的特例只占2%。第二次是每人2元，即普遍再加到41元，表现好的2%也可以再加2元，即加到43元甚至45元。

我是1979年4月进厂的，拿41元。

就按41元计吧，全年工资是492元。想要一年不上班，必须有这样一笔老本，它的年息要超过492元。

巧了，为了写这段钩沉，我在网上竟然找到了银行历年的利率表（如图）。上面写得很清楚，从1979年4月1日起，整存整取5年期的年息是5.04！

人们很快就算出来了：如果有10000元的老本，每年就可以得到504元的利息，正好略高于492元工资。

结论也跟着出来了，怎样才能用不着上班？必须至少有10000元老本。换言之，你必须是个“万元户”。

放眼望去，当年谁是“万元户”呢？还真有。

1970年代末，正是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光政治上平反，摘掉各种帽子，甚至官复原职是不够的，还要有经济补偿，当年叫做“落实政策”。

“落实政策”也像一个小运动，曾经狠狠热闹，市里以及各区县局还专门成立了“落政办”。

社会上也多有呼应。比如，当年的小姑娘就狠应景地流行起“嫁人要嫁‘海陆空’”。文革时流行嫁解放军。

这“海陆空”的“海”，就是家里有海外关系的，文革一结束又可以从国外寄钱回来了；这“陆”其实是“落”（吴语陆落同音），就是家里刚落实政策，发还财物，官复原职的；这“空”也与“落实政策”有关。住房紧张啊，只有落实政策的人家才会有儿子结婚用的“空房子”啊。

那些高级干部和大资本家，文革前月薪都在两三百元乃至更高，扣除文革中发给的生活费（大人每月12元，小孩8元），每个月至少还有100多元没发下来过。如今补发，一补就是10年，补发工资总额就超过10000元了。这样的人家就是如假包换的“万元户”。

还有那些文革一结束就做了第一批个体户的，比如在华亭路卖牛仔裤，在胶州路卖海鲜，几年工夫也很有可能就积攒到了10000元。

大家迅速达成共识：要想弗上班，除非“万元户”。于是，“万元户”就这样传开了。

这几十年来，我也做了不少口头随机调查，得到的结论是，当年上班算过这笔账的绝非个别厂家个别人，而是很普遍的现象。各有各的算法，不过殊途同归。

我就听说过这样一个例子。

当10000元被算出来后，有人当场就提出异议，说想要拿到504元利息，这10000元是要整存整取5年的，那还是要5年以后才用不着上班啊？狠有道理。

于是，立刻有人细化方案，比如拿出9000元整存整取5年，再拿出500元存1年期的，400元存活期，手里留100元，这样，只要有了10000元，第一个月就可以不去上班了云云。

莫非上海产业工人的数学都是苏步青、赵宪初教出来的？

这也为日后上海人被说成“精明”提供了佐证。

作为俚语，“万元户”的基本意思就是“钞票老多”。

某人上周刚请过客本周又要请客，朋友就会说，“侬‘万元户’啊？”

某人不肯出血，不肯挺庄，也会嘟囔：“倷盯牢我一家头啥体啦，我又弗是‘万元户’啰。”

后来，“万元户”又有了“派头老大”的引伸义。

这之前，上海人说一个人“派头老大”，一般说“伊老海外箇”或“伊老四海箇”，到1970年代末，就被“万元户”替代了。“万元户”不流行了以后，才是“掼浪头”，再以后，才是“豁胖”。

“万元户”一词，只流行了十几年，从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

1992年之后，至少有10年是上海最好的时候，机会多，管制松，好赚钱，大家做事都狠卖力，马路上停下来看热闹或吵相骂的人都少了许多。

当时流传的另一句俚语就是“没空”，以及它的反义疑问句“有空哦”。何以“没空”？大家都忙着“扒分”啊。

这两年，人们好像又有点懒于上班的味道了。

朋友圈里不是流传过这样一句话么？“每个月总有那么30天不想上班。”

独不知是祸是福。

（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