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楚将军回忆录》读后感

《龚楚将军回忆录》读后感 

黄文治

《龚楚将军回忆录》被萧老师看作中国最好的十本回忆录之一，因为版本很稀少，老师估计每本市价在500元左右，我记得老师讲到其所存的也只是一本复印本，所费也要98元，因此这本书价值不菲。我下载的是电子版本，是《明报月刊》1971年9月号至1972年5月号连载之龚楚回忆录《参加中共武装斗争纪实》中《第三编 井冈山革命圣地》全部内容为底本电子版本书籍，《参加中共武装斗争纪实》，即后来由明报月刊社结集出版之《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1978）。我在网上下载的只有第三编，因此现在读来也不全，但可以谈点自己的看法。

龚楚将军回忆录回忆的是其早期进入新式学堂，后参加孙中山国民革命，最后被共产党争取来，成为一名农运及军事干部的一段人生历程。龚楚将军是怀着“改造不平等的、妨碍人类生存进步的就社会，建立平等自由、人类和平共存的新社会”（上，P4）的崇高理想，加入中共革命队伍的，先后参与创立了红四军和红七军。回忆录分上下两卷，主要回忆的是中央苏区瓦解及其之前的历史。

我重点读的是第三编，主要讲述的是“从北江到香江——红军往事”这一编，其实描述的就是龚楚将军从人道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到开始反思共产主义革命的过程，而这个反思的契机就是中共的“赤色恐怖”。

在回忆录中，其提到“白色恐怖”所对应的“赤色恐怖”概念，“白色恐怖”按照龚楚将军的解释，“白色代表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及工农群众积极份子，造成恐怖现象，人称之为白色恐怖”；而“赤色恐怖”，“赤色代表中共，中共杀人放火，手段残忍，造成恐怖现象，人称之为赤色恐怖”。

其实在共产党的革命过程中，赤色恐怖是与革命的道德理想相伴而生的，只要革命的理想崇高，至于手段，那都是次要的，在有些地方甚至可以不择手段，在这点上有点与马基雅卫利《君主论》主张的观点同。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等别的东西，残暴，实行专政。因为他们相信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暴。于是革命的恐怖也就是人道主义。我可以列举两个事例。朱德曾与国军将帅范石生有结义兄弟之情，在朱德最危难之时候，曾以五千大洋许以收编度过难关，但在郴州之役，范石生的军队就被朱德算计掉了，此战后，朱德在被龚楚将军打趣时言“革命没有恩怨和私情可言，阶级立场不同，就是生身父母，也要革命，何况是结义兄弟？”；我们看待毛泽东也一样，理解毛泽东，恐怕完全说其追求个人权利是说不过去的，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实在可悲。因此革命过程中，可见圣洁的目标高过一切，过火现象就时常发生。

如湖南的农民运动（关于王国维的死因，学界有很多观点，尤以历史学家陈寅恪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意义，他认为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衰微导致的，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已走向死亡之边缘之缘故，为此文化深染的载体----文化人，也必将走向死亡。这种解释可谓典型。不过在《郑超麟回忆录》一书中，他提出了另样的观点，虽然只有一笔带过，却引起了我的注意，郑超麟在其回忆录中谈及王国维死因时，认为与湖南农民起义提出过火的土地革命要求有关）；

根据地及其之外暗杀土豪；

肃反狂潮（根据张国涛的带刀卫士何福圣的回忆录《肃反根源》一章记载，肃反过程中。有的保卫干部竟以识字多少、手上有无茧疤、皮肤是黑是白，来判断好人坏人，吓得读过书的人装着不识字，皮肤白的拿土往脸上抹；延安还有专门的“劳改队”，多有冤枉者，“延安牌”的老干部最喜欢听的那首郭兰英唱的《南泥湾》，很多当年在南泥湾因受冤劳改的老兵是很不愿意听到这首歌曲的，如刚才提到的何福圣等，因为那曾是很多受冤老兵的灾难之所）；

坚壁清野（如何福圣回忆录《大撤退》一章记载张国涛撤出川陕根据地，川东游击军红33军第93师奉张国涛令采取的就是这种方式---把老百姓的房子全部烧掉—那是红军历史上“最为独特凄惨的一幕”）；

个别对待妓女的方式；制造国军与民众矛盾等方面。

而龚楚将军主要回忆的是湖南农民运动中的赤色恐怖。结合张国涛回忆录，农民运动的赤色恐怖有如下表现：

1、暗杀地主豪绅，而不顾及其是否是劣豪劣绅，毛泽东在湖南就宣称“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矫枉必须过正”等左倾情绪；2、土豪不分土地政策；3、以拒租拒债代替交租交息；4、谷米阻禁；5、破坏乡村旧风俗，威逼寡妇改嫁等；6、乱杀乱烧，宣称党中央的指示是“要杀绝地主，烧毁其房屋，以赤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等等。

因此在湖南，龚楚将军说“湖南的农民运动，在国共合作期间，不仅国民党人攻击为过激，甚至中共高阶层人士（除毛泽东之外）亦多认为过火。当时农会控制了乡村政权，地方官——县长——大多数失去权力，实际无法制止农会和工会的种种暴行。他们在乡间任意没收豪绅地主的财物，形同盗匪，并将豪绅地主捆绑，游街示众，滥用私刑，死人无数。国军军官家属亦不能幸免。甚至连中共高层领导人李立三的父亲亦惨遭农会杀害。”龚楚将军回忆，李立三的父亲之所以被杀主要是因为李立三与湖南农民运动的领导者毛泽东有很深的矛盾纠葛，因此，赤色恐怖破坏了同志间的友谊，但是农会控制地方政权，采取残无人道的赤色恐怖，使国民党的一些中下层军人及上层军官如唐生智、何健等（谣言也得考虑），有些是同情革命的，也开始疏离出去，成为革命的死敌，因此破坏了国共合作的前景。张国涛在其回忆录第二册第四章，有专门的《农民运动》一章回忆了当时的农民运动情况，他说，当时中国较早从事农民运动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澎湃（1921年），另一个就是毛泽东（1924年）（不同的章节，张都说他们是第一个开始这项运动的，因此有矛盾），他们一个在广东，一个在湖南。湖南的农民运动发展最快，全省79个县有54个县成立农协会，农协会人数在1927年2月的一次统计是200万人，最多的时候达到451万人。发展如此之快，张国涛在回忆录中解释其原因主要有，南北战乱，农民困苦；湖南地主团练多为军队收编；湖南中共领导人如毛泽东注重农运工作；太平天国斗争精神鼓励等，因此发展特快，但中共缺乏斗争知识与经验，因此农民运动比较过火，抛弃国共合作时门面上的缓进政策，而步入激进的洪流，采取激进“蛮干行为”，成立工农苏维埃政权，使国民党左派很难看，因此过火的农民运动，也就成了摧毁国共合作、瓦解武汉政权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毋庸质疑，国共合作时期，农民运动与国民革命有很强的支持作用，但是过火的农民运动同样阻碍着国民革命发展。

造成如此恶果，原因很复杂。其中有复杂的党内个人矛盾（李立三与毛泽东有矛盾，李的父亲就被“乱干”掉了，为此李立三还伤心良久）及共产党人普遍“自傲”心理来解释。这种“自傲”心理使一些高层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中共农民运动远比历史上的农民暴动要先进，他的目标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思考的是农民的利益，因此是圣洁的，矫枉过正才能建立真正的工农政权，实现农民从地狱步入天堂的历史理想主义目标，同时也为打击国民党右派增加砝码，不想却为国民革命带来灾难。

另外农民的狭隘意识、初生的共产党缺乏经验也是必不可少的原因。中共最早注意农民问题的是陈独秀，他在研究义和团运动过程中，注意到农民的落后性，因此在建党时不想中共的圣洁性被农民狭隘的落后意识所污染，因此对农民问题研究不够，也没有形成明确的农民运动与土地革命的政纲。根据施拉姆的《毛泽东》一书第五章记载，“陈独秀于1923 年8月说，在象中国这样的小农国家里，‘自耕农居半数以上，这种小资产阶级他们私有权的观念异常坚固，如何能做共产主义的运动？’1924 年12月时他还认为，无产阶级不仅是“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的‘主力军’，而且‘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中，也须‘做一个督战者’。至于农民，只不过是无产阶级的几个同盟军之一，所有的农民都‘带有妥协性’。”因此早期共产党人是不重视农民运动的。而毛泽东、澎湃等人领导的农民运动，也是在实践的初始阶段，缺乏经验，造成政策的失误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瞿秋白在农民运动过程中的盲动主义就是一个代表（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开篇慨叹“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之后回忆了自己一生的错误历程，认为其本爱文学，其对政治没有多大兴趣，却阴差阳错成为中共领导人，真是历史的误会。在话里，讲到自己政治经历时，也谈到自己缺乏政治经验的一些错误。）其书中说：“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当时，许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犯了政治上的错误”，这些错误就包括盲动主义背景下过火的农民运动，有些地方试图让土地革命代替国民革命，造成很多赤色恐怖。当然国共分裂之后，即使瞿秋白已经退下来，盲动主义的历史惯性，或者说纠错的历史惰性，立三路线仍在延续错误，仍一直困绕着中共农民运动的发展。瞿秋白在在《多余的话》中就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值得寻思，他说“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认为瞿秋白这些话并非是多余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还有就是，“左倾不坏”观念。

我在看张国涛回忆录过程中，发现国共合作时期，农民运动的过火，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不大。这个时期，共产国际一直在提醒中共，土地革命一定要纳入国民革命之内。

上文是我在看回忆录过程中，粗略思考的农民运动过火之原因。

对于这种赤色恐怖，龚楚将军的反思是“我是一个以人道主义思想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革命者，眼见到这种违反人道的行为，我内心觉得很难过，并使我陷于极端苦闷之中。”

之后，其离开红四军，他进一步反思认为“我参加革命的志愿，是希望能创造一个幸福美好的社会，在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继续发展，可是，在这几年的斗争过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时，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惨酷报复，在循环不已的斗争中，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经济破产，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猜忌，彼此防范，除了听从中共的命令之外，简直变成了一个奴隶社会。人性毁灭了，人道毁灭了，人格也毁灭了，自由平等，更谈不到，这样的革命手段，难道是我所应追求的理想吗？这些问题，使我感到无限的困惑和烦扰。”

因此，人道主义精神与为理想而革命的残酷性，此时在龚楚将军的心里，达到空前的矛盾状态。在当时那个极端泯灭人性、人格、人道、个性、自由平等的狂飙革命浪漫主义社会，其从革命理想主义转到冷静的理智的分析和思考，我不得不说是难能可贵的。其已经怀疑其怀着一颗爱国心、一个革命的理想主义鼓舞着参加到改变现实世界的革命运动，是否所有的都是正确的。我在其身上，看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对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的一种冷静思考。这也说明其已在实现着一个从理想主义向经验主义不断转化的过程。所以，看到龚楚的反思，也使我想到顾准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中言“籍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罗兰夫人讲“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之”，真是令人警醒而发寒的名言，这名言所指引的目标就是“克服异化”陷阱。

因此他从经验出发，一方面呼吁“领导民众革命斗争，不仅要有正确的革命路线，而且须有正确的指导原则，否则，就会造成无可收拾的违背革命理想的严重现象。”另一方面，对过激农民运动很失望，甚至在回忆录里公然认为，中国革命性最彻底的应该是以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群体，而不是农民，因为农民有太多的落后性。

正是吸取了这些经验教训，红七军入赣之前在广西右江地区得到了蓬勃发展，成功的秘诀是“把悲天悯人的心理，人道主义立场，或多或少渗进些改良主义的意识”（上，P315）。

那么，龚楚将军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老战士，“赤色恐怖”为何能够在其思想中引起如此大的涟漪呢？我想，这非不坚定能够解释的。龚楚将军本身就是一个人道主义化的社会主义者。在五四时期，其本身就受到五四西方的自由平等、人性张扬、民族国家等观念的影响，但是五四又是多歧的，后期列宁化，或者说俄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强调集体主义、民族国家观念及牺牲精神，反而隐匿了很多人性、人格、人道、个性、自由平等等观念，隐匿不表示不存在，既然存在，矛盾的纠葛就会无休止，同时也引发他们去进一步反思革命理想主义的可取性，这是具有时代特色的。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反思，湖南农民运动确实存在过火现象，连毛泽东自己在《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十八页，1953年版）中也不得不承认其过火的一面，这种过火的一面同样也映衬着不足的一面：1、农民运动过程中，这种打富济贫，或者说杀富济贫政策，把财富及土地平分给疾苦之农，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民革命热情的提高，对夺取政权更是有利，毕竟中国农民占绝大多数，这是国民党缓进的农村政策，无法比拟的，我个人认为也是国民党以后此飞快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国民党重视农民运动高过工人运动，但偏向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国共合作时期，往往委派共产党员从事农民工作；而共产党偏向自下而上的领导农民斗争来自觉改善生活，因此两党政策不同，效果也相异。但中共过于重视政治效应，而忽视了农业生产、农业管理、农业政策制定及农业品种改良，因此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并未有益。2、农民运动过火，但又无武装斗争的准备，更别说武装指挥系统了。因此张国涛在回忆录中，借别人之语，批评其“斗争确是激进，武装准备却是落后”，所以，当反动势力反扑而来，农民运动只能走入地下，成为游击战争及其“扩红”的群众基础了（关于红军“扩红”可参阅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录“于都扩红”一章）。

我想中共革命斗争中，后期总结这些经验教训，付出的代价也是惨痛的。2008-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