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归国战俘的苦难与尊严

 

  

 

张泽石曾经有过一次摆脱战俘身份的机会：一位美国上尉发现他精通外语，想让他到第八军司令部去当平民翻译，免除他的战俘身份，并承诺，战争一结束，就送他到美国去上学。当年，张泽石以物理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时，曾有过到美国去留学的梦想，但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他坚决拒绝，选择留在战俘营，希望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帮助战友们度过难关。
1951年7月10日，朝鲜战争进入了漫长的边打边谈的新阶段。战俘问题使谈判陷入僵局。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方面提出“自愿遣返”的原则。志愿军有２万多人被俘，其中近７千人坚决要求回到祖国大陆，张泽石便是其中一员。1954年，张泽石作为最后一批交换战俘回国。

回国后张泽石接受了长达一年的审查，被视为变节者，开除党籍军籍。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遭受迫害，直到1981年落实政策，恢复曾中断了30年之久的党籍和军籍。

 

    台下坐着的有十几位当年同为战俘的难友。六十年后重聚首，气氛却有些微妙的尴尬：他们多年来音信未通，是因为停战之后，张泽石回到了中国大陆，而这些难友却登船去了台湾。

    当年21,000余名中国战俘中，选择回乡的不到三分之一。经历了复杂而漫长的“甄别”，战俘划分为不同戴天的两个阵营，而他们的人生，从此也有了截然不同的轨迹。
 

“我们的生命属于国家”

    跨过鸭绿江的那一天，张泽石不满22岁。

    战友们肩上扛着枪，张泽石负责运送的却是油印机、钢板、蜡纸和铁笔。17岁便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的他，曾在教会学校跟洋教师习得一口流利地道的英文，是志愿军中少见的高级知识分子，因此被调入团政治处任见习宣传干事，负责编印和分发《战斗快报》。

    那一天，他并未体会到对战争的恐惧，甚至因眼前这报效国家的大好机会而满心兴奋。要知道，自少年时代起，他便积极投身革命：1947年，他在清华加入共产党，1948年化装潜入冀中解放区。中共很快发现他在宣传工作方面的天分，因此派他前往四川大学搞学运，其后又深入农村搞农运和匪运；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成立时，他任政治部宣传队长，后调入解放军温江军分区搞文工队。1949年共和国成立，张泽石在心中许诺，等到家乡政权稳固，便要回到清华读书，用知识来建设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

    不曾想，他再也没能重回物理学的世界。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的军旅生涯意料之外地延续下去。多年之后，他才意识到其中的反讽：“其实，我求学的初中和高中都是美国来华兴办的学校；我读的清华大学，也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兴办的。”

    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流转并未湮没记忆中的残酷场景，如今回忆起短短两个月的前线生涯，他的声音依然颤抖不已。无处不在的死亡气息打破了年轻人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溪流中死于机枪扫射的朝鲜老人，民房中被野猫啃食头骨的女尸，撤退时来不及掩埋的美军尸体——白人 、黑人甚至黄种人整齐地躺成一排，年轻的身体僵硬而冰冷。但更常见的是战友的死亡：急行军中，一位战友被美军战斗机投掷的凝固燃烧弹烧成骨架；强渡北汉江时，一名女战士被湍急的江水卷走，只剩棉帽随波涛起伏；争夺鹰峰山地时，一位战友在弹坑中被躲避炮弹的其他战士活活踩死！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张泽石忽然醒觉，“人的生命，在战争中竟然连只蚂蚁都不如。”

    然而即使如此，年轻的张泽石依然坚信，自己的生命属于国家。“那时，我和战友们真心相信，我们是在为保卫新生的祖国而战；我们不少人是怀着要改写中华民族饱受列强欺侮历史的使命感而参战的。我们根本不知道美国并不打算侵略中国，也不知道我们实际上是在帮助金日成去吞并韩国、帮助斯大林去保留北朝鲜那个桥头堡而流血牺牲。”如今的他每每谈及当年的自己，便会露出自嘲的神色。

    两个月后的5月27日,张泽石被美军俘虏。
 

“这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

    当张泽石带领的宣传队被美军堵截在山上，他为保护七名小战友的生命而放弃投掷手榴弹，最终全体被俘。后来，这成为他被写入档案的罪名之一：“有武器而不抵抗”。

    “这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他叹息道，“我们当时只以为，要么凯旋归来，要么战死沙场，谁能想到还会有当俘虏这么耻辱的事？”

    给他带来更大麻烦的是“为敌服务”的罪名。被押送往战俘营途中，一位战友因肚子痛而跑向树丛，遭到美军鸣枪警告；张泽石情急之中用英文大喊：“别开枪，他只是犯了痢疾！”一句话出口，美军惊奇地发现俘虏之中居然有英文如此流利之人，于是让他做了战俘营的总翻译，协助管理中国战俘的生活。

    多年之后，张泽石已不知这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出众的语言能力让他有机会与美军士兵乃至高级将领交流，他渐渐发现，这些年纪相仿的军人并不似宣传中那么凶神恶煞，甚至多了几分让他不太习惯的“人性”。“虽然我是囚犯，但他们都能平等对我，在我生病时给我送药，有时还塞给我烟和巧克力，这些我都终身记得。”他特别想找到当年给他烟抽的黑人士兵，“他差不多跟我一样大。如果能找到，我一定会过去拥抱他的。”

    “他们对我就是这么好，反而是我自己的国家对我不平等。”他摇摇头，嗓音沙哑。

    当然，战俘营中的生活绝非风平浪静。张泽石从未想过，曾经的战友一旦沦为战俘，竟反目成仇、相互倾轧，残忍程度比战场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张泽石所在的180师入朝之时，大部分战士是太原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士兵，以及成都战役中国民党95军和黄埔军校的起义投诚官兵，新吸纳的志愿军仅占极少数。而这一比例，适用于整个抗美援朝志愿军队伍。也就是说，当时开赴朝鲜战场的战士，相当一部分并不认同共产主义理念，甚至因土改或内战时期有家人受难而对中共怀有仇恨。

    1951年7月10日，参战双方开始停战谈判。依照《日内瓦条约》，停战后本应无条件遣返战俘，但由于部分中方战俘拒绝返回大陆、强烈要求前往台湾，甚至呈上联名血书以死明志，美国提出应尊重他们的意愿。而台湾方面，在蒋经国召集会议讨论之后，亦达成共识：“从政治着眼及兵员补充均有接收战俘来台之必要”。经过漫长的谈判，中朝同意对战俘进行“志愿遣返甄别”。

    遣返时的分歧，促使整个战俘营迅速分化为“亲共”与“反共”两大阵营，进而发生大规模内斗。张泽石认为，美军有意识地安排较多反共战俘担任权力职位，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争取更多支持，反共派强迫亲共派在要求去台湾的申请书上签名、盖血手印；最毒辣的是强行在他们身上刺青，刺上永远抹不掉的反共标语乃至国民党党徽，看你还敢不敢回大陆去！”多年之后走访当年难友时，张泽石发现，许多战俘至今仍不愿意穿短袖衫，害怕露出身上耻辱的标记。

    亲共派也建立了秘密组织，以暴动、绝食、示威、越狱等行动抗议“甄别”。长达九个月的时间里，战俘营中爆发多次冲突，双方互有死伤。最终，21,000余名中方战俘的甄别结果是：愿意回大陆的只有7,094人，选择去台湾的却有14,334人之多。

    由于翻译身份，张泽石躲过了一部分血腥的争斗，得以坚持自己回国的信念。1954年1月3日，完成所有善后工作之后，张泽石乘坐专列回国。他向车窗外送别的朝鲜民众挥舞手中的棉帽，回想近三年的战俘生活，泪如雨下。

    他以为这就是一切苦难的终结，却没有想到，等待他的是更为冷酷的命运。
 

“一辈子也不得翻身”

    在战俘营中，反共派曾反复向亲共派宣传，“你们回大陆去，只会挨整挨斗，一辈子也不得翻身”。当时对此嗤之以鼻的张泽石始料不及地发现，“敌人”说的居然句句是实话。

    所有归国战俘被统一送到辽宁省昌图县的“归管处”（被俘归来人员管理处）进行休养和学习。负责接待的领导一见面就传达了中央的“20字方针”：“热情关怀,耐心教育,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排。”张泽石很快得知，在战俘营中十分受尊敬的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由于个人交代一再通不过而濒临精神失常。他感到心头蒙上了阴影。

    在学习班中，战俘们被要求交待被俘期间所有细节、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和互相揭发。同战友们一样，张泽石相信了组织的承诺，在交待材料中对自己“意志不坚定”的情节大加鞭笞。而这些，都成为日后对战俘们定性的依据。

    1954年6月，归管处终于对他做出结论：“张泽石，有武器不抵抗被俘。被俘后曾向敌人供出部队番号，又因怕吃苦去当翻译为敌服务，但能参与领导对敌斗争……承认被俘前军籍，开除党籍。”

    这几乎是所有归国战俘一致的下场。那一天，张泽石与战友们抱头痛哭。“我们从来没有在回国之前怀疑过自己的党、国家和政府，怀疑他们会对我们不好。敌人都说我们是死硬共产党，那我们不是最忠诚的党员吗？”他去找营长理论，得到的答案却是：“一个革命战士在战场上有武器不抵抗束手就擒，这是什么问题，没开除你军籍还不算宽大处理?”

    他热爱的党抛弃了他，这意味着他失去了一切。未婚妻与他分手，哥哥嫂子与他断绝关系，没有工作单位肯接收一个被定性为叛徒的人，连环卫局掏粪的工作也找不到。最后，还是凭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和父亲朋友的帮助，他在石景山的北京第九中学谋得了教职。

    这并不意味着生活步入正轨。许多年后他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有一句审查意见：“终生控制使用。”战俘的身份成为他永远抹不去的污点；此后的肃反、整风、反右、文革，但凡政治运动，他一次也躲不过，屡屡被拖出来挂牌批斗、挨打游街。他迄今仍记得，有一回教训一名不听话的学生时，小孩脑袋一甩，鄙夷地说：“你他妈一个右派有什么资格说我？”

    他感到脑袋轰地一声，终于明白，档案里那句话看似轻描淡写，却成为他一辈子甩不掉的沉重包袱，让他从“最可爱的人”，沦落为这个国家里最可耻的人。

    他慢慢得知，许多战友的遭遇比他更为悲惨。“辽宁抚顺的郭乃坚回乡后，既不分给他地种，又不许他加入农业社，他只得借钱买了台手摇缝纫机为人做衣服谋生；成都的大学生高化龙、吴均度只能去拉排子车；陈致君在车站蹬三轮车，杨永成跑关东去找口饭吃；归俘胡春生在辽宁等几个省市流浪卖画为生；跟我一起当翻译的张济良、安宝元，都背上了‘特嫌’罪名，济良被送去劳改，宝元甚至被关进监狱！” 志愿军唯一被俘回国的女战士杨玉华在美军战俘营里敢把美军送来的饭一巴掌打地上，大声质问美军凭啥让她晒太阳。而在文革中一整天一整天头颈里挂着牌子跪在学校操场里晒太阳，饱尝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味道。 （国内网友补充：志愿军的女战俘共有63人最后去了台湾，宋美龄亲自接见她们并长谈。宋美龄说，你们基本都是农家女儿，要乘年轻抓紧上学，学些知识和本领。后来这些女俘虏大多学习护理和剪裁，在台湾嫁人组成家庭，过的都不错。）

    回想起当年的遭遇，他并未怨恨那些落井下石的人。“共产党对自己的战俘如此不人道，是有制度原因的。《论共产党人的修养》里面说，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应该把自己看作是党的工具，驯服的工具。我们当时还觉得说得太好了！但其实，我是一个人，我有我的权利和尊严，我的自由和理想。从苏联搬来的那一整套东西，是共产党最大的失败。”
 

“你还有脸要求恢复什么名誉！”

    文革结束之后的1977年，张泽石与多名难友开始分别向中共中央递送申诉书，要求消除对归国战俘的歧视与压迫，恢复军籍党籍；其后，他们又以集体申诉的形式将材料递送至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等十多个单位。1979年，张泽石再次向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提案委员会递交申诉书。整个申诉期间，为了收集更多战友的苦难经历与生活现状作为证据，张泽石自费跑遍各个省份寻找当年的战俘们，为他们饱受屈辱的人生做着记录。

    1980年10月，张泽石终于等来了“中发（1980）74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志愿军被俘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尽管文件自始至终并未出现“彻底平反”的字样，但当读到“他们始终心向祖国，在一些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组织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争取遣返回到了祖国”一句时，他仰天长叹，用文件盖住了脸上的泪水。

    当年归国时登记在册的6064人早已散落全国各地，经过张泽石发动难友联络网搜寻数月，也只找到五百余人。而在平反文件已经下达之后，许多战俘依然被当地政府重重刁难，甚至被斥责： 
“你在战场上当了俘虏不知羞耻，还有脸来要求给你恢复什么名誉！”

    更多人没能等到平反的那天。“四川成都的李正文，因为长年挨整变得胆战心惊。武装部来了两个干部为他平反，他恰好不在家，于是找人转告他第二天去办事；他以为又要去受审挨斗，竟然当晚就上吊自杀了！”还有一位被扣上“特务嫌疑”的帽子而送往煤矿劳改多年的难友，听到平反消息之后却拒绝写申诉材料。张泽石写信劝他，他回答道：“我已经家破人亡，孑然一身，我对这不公的人世已不抱任何希望，就让我在这里独自了此残生罢了！”

    即使部分难友顺利落实了政策，在底层挣扎多年的生活状况却很难有所改观。“民政部那时候没有岗位，也没有经费，所以不能够给我们任何经济上的补偿。我的难友现在大多数都在农村，生活非常贫困。他们文化不高，没有技术，没有好的工作，孩子的教育也得不到保证，贫病交加，可怜极了。”

    平反后的张泽石，决心要公布这些不为人知的历史。他从自己的经历出发，用十余年时间写成《战俘手记》，后修订再版为《我的朝鲜战争》。

    如今，在世的志愿军战俘已经不到十分之一，许多人拒绝开口回忆那一段屈辱与伤心的往事。张泽石带领口述历史团队遍寻山西、辽宁、河南、四川各省，试图打开难友们的心防，抢救历史真相。

    “在这个政治体制下，人的生存是艰难的。一个归国战俘没有任何自尊心可言。”这是他对自己与战友们遭遇的分析，“所以我才说，维护人的尊严是人性的体现。”

    即使境遇最艰难的时候，他也不曾彻底失望。然而1989年，当他为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送去食物，他想到了多年前在华北参与抗暴游行时的自己。“国民党都没有对我们开枪，共产党竟然对自己的学生血腥镇压，这让我对它彻底失望了。党可以指挥枪，这整个体制是错误的，是独裁专制的，丧失民心，丧失党性。”

    “我的遭遇已经平反，然而对人民开枪，对学生开枪，这永远不可原谅。”

“谢谢你，没有把我们写成叛徒。”

    1994年，终于获准来台湾探亲的张泽石遇到当年的难友梁铭芳。在战俘营中，梁被反共派在身上刺了反动标语，最终被迫前往台湾。曾将所有去台者视为懦夫的张泽石不禁动容，他终于理解了“敌对阵营”所经历的痛苦挣扎。这一天，梁铭芳举杯敬酒，告诉张泽石，许多在台难友都看了他的书。“谢谢你，没有把我们写成叛徒。”

    在台湾，张泽石还见到了当年积极劝说战俘赴台的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翻译官黄天才。曾经互相仇视的他们，如今见面只是满腹感慨。黄天才告诉他，自己曾因见到来台战俘在街头卖早点而深感自责，直到读到张泽石的书，才知道回大陆的七千战俘的遭遇更为凄凉。

    “从那时起，我开始觉得他们是我们的兄弟，我把仇恨转移到了战争的发动者身上。”张泽石说，“当年在一个战壕里为保卫国家而战斗，不幸被俘了，竟然分到两个阵营里斗得你死我活，互相把对方看成敌人、叛徒、走狗，这都是为了什么？为了共产主义吗？多愚昧啊，为了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东西！”

    张泽石与长期关注战俘问题的作家高延赛合著的新书《孤岛——抗美援朝志愿军战俘在台湾》讲述了当年选择去台的一万四千余名战俘的人生经历。与《我的朝鲜战争》中带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政治色彩的语言相比，这本书中少了许多对“帝国主义”“敌人”和“狗腿子”的控诉，反倒主动引用了台湾、美国及中立国印度的相关文件和媒体报道，试图全面展现双方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解读。

    张泽石发现，相比回到大陆的六千余名战俘，来台者的生活状况普遍要好一些：“他们绝大多数被融入国军，虽然也有些人受到暗中考察甚至在绿岛坐过牢，但没有像我们那样全都受到怀疑、歧视和终身控制”。然而，他们依然背负着战俘的微妙身份，以及多年来离乡背井、骨肉分离的痛苦。直至1987年，赴台战俘才终于得到回乡探亲的机会。如今，有人在台湾成家立业，有人回大陆落叶归根，却也有人在荣民之家孤独终老，晚景凄凉。

    一位辽宁锦州的难友告诉他，自己第一次回乡探亲时，孙子求他买辆摩托车，他抱歉地说身上钱不够了，下次回来一定给买；孰料在火车站，孙子追着启动的车喊道：“你去了台湾，我们为你受了多少罪？你连一辆摩托车都舍不得，你算他妈的哪门子爷爷，别回来了！”。

    张泽石为之唏嘘不已。“这是制度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我希望我们的人民和学者能以更大的历史观来看待中国，这样才能够对中国的问题有一个比较清醒的看法。”

    尊严与制度，成为他反复强调的关键词。正因如此，八十三岁高龄的他仍在四处奔波，在时间的洪流中打捞着残存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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