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说红军高级将领徐光英

老人家说，翻案不得人心。

可是风水轮流转，现在最流行翻案。

关于中共早期军事人员徐光英的案，网上的翻案文章至少就有两篇。一篇说他是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同窗好友，百色起义时又同舟共济。现在邓小平成了历史名人，和邓小平有搭疙的人自然就沾光。首先是龚楚龚鹤村，就是反了水又领了人要拿陈毅的脑袋去邀功的主，一辈子锦衣玉食，左右逢源，要名有名，要利有利。老了老了，居然在邓大人掌权时告老还乡，耀祖光宗。

第二个就是这徐光英，说起来这个人更牛。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还有百色起义时都榜上有名。南昌起义失败后担任起义军汕头市公安局长，广州起义时担任起义军参谋长，也就是和在百色起义时龚楚一样的角色。就是在参加广西百色起义之前，徐光英的职务也远高于龚楚和张云逸。当徐化名徐开先领衔担任俞作柏的教导队队长的时候，张云逸才是他的一个副官。

现在有人说他有相当长的时间是在看不见的战线上，肩负特殊任务，暗中支持、掩护中共地下党组织和越南劳动党地下组织的革命活动，保护过大批的革命党人和越南劳动党地下党员。为党和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真的是鬼才知道。

相关的史料有以下四点：１）徐向前的回忆录，说他后期曾帮助过共产党；２）陆定一的回忆录，说他在广州起义时表现很糟糕；３）是南昌起义之后的中共中央文件，说他违犯政治纪律，滥杀无辜，对他的处理是留党察看一年；４）第四是百色起义时红七军前委的通报，说徐开先（原文注：即徐冠英）亦在工作紧张时赴越工作，也不大努力，应加警告，并着他回龙工作。

想是在百色起义前，中央代表邓小平奉命到上海汇报工作前脚刚走，在军事上负总责的徐开先也马上就肩负特殊使命，脚底抹油，向越南方向开跋了。

怪不得看起来象是由同一个老师给调教出来的。

想不骂人都难。

附一、潮人革命家徐光英

孙 东

载《潮州日报》 ３月２９日，潮州掌故

（http://www.chaozhoudaily.com/wyhk-nr.asp?sort=41&id=14802）

三月十五日，“潮州掌故”刊登郑喜胜的文章《黄埔军校潮籍四将帅》（以下简称《黄埔》），这对于发掘历史资料，弘扬地方文化是一件好事，然而文中部分资料失实，特别是对徐光英前辈的历史歪曲，损害了英烈的光辉形象。

徐光英先生出生于光绪25年，即1899年4月27日，乳名金藩、族名家锡、字树屏，潮安县浮洋镇徐陇村人。树屏、光英是他自赴法国勤工俭学至以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一直使用的名字，其“徐树屏”中、法文的名字至今还存于法国国家档案馆的“华法教育会学生名册表”，复印件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 (原中国革命博物馆)。

据笔者所知，国共合作的“黄埔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创办于1924年。历史上并无“广东黄埔军速成学校”，《黄埔》文说徐光英读过该校“第五期”，而且“毕业”于该校，这真是天方夜谭。1924年徐光英尚在法国，1926年初回国后曾加入冯玉祥的西北军，1926年北伐，在叶挺所在的部队参战，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随军南下广东，领导广州起义。徐光英先生赴法国读书后，又转赴西班牙攻读军事，并获“陆军博士”学位。

1917年，18岁的徐光英结婚才四个月，为了抒展抱负、开拓事业，惜别新婚夫人彭碧妗(浮洋镇彭厝人)，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学习期间，认识了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人，1921年加入由周恩来等创立的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后又加入旅欧共青团。1924年7月13至15日，旅欧共青团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徐树屏(光英)当选为五位执委之一。毛毛(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标明徐树屏(光英)是“宣传部主任”，是邓小平的战友。当时，邓希贤(小平)也是五位执委之一，可见徐光英和邓小平的亲密关系。大会进行时，刚好周恩来同志奉命将回国创办共产党协助的黄埔军校，因此与会代表合影留念，大家依依不舍地送别自己的革命领导、战友周恩来。这珍贵的历史巨照是邓小平同志保存下来的，1993年毛毛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出版时，将此珍照刊于卷首(见附图照片)。

徐光英自1917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以后，除了到西班牙学习军事并取得“陆军博士”学位外，自1921年至1925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巴黎学习和工作。1924年7月，周恩来同志奉召回国协助组建黄埔军校后，1924年12月，中共旅欧支部决定派蔡畅、朱琪等一批C·P(共产党员)到莫斯科学习政治和军事。1925年12月9日，已在莫斯科的袁庆云又给傅钟(后来任总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军上将)等人来信：“……关于邓希贤(小平)刘明俨、傅钟、宗锡钧、徐树屏(光英)五人接到此信后，尽可能的速度动身前来”。至1926年1月7日，徐光英一行才取道赴莫斯科并短暂学习一小段时间，由于国内的革命需要，不久即回国。

《黄埔》文接下写到徐光英“1929年赴广西从事兵运工作，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叛变”。事实并非如此，请看下面史料。

一、《我的父亲邓小平》有如下记述：

1924年7月13日至15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7月17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通告”第56号中这样记载着：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新的执行委员会：

秘书 周唯真(周恩来)

委员 余增生 邓希贤(邓小平)

(三人组织书记局)

训练部主任 李俊杰

宣传部主任 徐树屏(徐光英)

根据党的规定，当时担任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支部)的领导，就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党员。因此，徐光英同邓小平一样于1924年7月担任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的领导，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红旗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在记述1927年广州起义的史料方面这样记载：

革命军事委员会：

委员 张太雷 黄平 周文雍

书记、起义总指挥 张太雷

军事指挥部：

总指挥 叶挺

副总指挥 叶剑英

参谋长 徐光英

副官 陈庚

在这一“组织史资料汇编”中，党在各个时期的领导成员“未到”、“牺牲”、“后牺牲”、“叛变”都有一一注明，这些权威资料详实清楚，从未见到有徐光英“叛变”的记载。《广东党史研究文集》潮汕近现代各有关史料，所能见到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史资料，从未见到有关徐光英先生在历史上有“叛变”的记录。

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人就清楚，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上，共产党人(包括不少领导人)公开的、隐蔽的在国民党及民国政府中兼职的人很多，徐光英也是其中的一位。如果说，革命时期在国民党中任职的就是“叛变”，那这样的认识实在是太肤浅了，所以《黄埔》一文中说徐光英“叛变”，是最大的谬误。紧接着《黄埔》文又罗列了徐光英在国民政府中所任的一大堆职务，其中部分在有关志籍上也有明载，也正因为徐光英有这些正面显赫的职务，他才能“另肩负特殊任务”，暗中支持、掩护中共地下党组织和越南劳动党地下组织的革命活动，保护过大批的革命党人和越南劳动党地下党员。

1947年(并不是“1949年”)为了革命的需要，“徐光英接受新的任务赴港”。赴港前为了给留在家乡的妻儿有个较好的生活环境，徐光英回家乡徐陇村建了一座民房，为了纪念他逝世的双亲，特请国民党元老李济深为其题匾“念慈园”。并将才出世12个月的小儿子徐邦彦带回家乡，让结发夫人彭碧妗女士管养。胸怀大志、肩负重任的革命志士和领袖人物徐光英，为了革命事业，离乡别井、惜别妻儿。1950年，在暴风骤雨的土改运动中，由于地方政府未清楚徐光英赴港的工作性质，错将徐家的成份定为“官僚地主”，念慈园及其他财产也被没收，彭碧妗、徐邦彦母子被赶到牛栅般的破屋栖身，行动无自由，彭碧妗作为“地主分子”多年被管制，受尽各种侮辱。将门的后代徐邦彦也得不到应有的教育，由于阶级成份而受歧视，只读到初中一年级，便辍学务农。1984年徐光英先生在香港逝世，中央有关部门在港为其治丧。根据有关部门的指示，1985年5月22日，潮州市人民政府颁发《(85)州侨字第1号》文件，才将徐彭碧妗一家的阶级成份改为“港澳工商业”，念慈园也归还徐家，彭碧妗母子总算苦难尽头，三十多年的不白之冤才算洗刷，徐光英先贤的英灵想必也得到安慰。

根据相关史料及能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徐光英先生自从1917年赴法国勤工俭学至1984年逝世于香港，在六十八年的革命生涯中，除了公开的轰轰烈烈的战斗经历外，有相当长的时间是在看不见的战线上，为党和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徐光英是邓小平的战友，他是这“一代人”中一位卓越的将领，也是共产党的忠诚战士，一位无名英雄。他是潮州市第一位中共党员，是潮州人民的好儿子。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应该得到人民的钦敬，更应得到家乡人民的爱戴，历史是不会埋没英灵的。

附二、黄埔军校潮籍四将帅

徐光英(1898—1984)

中央军校南宁分校政治科少将主任教官。别字树屏，广东潮安人。广东黄埔军速成学校第五期、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加入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入西班牙马德里军事学校学习。1926年春回国，入西北国民军任军政学校教官。后返粤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中校参谋。1927年8月叶挺部参加南昌起义，任第二十四师参谋长。失败后随起义军南下潮汕，任汕头市公安局长。后转赴广州，参加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12月广州起义后任苏维埃政府工农红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失败后到香港，1929年赴广西从事兵运工作，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叛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高级参议，中央军校南宁分校少将政治主任教官。1941年春起任军统局机要室秘书，军统局驻南宁办事处处长。1944年任南宁市将警备司令，广西绥署第三别动纵队指挥官。1946年到春任军需署少将军需监。1949年到香港居住，1984年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