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眼泪为何只为巴黎，不为昆明流？
2014年3月1日，中国云南昆明火车站发生恐怖袭击事件，31人死亡。
2015年1月7日，法国巴黎《查理周刊》总部遭到恐怖袭击，12人死亡。
昆明事件发生后，一时间国内民众义愤填膺，纷纷谴责对平民进行的暴力恐怖袭击。然而在地球另一边，西方媒体并未立即将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袭击”，态度谨慎。即使在引用中国政府的公告和发言时，也不忘加上引号。
查理周刊遇袭后，法国总统宣布8日为全国哀悼日，“我是查理”的口号迅速传遍西方各大主流媒体。巴黎的共和游行中，更有西方多国政要到场。由于美国政府未能派出级别足够高的官员参与，事后还公开道歉。
同样是恐怖袭击，为何西方社会的反应如此不同？或许人们已经习惯了西方媒体对中国毁誉参半的报道，不再追问这样的问题。
对此，ChinaFile中参馆组织了一场网上辩论。虽是一家美国媒体，也邀请了国内学者参加。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学者、作家和媒体人士们如何看待从昆明到巴黎、这“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西方的眼泪为何只为巴黎，不为昆明流？
Why Did The West Weep for Paris But Not for Kunming?
贝珊妮.艾伦.艾布拉海米恩
Bethany Allen Ebrahimian Tea Leaf Nation
外交事务学者：
之所以昆明事件后(西方)没有游行，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在昆明游行。法国民众共同使用着很多社交媒体平台，其中就包括在全球有百万用户的推特。
正如昆明事件所反映的，对于那些中国民众十分关心的事件，中国以外的人们很难通过世界上通用的社交媒体平台与中国民众产生共鸣。
中国当局很快认定昆明事件为新疆分裂势力所为却并没有给出证据，西方媒体由于不能独立对此进行核实，因此在采用“恐怖袭击”一说时较为谨慎。但是中国网民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并且谴责西方进行“双重标准”。而很多中国人并不知道随后西方媒体便将昆明事件定义为了恐怖袭击，并继续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愤慨，正与此番对巴黎游行抗议的反应如出一辙。
张泰苏
杜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去要求西方民众对两个事件作出同样的反映。
虽然我并不愿意这样说，也找不到更好的措辞，但我和一些人一样，认为对于“他者”的情感偏见是人的本性。
一但提到“西方文化与政治的帝国主义”或是“中国政府的政权性质”，对于昆明或巴黎这两个事件，两方的人们都很难在情感上对其产生与发生于自己文化领域的事件相同的反应。这并非是对“他者”论点的反驳，而恰恰是一种证实。
查道炯
亚洲协会中美关系中心资深阿瑟罗斯学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国际范围内就反对恐怖主义的团结一致固然很有帮助，但这种团结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却很难确定。
将主流社会团结在一起的纽带应当源于犯罪性质本身，而非有多少国家的民众被牵连其中。
中国与法国，更进一步地说，就中国和西方而言，发生于昆明和巴黎的事件，应当转化为国际社会进一步努力缉拿和阻止恐怖主义者的动力。
最近，就中西方在这一事件上缺乏团结力的讨论，是令人欣慰的进展。
黎安友
Andrew Nathan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就贝珊妮的精彩解析，我只想补充一点，巴黎的游行并非是反对恐怖主义。
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西方人在反对恐怖主义的问题上，与多数中国人是一样的。但西方民众不会为每以次恐怖主义袭击而上街游行。
之所以(此次)大量的法国民众走上街头，是因为他们感受到这次袭击针对的，是为他们所珍视的言论自由。
詹姆斯·帕默
James Palmer
《血腥男爵》一书的作者：
大多数的悲剧都不被注意，恐怖主义之所以能吸引众人关注是因为得到媒体的大肆宣传正是其目的。
查理周刊却不同，因为人们支持的是受害者所代表的理念和传统，即便很多人的支持十分虚伪。
法国喧嚣的讽刺作品和反教权主义传统，即便冒犯他人也要不受威胁的自由发言的权利，以及笔墨强于刀剑的梦想。不论人们对这些理念中的某些方面保有怎样的疑虑，没有人不承认这些理念的力量。
陈卫华
《中国日报 美国版》副主编、《中国日报》在美联络员
我认为问题不在于西方人为什么不为昆明而只为巴黎哭泣，而应该问，为什么西方人只为巴黎而不为世界其他地方哭泣
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在美国的一起枪击就能让CNN7天24小时的连续工作，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由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种族极端主义者，或是北约军队造成的大量平民伤亡，却很少得好西方主流媒体的关注。
说的直白一点，对于记者而言，美国人和法国人的性命远远重于中国、尼日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人的性命。这是彻头彻尾的西方的双重标准和虚伪。
唐纳德·克拉克
Donald Clarke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
这个问题的措辞本身就带有中国中心主义的危险。
正如张泰苏所指出的，(外界)没有对发生于中国的恐怖袭击表达同样的愤怒，与中国本身并不相关。
将游行的本质理解为对恐怖主义的谴责是一个错误的观点。我认为人们觉得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对查理周刊的攻击，正是对人们谈论某些事情的权利本身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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