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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军队中(坦克一、六师)的高干子弟

文革时期军队中(坦克一、六师)的高干子弟

博客

文革时期军队中(坦克一、六师)的高干子弟

    
    刚当兵在坦克六师的二十四团。当时团部及大部队已调往北京延庆(后驻防南口),我所在营留在天津扬村种稻子,同时担负一些迎外任务。扬村的196师及杨村机场都是迎外单位,我们也时不时向那些黑人兄弟展示一下我们威武强大的59式坦克。

     营里有个叫薛京海的战士,其父是军委装甲兵后勤部的副政委。他负责播音室,每天在大喇叭里播放那些慷慨激昂的样板戏,激励我们在稻田地里当牛做马战天斗地。许是臭味相投,我俩很快好上了。可用今天的话讲,这厮实在不是什么好鸟,油头滑脑,见风使舵。他总是报怨伙食不好,经不住他的鼓惑,一次我利用帮厨的机会“顺”了两条煎好的鲫鱼出来。他播音室里有电炉有锅,我又去买了瓶酒,我俩便又鱼又酒地吃将开来。可事不机密,这事很快让营里知道了。薛京海立马变成了甫志高,非说是我偷鱼买酒拉他下水,连长把我一顿好剋。从那时起我才知道人心不古江湖险恶!

     两年后,我调到了我父亲任职的坦克一师,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来到一师后,感觉到明显的不同。当时北装共有四个坦克师。坦克六师除二十一团齐装满员外,我所有的二十四团每个连只配置4台坦克(应配置8台),其余的坦克据说是被调去支援越南了。坦克七师还是苏制特34坦克,新组建的坦克九师就是个空架子。而坦克一师则是装备精良,训练强度明显加大,不愧为王牌坦克师。更主要的是,坦克一师还是个高干子弟的“窝”。

     当时有种说法,高干子弟最多的首推38军,其次便是坦克一师。因当时装甲兵是大力发展的兵种,待遇好,一师又是装甲兵中的大哥大,军地高官都愿把子弟往一师送。

     以我所在的这个只有13个人的坦克排为例吧。一名叫夏加滨的驾驶员,其父参加过长征,是北京军区后勤部首任财务部部长(因身体不好,早早便离职休养了)。我们的排长杨志强,其父是当时的农林部部长。1976年前后吧,杨父曾率领中国政府的一个代表团出席过联大的一个会议。那天早晨,我们列队正准备去吃饭,大喇叭里传来播音员慷慨激昂的声音:中国代表团团长、农林部部长杨XX在会议上指出之云云。我们笑道,排长,你爸都在联合国讲话了,你也给我们讲两句吧!杨志强生性低调,只是笑笑,并无太多表示。

        那夏加滨可就不一样了,感觉那叫一良好,处处显露出对我们这些小干部子弟的轻蔑和不屑,好像参加长征的是他而不是他爹。丫的还有句名言:没参加过长征的,就不能算是真正的革命者!75年下半年,军区打来电话,让夏加滨火速返京,陪他父亲回江西老家走一遭。20多天后,夏驾驶趾高气扬地回来了。这厮还喜舞文弄墨,写了篇《回故乡记行》拿给我们看。看过他的文章才知道,夏父由于身体不好,脾气异常暴躁,一路走一路发脾气,常常将负责接待的当地官员骂得不知所措。夏父长征前,在老家已娶妻生子,前窝孩子见到他后张嘴便是要钱要东西。夏加滨对此是十分的不屑。

     他在文章中讲到这样一个情节:夏父“南巡”途中,常有老战友老部下前来探望,其中有的人对夏父可谓是感恩戴德。你道为何?那是长征到达陕北后,一天夏父外出开会回来路过一座小石桥,旁边地里几个锄地的农民瞥见他后都把草帽往下一拉把脸别到一旁。夏父感到奇怪,走近前一看,竟是他先前的几个部下。原来这些人虽然走过了雪山草地,但如今却不愿再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了,竟私自离队跑到农村当起了农民。夏父勃然大怒,掏出驳克枪和警卫员一起硬将这几个人逼回了部队。现在这些人见到夏父能不感激涕零吗?如若不是夏父当初的那把驳克枪,他们就是可耻的逃兵,而不是今天受人尊敬的军职干部。

     高干子弟多小道消息就多,诸如“红都女皇”之类的传闻都是他们从北京带回来的。高干子弟还是文化的启蒙者,在这个圈子里你能找到各种大“毒草”,我就是在那一时期读完了《静静的顿河》《黄金果的土地》《贵族之家》等世界名著。文革中有一首荡气回肠的长诗《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们》,也是首先在干部子弟中传抄开来的。读完后好壮怀好激烈,恨不得明天就驾长车踏破莫斯科饮马密西西比。若干年后回头看,我靠,还解放三分之二呐,先把自己解放了再说吧!

     坦克一师到底有多少高干子弟,我也说不清楚。80年代后,这些高干子弟相继走上了领导岗位。我们的师政委是北京军区罗副司令的女婿,而罗副司令的儿子罗刚,则是坦克一团团长。其时我姐夫在二团任副政委,团长谢海麟,其父是昆明军区政委谢振华(曾任山西省委书记和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当时我已调到装甲步兵团,团长杜克明,其父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杜文达。至于担任营连长的干部子弟,更如过江之鲫,一抓一大把。

     那阵连长指导员都托我给他们买飞鸽自行车,买了多少辆,我也记不清了。所以说,不管毛时代或是任何时代,绝对的公平正义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只要是人治社会,结果就是如此!没办法。这是就是毛时代的公平正义,高干子弟享受的就是这份公平!喊毛时代公平正义的,恰恰是工农大众!

     高干子弟能干的是真能干,草鸡的是真草鸡。如果你以为干部子弟的提拔晋升靠的全是家庭背景,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个人的努力奋斗永远是第一位的。像我们的团长杜克明,当战士时便连年立功受奖,吃苦精神一点也不比工农子弟差。我的排长杨志强,也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基层指挥员。76年的九十月份吧,一天深夜,我们被一阵剧烈的晃动声惊醒,有人喊了声“地震”,我们便兔子般从宿舍里窜将出来。过了好一会,才看见杨排背着一个因腰肌劳损行动不便的战士从宿舍里走了出来。这件事让我十分触动。我们部队参加过唐山的抗震救灾,那种房倒屋塌血肉模糊的惨景把人都吓惊了,因此当强烈的余震袭来时,我们都出自本能慌忙逃命。可我们的杨排却能置生死于度外,宁愿和他手下的战士同生共死,体现出良好的军人素质。

     又比如1982年,受军区文化部之约,我去河北迁西县引滦入津工地采访一位连长。这个连长的父亲也是一位军区副司令员,响当当的高干子弟。我是在施工现场的一间板房里见到他的。他满面灰尘,嘴唇干裂,最恐怖的是他那双手,我的天啊,那哪还像是一双人的手呀!只见他的手掌上老茧一层摞着一层,裂开了深深的口子,手背上则是伤痕累累。原来这位连长身先士卒,没日没夜奋战在施工一线,和战士一起撑钢钎抡大锤,引滦隧道的最高掘进速度就是由他所在的这个连创造的。堪称将门虎子!

    其实在我看来,改开之前,维护旧体制旧观念最坚决的恰恰是那些工农子弟,因为他们真的相信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哀鸿遍野,老百姓都是杨白佬。人的本质其实都是一样的,只不过那时高干子弟占有信息上的优势,因而显得与众不同。文革中,欧美国家家家都有小汽车,就是由高干子弟首先传出来的。工农子弟还不信,说美国人民饭都吃不饱,哪有钱买汽车?愚民至此,强秦何及!在高干子弟中,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和工农子弟相比,高干子弟更具有远见卓识,更富有理想色彩也更具有一种牺牲精神。这种独特的气质来自雪山草地,来自平型关,来自淮海大地的炮火硝烟。高干子弟在官场的“成功”遭人诟病。但令人惊奇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干部子弟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十分优秀的作家,一些重量级作家至今仍然活跃在文坛上。高干子弟在商界的成功也令人眼前一亮,当然这有些黑色幽默。但无论如何,任志强对房价的预测,就如同章鱼哥对世界杯的预测,恐怕是无人能敌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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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AKB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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