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周边还有朋友吗？

    中国的陆上邻国，在经过1992年（准确说1991年12月25日）后，中国的陆上邻国计有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 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老挝、缅甸、越南。海上邻国计有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汶莱、印度尼西亚。

    中国是当下世界罕见的邻国众多的国家，甚至可以说是世界独一无二的邻国众多的国家。因此，与邻国的关系，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状来讲，边界问题或边界纠纷的复杂性是除中国之外的其它国家无法比拟和无法想象的。无论从历史还是现状来讲，中国与邻国的边界问题总是处在一个时紧时缓的过程。特别是进入按西方史学界认定近现代的公元1500年的之后，中国的边界与中国的边疆，“太平”的时候并不多（明中后期东南沿海倭寇的骚扰、清后期更惨不忍睹）。如果贯通中国自秦汉以来的中国边界或中国边疆史来看，中国只有一个朝代没有边界和边疆问题，那就是公元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的元朝！尤其是进入民族国家以后的中国，或者说进入满清后期的中国，中国被进入到一个割地赔款的耻辱时代。先是俄国对西伯利亚以东以南中国邻土的觊觎和蚕食；随后不久，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对中国领土的觊觎和对东三省的肢解（其实更早的是十七世纪的丰臣秀吉曾狂妄地声称要把日本的首都定都在中国的北京）；再接着是苏联对中国外蒙的肢解。在西南，由于英国的作祟，英殖印度试图对西藏的肢解。当然还包括被迫地对朝鲜半岛宗祖（主）国地位的放弃。虽然，这些都成了历史。不过，这些本是历史常识的常识，由于意识形态、由于二十世纪国共两党的纠集，更由于外部势力，使得这些常识要么被遮蔽，要么被扭曲。如，中苏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蜜月时期，中苏边界是伟大的友谊所在，六十代后期至七十年代，中苏交恶，中苏边界便剑拔弩张，珍宝岛的走火，差一点触发比苏美加勒比海导弹危机更大的核危机。再如，在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的中国，在七十年代后期到整个八十年代，中日进入所谓“一衣带水、中日友好长存”的无比华丽的年代，而到了当下，中日的交恶几乎重新回到了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中日关系。再如，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期，中越是“同志加兄弟”，到了七十年代中后期，中越关系急转直下，暴发了局部战争。在边界与边疆问题上，中共建政以降65年一共打了四场战争，两场是共产党国家与共产党国家打的，即1969年的中苏珍宝岛之战和1979年的“中越反击战”（估且使用官方术语）；两场是社会主义国家（或“阵营”）与资本主义国家（或“阵营”）打的，即1950年韩战和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中国官方称作“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这四场战争打下来，中国的敌友并非一成不变。友可能成为敌，敌也可能成为友。重要的是，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太复杂，或者说太难办了。这与美国东是大西洋西是太平洋，在北只有一国加拿大，南只有一国墨西哥，而且都是美国的盟友。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也有太多的抱负。因而没有美国那么幸运，没有那般好的自然地理与政治地理。

    但是我们不能责怪历史，更不能责怪地理（何况，中国曾因是“中央大国”而沾沾自喜了上千年！），我们只能面对：中国自清后期一直到现在，边界和边疆问题从来就没有停歇过。但是在国门没有打开、中国没有进入电子化时代时，大众在“舆论一律”的强迫下，觉得“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没想到，也就近十年时期，国人如我这样一个国人便觉得，中国的周边已经没有了多少朋友。

    先说俄罗斯（当然必然地要与苏联联在一起）。中共建党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产物，也与列宁的苏共直接指挥（连代表的路费都由共产国际出资）相关。之后的红军时代、抗日战争时期、三年内战时期、中共建政及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中苏两党的友好（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老子党”与“儿子党”的关系），让中共建政获得国际的支持。同时也让中共建政后的国家在经济恢复和发展上让当时的两大阵营“惊艳”。因为斯大林的关系、因为赫鲁晓夫的关系，更因为勃列日涅夫的关系，中苏从蜜月到中苏冰点到珍宝岛走火到中美走近抗苏。在这一过程中，从友成敌，中国的国家利益也不再是意识形态来决定，而国家利益至上来决定。不过，普京重新上台后所显现的大国沙文主义，特别是在克里米亚得手后，为中国国内一些民族主义叫好。而普京的聪明在于，克里米亚得手后转向东方中国寻求与西方抗衡的力量。只是中/苏、中/俄有太多的历史纠结，普京跟中国抛的是橄榄枝，还是拉着中国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而“火中取栗”？天才知道！让时间说话吧。但愿中国不要犯同一个错误。

    再说“鲜血凝成的友谊”的朝鲜。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中朝似乎都是“铁哥们”，但是当中国的国门打开后，中国人发现，那个“铁哥们”原来是一个爱“捣蛋”的既要钱又要物却不时耍脾气的哥们。一个地理几乎没有纵深的国家，一个对中国“半岛无核化”希望和要求置若罔闻置之不理的国家，竟然在与中国不到300公里的地方进行核爆。这真说不（上）是友还是非友。

    三说日本。中共建政后，中日关系一直呈向好方向发展，并在1972年抢在美国之前与中国建立起邦交。中日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形成蜜月。中日两国的人民，特别是中国的百姓，几乎忘了在几十年前还有过的被凌辱被杀戮的历史，而一味地追逐日货：从家电到服饰，从电影到书籍，从无息代款到低息代款，从技术到科技人员的交流……可以说中日除政体之外的一切领域，都让中日特别是让中国国人感受到如周恩来讲过的一句话“中日世代友好”已经成为现实。殊不知，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力迅速增长，并在2011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济体，以及日本宣布国家购买钓鱼岛之后，“中日世代友好”嘎然而止。中日无论民间还是官方，无论精英还是平民，仇日成为国人的“主流”，而在日本一端，要求摆脱二战秩序的“右翼”也成为日本国人的“主流”。从敌化友，再又从友变敌的当下。中国在这一变化过程式中，没有自己的问题吗？

    四说东南亚。从毛泽东开始经营的东南亚到现在“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区（CAFTA）”的东南亚。经历了意识形态的输出、对东南亚共产党的支持到对东南亚诸国国家的友好再到当下的自由贸区的建立，以及与东盟开展的“10+1”的多边对话框架。但是，东盟10国中的与中国有领土领海纠纷的越南与菲律宾，突然地（有人认为是美国“重返亚洲”战略所驱使和推动）地变得可以与中国交恶。既使是与中国边界没有太大纠纷的缅甸和老挝，也由于第三国势力的进入，让原来的好兄弟如缅甸有了不可知的变数。

    五说印度。即使没有英殖印度与中国西藏地区的纠缠和领土之争，即使没有1962年的中印一战。就两国的政治制度的不同，更由于中印两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间的竞争，也不会风平浪静，更不会有我们常常看到了几乎是骗人的话语“和平共处”般的和平共处。道理太简单，地球只有这般大，人口也不可能无限止的增长，而资源更不可能由上帝那样仁慈、那样公正地划拨给地球上的每一“球民”。至于财富，上帝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是否可以公平地给每一“球民”。

    六说巴基斯坦。或许因为核技术，或许因为经援，或许因为两国在南亚次大陆的共同利益（因为印度），或许因为两国在美国双边与多边关系，或许还因为中亚。环视从北到东到南，中巴可能是当下中国周边的铁哥们了。是否已以达到了美英那样的关系，还真的不好说。不过，有一点可以说的是，巴基斯坦与苏联解体后的中亚独联体诸国（即“上合组织”里的这部份成员国），恐怕是近二十年或者近十年，中国外交的最得意之作。

    中国的周边包括陆地与海域的邻国与中国形成了一个360度圆形结构。这除了欧洲的个别小国之外，世界上没有像中国这样的复杂的同（周）边。中国的任一国内事务，也许都与周边邻国相关。周边事务的好/呆与利/弊，都与国内的发展和安定相关。反过来，国内的战略、策略、以及发展安定的事务也与周边事务相关。这本是一常识。但是，我们在处理周边事务时，从不检讨自家（特别像“外交部”的发言的一些诸如“自古就有的”的陈词滥调），而一味地把周边事务中出现的紧张事态，看成是它国所为。我们知道，在周边邻居方面，我们没有“孟母三迁”的选择，就正如周边的它国也没有不与中国为邻的选择。“远交近攻”也好，“化敌为友”“变友为敌”也罢，显然不是单方面的。

    于是想到中国时兴的“复兴”一词，就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话题：一、复什么样的“兴”，是汉唐的“兴”，还是蒙元的“兴”，抑或满清的“兴”？二、在什么平台上复兴，是1949年建政时的复兴，还是文革结束时百废待举的复兴，抑或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下的复兴？三、复兴的内容，是只包括经济和文化，还包不包括军事？本来，我们坚持了多年的“韬光养晦”和“和平发展”（即使这样，许多国家也不相信的），为什么还要“复兴”呢，难道说，中国的当下还不足以称之为大国吗？中国的当下既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第三核大国。无论经济还是军事，无论地域还是人口，在亚洲，显然不是中国怕别人的。我常常在想--事实上也是一个历史的常识--为什么我们没有如美英、美欧、美日那样的朋友，而且，让人不解和不安的是，我们曾有的朋友们，一旦在第三国“插足”之后，曾有的朋友就变得来我们不认识了？

作者：刘大桥  《共识网》  2014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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