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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炮局里的日子

我在炮局里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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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炮局(北京市第三看守所)里的日子

               

    曾经的京城“演出大鳄”钱程见证了北京市第三看守所(即炮局看守所)这所百年监狱的最后岁月。


北京炮局胡同的碉堡,原北京市第三看守所(即炮局看守所)所在地。



背景资料:

  *钱程案

  钱程,有京城“演出大鳄”之称。1993年,他担任总经理的北京赛洛艺术品有限公司与中央乐团签署合同,承包北京音乐厅,期限为10年。钱程出任北京音乐厅总经理,策划了“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聆听经典”等一系列颇有影响的新年音乐会,激活了高雅艺术演出市场,使北京音乐厅从亏损变为火爆,媒体将之称为“音乐厅现象”。

  2002年8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涉嫌虚假出资、抽逃出资、职务侵占罪(此案涉及到“红帽子”企业),批准逮捕钱程。8月底,他被转到北京市第三看守所(即炮局看守所)。2003年2月,转至西城看守所。

  2004年8月,轰动北京演艺界的“钱程案”做出终审判决。钱程因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2007年9月减刑出狱。

  出狱后,钱程在老家天津重新开始高雅艺术传播之路。2011年他被天津市政府选中,全市场化运营天津大剧院。一年半后,天津大剧院成为仅次于国家大剧院的高雅艺术演出重地。

  *炮局看守所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炮局胡同内,原为清朝铸炮厂,清末时成为监狱,民国后沿用为陆军监狱。1934年11月,时任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北路前敌总指挥中共地下党员吉鸿昌将军以「違反國策」罪被关押、枪毙于此。在就义前,他写了一首五言绝句:“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中共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后也是先关押在此地。日伪时期,这里成为关押中国“要犯”的日本陆军监狱。解放后,此地曾为劳改局,改革开放后成为北京第三看守所。2008年奥运前,搬迁往大兴新址,成为最后一个从北京五环内迁出的监所。



   2002年8月底,结束了在北京和敬府宾馆5个月的单独关押后,我被转到炮局看守所。

    进大门时,被武警呵斥“冲墙蹲下”,脱光衣服检查,并且像电影里一样举着一块写着名字的牌子前后左右拍了一通照片。除此之外,并无传说中的暴打。

  这是一间十三四平方米的囚室。先是一道比正常屋门稍矮的密封钢门,门的上方有一个用黑布挡住的观察孔,用来监视室内押犯的活动。第二道是铁栅门,有点像工艺粗糙的早期防盗门,门的下方有个送饭孔。铺板一直铺到墙根,所有的起居活动都在地铺上面。

  门的左边是一个便坑和一个水池。右边是码被褥和放随身物品的地方,每个人都用装饼干或方便面的箱子把自己的牙刷、裤衩等物品放在里面。

  西边的墙壁上,两米高的地方开了一扇小窗,窗外自然是钢筋栅栏。屋顶正中,两根硬电线吊着一只15瓦的灯泡。四壁上刻满了字,有计算天数的一组组“正”字,有电话号码,有黄色笑话,有自编的打油诗和囚歌。

  身后,大锁咣当一声落下。
 


卷小炮和拍蚂蚱

  铁窗透进的黄乎乎的光线下,马上有热心人上来打招呼:新来的吧?甭怕,咱这号里不欺负人。号长说:文化人,就不搜身了。来,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老爷子,这位是行长,这边李总、会计、教练??

  当时正是8月酷暑天,屋里十五六个人全都只穿背心裤衩,光着脚。我冲每个人点头,努力记住他们的称呼和模样。只是在那样的环境里,每个人看上去都面目狰狞,胡子拉茬。没过多久,我去管教办公室打扫卫生时,猛一照镜子,也看到了一张恐怖的脸。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再也没有照过镜子。

  第一顿晚饭是跟会计和行长蹲在一起吃的。会计也是个近视眼,没戴眼镜,看人总有点睥睨,显得皮笑肉不笑,实际上人很和气。他悄悄递给我一小袋榨菜,说你运气不错,来了就赶上吃馒头。旁边的行长眼窝老深,三角型的寿眉总有半寸长,还配一个大大的酒糟鼻子,闷声不响,吃得很快。

  教练是个年轻精瘦的东北人。饭后他凑上来对我说,新来的押犯头几天往往会连夜提讯,待会儿希望你能利用这机会给哥几个带几根烟回来。找你的预审要,不给你,你就不说话。

  我问,进门搜身那么严,怎么会不被查出来?他说,有办法。他拿来一双新的塑料底布鞋,到角落里捣鼓了一会儿,再给我看。鞋子里面,从鞋口处被挑开了一道缝,形成一个夹层。他说,这里面可以放4根烟。他用食指和中指勾住鞋口的里面,用拇指捏住鞋口外面,蹲下身,用鞋后跟冲地磕了几下。“回来时筒道队长让你脱鞋检查时,你就这样。你看,万无一失。”

  当天晚上临睡时,果然点我的名字提讯,我冲三个办案的人要烟。他们挺意外:五个月时间天天形影不离看押你,怎么从不知道你抽烟?我心里有种恶作剧的激动:少管了!

  在囚室里,烟比金子还珍贵。要是让押犯在吃饭和吸烟中选一样,他们百分之百会说,宁可几天不吃饭,也要美美地吸上一口。

  每次有人带回来的烟都交给号长藏着,早晨和晚上悄悄拿出来,一根烟的烟丝可以用报纸边儿卷成三到四支细细的小炮。在号里,面子大的人能抽三口,小蟊贼可以蹭上一到两口,条件是在号里听话、干杂活。话是这么说,实际上每个人都能得到公平对待,因为要防止因不均而被检举。

  烟的来源是大问题。如果没有人被提讯,或是去了也要不到烟,大家就要利用一切能出号门的机会去“拍蚂蚱”。“拍蚂蚱”就是在地上拣烟屁。没有机会要创造机会,比如利用求提、求医或到小卖部购物之时。如果能捡回一两个烟屁,全室的烟民会兴奋得跟中国足球队赢了韩国一样。

  干这事也必须有本事。首先是要有强烈的心理欲望,其次是眼神好、动作敏捷,然后还得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装作提鞋或是被绊一下,在管教眼皮子底下把“蚂蚱”拿到手甚至塞到鞋里。

  不过,管教的心里跟明镜似的,哪里容易骗过。有一次塔西·买买提刚一猫腰去拍蚂蚱,货没到手,屁股上却重重地挨了一脚,还被戴了五天背铐,以做惩戒。当然也有人面子大,偶尔拍个蚂蚱,管教也会卖个破绽,放他一马。老爷子就属于这种有面子的人。
 

  
老爷子

  一说老爷子,你们一定会想到那些蹲了一辈子大牢的惯犯,或是黑社会老大之类的人,其实不然。我们囚室里这位老爷子,以前是管着100多个亿的某部委直属信托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出来进去坐奥迪A8的。再以前,当过一个地级市的市长和一个计划单列市的财政局长。

  老爷子虽然满头银发,可身板笔直,一有机会就来几下高尔夫挥杆动作,绝对贵族风度。可怜他烟瘾特别大,好在天性乐观,能放得下架子,不然就要受罪喽。

  有一次他出去提讯,屋里的人为老爷子能不能带回烟争论不休。大家一致判断,老爷子准能带回烟,但绝不会捡烟屁,他那么大人物,无论如何不会去干那种事。正说着,老爷子回室了。

  等到铁门落锁后,大家都围了上去:带什么好烟回来了?老爷子一边脱袜子一边说,今天运气不好,碰上两个不抽烟的预审,他们没有烟可以给我。一边说,一边从他的两只袜子里抖出了20多个蚂蚱。大家很好奇,问他怎么能一次拍到那么多蚂蚱,老爷子说,抽不上烟,我急红眼了,趁预审一个打电话,一个上厕所,我把提讯室烟缸里的蚂蚱全都抓回来了。大家奇道:预审没有发现吗?老爷子说:“哪能没发现!他俩发现后一边笑,一边无奈地摇头说:‘老姜,你真是堕落了!’咳,走到哪儿说哪儿吧,现在顾不得什么脸面了。行了,快卷一炮吧!”

  在炮局那个地方,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是必须“坐板儿”的——就是分三排或四排,盘腿面门席地而坐。所以,里面有许多流行语跟“板儿”有关系。比如,喊报告找管教叫“拍板儿”;人多时睡觉,要“立板儿”(侧身睡);“扛板儿”,是指有专人负责往外挤,不能让人挤了睡在紧里边的号长??一天还要擦几遍板儿。一个挨一个,弯下腰,两腿叉开,两手撑住板儿巾,随身体重心左右移动。这姿式不训练几天还真掌握不了。

  好不容易熬到晚饭后,管教下了班,有人向号长提议,今天大伙表现都不错,怎么样,该来一袋了吧!于是号长卷好小炮,屋里的人一个接一个有秩序地凑到水池子跟前(那是个观察孔看不到的死角)去吸上两口。

  吸烟时,有的人很平和,吸上两口后安静地坐回到自己的位置;有的人兴奋得像打了鸡血似的,再也管不住嘴巴地叨唠起来;有的人贪婪,一猛劲能嘬进半截小炮,总会被大家臭骂一顿。像号长和老爷子这级别的,则每次都要吸“飘”了,脸色煞白,扶着墙挪回来。这时,要赶紧张罗他们躺下身去。而他们脸上总带着满足的微笑,半闭着眼睛,嘴里“哎呦哎呦”地哼上好一阵子。这种神仙境界,像我这种不会吸烟的人是永远也体会不到的。

  这十几平方米的监室,关的人通常超不过20个,但是,要能震住,没点绝招可不行。这里什么人没有啊,整天大眼儿瞪小眼儿,要想保持平衡,不出事,必须有种制约机制,有种潜规则。我琢磨了很久,发现其砝码就是稀缺资源——烟。又是谁能决定砝码的倾斜呢?是号长。原来呀,号长手里,操弄着看不到的权力!
 

  

老郭风波

  有一天晚上,从神秘的“七处”(指北京市公安局七处,关押大案要案及重刑犯的地方)转过来一个叫老郭的安徽人。据说他本来是个很不错的警察,家有妻女,很幸福。后来经不住一位当了大老板的同乡劝说,到北京给那位同乡当司机兼保镖。老板案发,他也被抓了。他们这起案子涉及好几亿的资金,是跟银行内部的人合伙诈骗,因为其中一个账号是老板让他去开户的,所以他难逃干系。

  放下铺盖后,两个大个儿按号长的示意上去搜身。老郭顺从地把衣服一件件脱下来,脱到最后,两个大个儿表情迟疑起来。眼前站着的这个人,简直像是一尊古罗马雕像。大家全明白,这是经过长时间特殊训练的。

  以往有新人入监,大家看号长的脸色,总要绷上一阵子,给新来的人一点压力。可这一次,也许是因为长时间没有新话题而空虚无聊,加上对“七处”的好奇心,大家顾不上理会号长又是咳嗽又是瞪眼的暗示,七嘴八舌地跟老郭聊了起来。老郭来时没赶上晚饭,就有人拿出饼干,还冲了一杯豆奶粉,递了过去。这一晚,号长感到被冷落了,甚至感到了挑战。

  第二天,管教上班后,号长求提。随后,老郭被叫去做笔录,回来时脸色沉沉的。我知道,一定是号长到管教那里告了状,老郭肯定是挨训了。坐在我旁边的老爷子用肩膀碰了我一下,偏过头来悄声说,他(号长)就这点不好,心眼忒小!囚室里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不出所料,晚点名后,趁铺被褥的当口,号长和两个大个儿突然出手攻击老郭。老郭的光头上猛然挨了一拳,他愣了片刻,本能地站起身,还没站稳,胖子就从后面抱住了他的双臂。胖子扮演的是劝架的角色,但谁都清楚,他是在拉偏架。老郭脚下一软,两个人随即摔倒在地铺上,老郭的头上身上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顿拳脚。

  打架的声音惊动了筒道值班队长,铁门哗的一声被打开,所有的押犯立刻蹲在原地。队长严厉地问,出什么事了?号长站起来说,报告队长,没出事!队长用眼扫了一遍:都给我老实呆着,别找不自在!哐当一声,铁门关了。老郭用手摸了一下肿胀起来的眼角,拍拍号长的头说:你应该明白,你不行。临躺下前又转向胖子说:你这种做法,不上路子。

  大家一夜无话。

  次日清晨叠被的时候,烟民们又开始轮流去吸一口。号长一条腿蹬上水池子,头抵到墙角,刚刚拿了打火机,手里捏着的小炮还没沾上嘴唇,就听老郭冲号长板着脸厉声说:你!你不能吸!别人都可以,我不管,但是你只要吸,我就拍板报告!话说得斩钉截铁,毫无商量余地。号长只好把打火机和手中的小炮交给下一个人,自己蹲到一边生气。

  同样的事情,晚上又重演了一回。

  又一个黎明到来时,号长实在忍无可忍了,连裤子都没穿就窜向水池子,点燃打火机,左右手同时捏着两支小炮,大口大口地吸起来。

  不知什么时候,老郭已经站到了门边,抡起拳头咚咚地砸门:报告队长!上北七组×××抽烟!那声喊,怕是整个炮局全都能听到。

  铁门立即被打开,值班队长整个身子堵在铁栅门外。因为烟味没有来得及处理(平时需要用湿毛巾抹上牙膏向窗外扇一阵),所以抓了现行,宝贝打火机自然也被没收了!

  在监室里发现打火机,那可是犯忌讳的大事,管教和筒道长都要被扣奖金,甚至会被处分、停职。可是谁都拿老郭没办法,他全占在理儿上。他还扬言,如果给他调号,他就要找“住检”(检察院住监所监管处)讨说法。有谁愿意把事闹大呢?最后老爷子出面调解,号长他们几个说了不少软话。几天来的紧张空气,总算烟消云散。
 

  

搓火

  你们一定会想,打火机被没收,这下子即便有烟也吸不成了吧?才不是呢!押犯们有一种特殊技能,叫“搓火”。从那次风波之后,我们监室就只能搓火吸烟了。

  办法其实很简单。先从破棉被上揪下一些棉花,絮成均匀的薄棉片儿,每片有一个烟盒那么宽,两个烟盒那么长。然后从香皂上刮一些碎屑下来,铺在棉花片上(因为香皂中含磷),有时谎称长痔疮,向医生求一些高锰酸钾,效果更好。把棉片像卷爆竹一样紧紧卷起来,再用从毛巾被上抻出的棉线,将它密密地捆成手指粗细的火捻儿。想吸烟的时候,左手拿火捻,右手拿一只塑料底布鞋,憋足一口气,在水泥墙围上狠命用鞋底搓火捻儿。搓到十几下的时候,会发出一股臭味,接着便会冒烟。这时,搓火的人要立刻扔掉手中的鞋,以极快的速度把火捻从中间掰成两截,在空气中连甩带吹,不一会,火捻儿就着了。

  这活儿需要技巧。会搓的人,动作自然连贯,一鼓作气,只一两分钟便大功告成;不会搓的人,弄得一身大汗加上满屋子怪味,把五六个火捻搓烂也点不上烟。

  随着秋意降临,国庆和新年两个长假接踵而至。这段时间没有人提讯,小卖部也放假,烟道断了。烟民们抓耳挠腮,六神无主,一个个像丢了魂儿一样。

  你们一定又会想,没了烟,既便能搓火也吸不成了吧?又错了!屋里的人开始是把花生米那层红皮儿捻碎了卷成烟吸,继而把方便面调料包里的脱水菜卷起来吸,最后把夏天每个囚室里发的两把蒲扇叶子也捻碎了吸。当所有能吸的都吸光了的时候,长假熬过去了!

  新年后,就快到春节了。大年二十九那天,我被换押到西城看守所。后来,听说那个古老的炮局看守所就拆掉了。★

作者/钱程 2014-06-20 《中国新闻周刊》总第66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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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AKB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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