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回一堆“破烂”，修修补补后卖了6000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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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国际收藏市场上，造型典雅的明清家具无疑是一大热门。2015年保利拍卖了一件明万历年间的柜子，成交价达到1725万元。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几十年前，收藏界只注重金石书画。不管是哪个年代的家具，在收藏家看来都是“不入流”的玩意。但在北京有一个老人走街串巷地收罗、学习修理各种中国传统家具，与妻子一起研究了一辈子家具中的讲究与文化。
保利拍卖的1725万元明万历年间柜子
最终他的收藏填满了当时新建的上海博物馆空荡荡的家具馆，而多年的心血成书《明式家具珍藏》、《明式家具研究》及《明式家具萃珍》三本大作。他的明式家具研究与郭沫若的青铜器研究、沈从文的中国服饰研究并称为当时收藏文化界的“三大圣经”。
也正是因为他，海内外刮起了一股明清家具收藏热，家具收藏与其中的文化、美学内涵才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上面说的1725万元拍卖价的柜子，就是他曾经在破屋中拼起来与夫人一起当作床用的一件收藏品。
被当床用的柜子与其原主人王世襄在漏雨的家中合影
他叫王世襄，被称为“京城第一大玩家”。年少时养鸽、训鹰、溜犬又斗蛐蛐、玩葫芦的他，到老了将这些老北京的传统民间玩意全都写成了书，记录下一段段即将消亡的民俗文化；青年时他与文物贩子和外国人斗智斗勇，为国家追讨回2000多件珍贵文物，却蒙冤屈被故宫开除。
“流落民间”的他不曾放下心爱的文物，自编《髹饰录注释》，让传统漆艺得到传承，研究竹刻艺术、明清家具，终成一代收藏教父；除此之外，才华惊人的他涉足音乐，则成书《中国古代音乐书目》，涉足书画，成书《中国画论研究》，夫人不会做菜，他竟自学成了京城远近闻名的“名厨”及美食家。
“京城第一大玩家”王世襄
面对这样一个奇人，文化界笑叹：一百年内中国可能再出现一个钱钟书，却没法再有一个王世襄了。王世襄何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代注解者，要从他的童年说起。
1914年，王世襄出生在北京一个条件优渥的家庭中。他的父亲是一位外交官，而母亲是在英国留学归来的一位画家。王世襄每天到美国学校上课，接受完西式教育之后的他回家后还要进行两小时的传统儒学课程学习。
小时候的王世襄
这样“中西结合”的教育待遇，为他一辈子的学术修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过王世襄自小就不是让人省心的孩子，相比于他那学习用功又听话的哥哥，他更喜欢待在家里的菜园子里亲近自然。
而稍长大后的他玩得更疯，结交了几位“更会玩”的公子哥儿之后他跟他们学养鸽，拿着长长的竹竿上屋撵鸽子；又有一段时间醉心于斗蛐蛐，不仅自制各种养殖工具，周末还会自己跑大老远去野外抓。
他甚至在自家种养了好几条猎犬，有时半夜就带着它们上山捕猎，凌晨回来被血性激发的凶悍犬吠声把邻居吓得半死；大学毕业时，他的“毕业照”上右手俨然立着一只自己训出来的雄鹰……
大学期间的王世襄
由于哥哥早夭，母亲觉得他的这些兴趣有利培养健壮的身体，对他也并无过多限制。然而如此放荡不羁的生活还是对他的学业产生了影响，在燕京大学，学医学的他由于主课不及格，按规定要被开除了。
但老师们看他的语文成绩极好，给了他转文学系试试的一个机会。一转到文学系，自幼饱读诗书的王世襄如鱼得水。全班同学的诗词作业都请他代笔，他甚至帮女生们定好不同的诗词风格再代笔，成功骗过了老师。
凭着过人的天赋与之前的积累，王世襄边玩边上课便轻松拿到了燕京大学的毕业证。而隔年，他更顺利考进了燕京大学的文学研究院。但就在这一年，最疼爱他的母亲猝然离世。
王世襄母亲 金章
面对如此大变，王世襄忆起勤学听话的哥哥去世时，亲戚们评论说“真可惜，死了个好的，留下个坏的”。而多年来母亲一直以锻炼身体为由偏袒他各种玩物丧志的行为，不知背后要承受多少压力。
他醒悟过来，母亲不是支持他一直不务正业，只是希望他能有一个健壮的体魄，更希望凡事他能学会自己做主。要是再玩下去，把以前的知识积淀消耗完，他只会成为一个一事无成的阔绰子弟。他决心不能再这样虚度光阴，再对不起父母的培养与支持了。
父亲王继曾抱着王世襄与其兄王世容
1939年，王世襄参加完母亲的丧事之后，默默地将自己养的鸽子、老鹰、蟋蟀、猎犬等等都送了人。回到研究院，他开始潜心学术，将自己的研究方向选定为中国画。一册毕业论文《中国画论研究》，他一写就是五年。
《中国画论研究》既是他的硕士毕业论文，也是他一辈子最不满意的一本书。他一辈子一直在想着将这个选题完善写好，奈何一直到晚年校对文稿操劳过度导致一目失明也没能改到满意。王老自觉此生无力完成这册书，又不舍让它埋没，故交由出版社出版。
封面上，他郑重地写下“世襄未定稿”五字注解，生怕别人又奉此书为经典。在书中他恭敬地写下此书未能尽善尽美完成的前缘后果，又恳请各界学者指出其中疏漏，以正视听。其学者风范之恳切实诚态度，令观者无不动容。
中国画论研究
1943年，王世襄南下重庆，既是求职也是求知。不愿教书的他婉拒了燕京大学梅校长的邀约，想进历史语言研究所又因傅斯年先生“只要北大和清华的”而遭拒。一番波折之后留在了朱启钤先生与梁启超主事的营造学社学习清宫匠作与营造法式。
1945年，王世襄与认自己为论文导师的学妹袁荃猷喜结良缘。这一对神仙眷侣一辈子相敬如宾，相互扶持着走过或甜蜜或艰苦的日子，还闹出过不少趣事。
王世襄与袁荃猷结婚照
王世襄先生离京闯荡前，用自己“瞎玩”时学会的火绘技艺做了两个精致的火绘葫芦盒送给父亲作为生日礼物。而与袁荃猷返京后，也送了夫人两个火绘盒，中间装了两颗红豆——作为定情信物。
据王老晚年“坦白”，他是跟父亲要回了生日礼物送给了夫人的。而自幼对他宠爱有加的父亲自然也没有怪罪他，反而支持自己儿子去讨女孩子欢心，要他善待妻子。由此看来，这对父子也是极有趣的两位文人学者。
与夫人袁荃猷
到了1946年，学成归来的王世襄被任命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那可能是他一辈子最光明的一段时光。新婚少年，家庭美满，又在自己最喜欢的领域做着心仪的工作。
在故宫工作期间，他奔波于平津地区为国家追回文物。一年多时间里，他竟从日本商人及文物贩子等人手中追回了2000多件珍贵文物及107箱从东京争取回来的古籍。这期间他数次出国考察，拒绝了几家国外美术馆与大学的盛情邀请——彼时他已下决心为故宫的工作贡献出自己的下半生。
王世襄（右三）在故宫前
然而好景不长，1952年，国家各机关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这本是出于好意的一项政策却给王世襄带来了灭顶之灾。由于接手过数量庞大的文物，他被认定“不可能不贪污”，蒙受了长达十个月的冤屈及牢狱之灾。
更叫人感到绝望与屈辱的是，由于找不到相关证据，十个月后他被宣布无罪释放。重获自由身的他刚准备继续回到故宫工作，就接到了通知——他被故宫与文物局除名了。已年近40岁的王世襄失去了视为第二生命的文物工作，离开了曾以终身相许的故宫博物院。
王世襄先生（左）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鉴定古琴
幸好民族音乐研究所的李元庆、杨荫浏所长随即发来邀请，王世襄勉强答应，生活才不至于没了着落。而这一进音乐研究所，他就凭自己的才学融会贯通，编辑了《中国古代音乐书目》、《中国古代音乐史参考图片》及《广陵散》等专业著作。
业余时间，他一边继续修改补充着自己硕士时期的作品《画论》，一边重拾起在营造学社时朱启钤老先生交代的重要任务——编撰《髹饰录注释》。《髹饰录》是一本记载中国传统漆器技艺的古籍，是古老的漆器工艺能否传承下去的关键。
《髹饰录解说》原稿
然而当时的匠人依靠口口相传的技艺干活，而文人则不屑于也不懂结合实际来研究这种匠作的古籍，故而有上千年历史的漆器技艺危在旦夕。王世襄以学者的角度逐字逐句解读古籍，又恭恭敬敬地向民间漆匠行拜师礼学艺。
用了五年时间写出了一本文字量20倍于原著的《髹饰录注释》，让这门技艺得以以文字的形式长久地保存下去，并更好地传播开。这件事，被他视为自己一生中除了追回两千多件文物以外，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王世襄先生家中大量藏书
虽然被迫无奈离开了故宫这个官方顶级文物机构，王世襄依旧放不下自己喜爱的文物。他开始在民间收集各种有趣的玩意，每逢周末，他就踩着单车走街串巷。别人不要的漆器、竹刻、铜器，还有最多的是准备要被“肢解”后做成算盘等物的明清破旧家具，他都一一议价后收回自家。
收回来的很多家具破了烂了，他就拜京城里的老木匠为师，学习修缮古家具的同时，也加深了对它们的理解。渐渐地，他与老伴住的院子里就堆满了收回来的“破烂”，他跟木匠师傅一件件把它们修复好，就成了无比雅致的桌椅床柜。
王世襄（左）和木匠祖连鹏师傅
他开始编写关于明清家具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他撰文，精通琴棋书画的老伴就给他绘制精准的配图。乐在其中的王世襄先生本以为可以就这样安然到老，也不失为一个离开了故宫以外的好选择。
然而残酷的现实又一次给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1957年，由于为自己之前遭遇的十个月牢狱之灾的不公“伸冤”，他被划定为“右派”。1966年，在那场文化浩劫初现苗头的时候，王世襄预感到自己家中的诸多珍贵文物恐怕难以保全。
在夫人袁荃猷女士睿智的建议下，他不舍地主动请求文物局的人前来“抄家”。一大批珍贵家具、藏品被没收，但万幸得以保全，很多甚至在风波过后归还给了他。
好不容易修复完 王老总要欣喜地与藏品合影
文物是躲过了一劫，但人没有。1969年，已经55岁的王世襄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改造”。这期间，像老舍先生，王世襄的好友诗人陈梦家先生等名士皆不堪受辱，自杀身亡。
但我们看王世襄先生被下放期间的照片，俨然一副乐在其中的潇洒模样。他在苦中作乐，悄悄地与农村的老百姓打成了一片，甚至向他们请教很多民间的知识。他跟当地的老渔民学打渔，擅长烹饪的他甚至会做全鲈鱼宴给大家吃。
王世襄被下放农村
尽管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还经常要学习要写报告，他还是在放牛、打渔、插秧等农活中找到了乐趣。我想这与王世襄先生年少时整日上山打猎，下乡抓蛐蛐等经历是有着密切关系的。从某种角度来说，正是他母亲的“放任自由”培养出来他这种随遇而安的性格在此种逆境中拯救了他。
直到1973年，他才获准回到北京。从农村归来的王世襄不仅带回了当地特有的一些花卉，更重拾起少年时的各种兴趣。他又开始训鹰、养鸽、斗蛐蛐，但现在可不单单是为了玩了。
《说葫芦》、《中国金鱼文化》、《北京鸽哨》、《明代鸽经清宫鸽谱》、《蟋蟀谱集成》等研究书籍在他笔下纷涌而出。其选材偏门到叫“专家学者”们不屑一顾，但若一翻看，书中引经据典，各出处考究之详实，治学之严瑾又叫“专家”们羞红了脸。
王老著作等身
因为对这些老北京玩意的研究，王世襄先生也得了一个“京城第一大玩家”的称谓。现在文物收藏界的大咖，中国第一家私人博物馆的馆长马未都先生，年轻时也是跟着王世襄鞍前马后跑的小孩。马未都提起王老毕恭毕敬：“王世襄老先生是真大家，我们只学了个皮毛”。
后来由于国家政策，王世襄老先生祖业偌大的院子被收到只剩下一小间给他与老伴了。很多珍贵文物、家具堆在小房间里，一旦失火后果不堪设想。他向文物局反映，隔了许久，对方派人送来两个灭火器了事。
王世襄在家中
无计可施的王老恰逢一位香港商人上门求购家具，港商为了纪念亡妻，想收购王世襄先生的藏品捐给刚建成的上海博物馆家具馆作为功德。王老与其谈妥，所有收购品必须全部给博物馆，只要足够他们夫妇搬出这座漏雨小屋的资金便可成交。
就这样，王老一生收藏的明清家具全部以国际市场价的十分之一，转交到了上海博物馆家具馆中。就算是这样，当时也有无数好事之徒谴责其“说是文人收藏家，最终还不是为了钱”。
在王老暮年，杨澜采访他的时候问及家具被运走时他的心态，会否惋惜。王老笑答：“对文物的占有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对它们的研究和欣赏。这些东西，由我得之，最终又由我遣之。岂不就是一个最圆满的结束？”
上海博物馆内王世襄收藏过的家具
2003年，陪伴了王世襄一辈子的老伴袁荃猷女士去世。王世襄写了14首《告荃猷》，字字泣血：“我病累君病，我愈君不起。知君不我怨，我痛无时已。”
他为了不会做饭的她，学成了京城“名厨”美食家；而她为了实现他毕生的追求，舍弃了自己的画家梦想，成了一个插图师与文稿校对员。在镜头前他忍泪叹息：“她为了编我的书，不能去逛博物馆，不能去看山，也不能去旅游，现在想起来，很对不起她。”
王世襄与夫人袁荃猷在北京芳嘉园北屋前合影
夫人去世后，秉承着“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他梳理了自己一辈子各种杂七杂八的收藏，全部收录在一本《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书中。再举办了一场拍卖会让这些大大小小的玩意散落到世界各地的收藏家、博物馆手中。
2003年的那场秋季专场拍卖会，139件各式各样的小玩意拍了6300万元，成交率是极罕见的100%。拍卖结束后还有很多没赶上或者没拍到的买家在门口堵着那些买到老先生东西的人，请求他们转手一件：“不管你拍到什么，我加20万买了”。
晚年终于有一个像样点的环境可以写作
这些看着王世襄先生的书长大的一代收藏家，他们买的已经不是某件自己喜爱的特定物品了。让他们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收藏的，是对这一位收藏教父级人物的敬仰，也是对王世襄老先生人格上的崇敬。
同年，王世襄获得旨在鼓励全球艺术家和思想家进行交流的荷兰克劳斯亲王基金会授予的最高荣誉奖，他是获得这个奖项的首位中国人。荷兰王子亲赴北京为其颁奖，他随后将高达10万欧元的奖金捐给希望工程，在自己的祖籍福建建起了一所中国-荷兰友好小学。
接受克劳斯亲王奖
2009年，王世襄老先生在北京安然离世，享年95岁。
在“玩”上，他玩出了专业学术涵养，玩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代注解者；在收藏上，他重视研究与欣赏而不执着于占有的心态，足以成为行业楷模；而人生中，他在任何艰难困苦屈辱的情况之下，不甘沉沦地保持一个学者的高雅的格调，更足以成为引领我辈前行的精神。
资料来源：
杨澜访谈录：王世襄
王世襄访谈录：生活就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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