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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沌的童年(7):暗夜钟声

混沌的童年(7):暗夜钟声

博客
父亲工作的研究所在北京远郊,每两个星期回家一次。那时的火车和汽车都很准时,每当父亲回家的那个星期六,六部口电报大楼晚上9点的“东方红”钟声刚过,我们就能听到四合院大门“吱呀”一声,接着就是父亲那熟悉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然后是我们家的欢声笑语。在我单纯的世界里,生活就是如此周而复始地循环。
 
这个循环,在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被打乱。4月的一个星期六,父亲该回家了,9点的钟声响过了,父亲却没出现。第二个星期六,钟声响过了,父亲又没回来,而且杳无音讯。到了第N个星期六,家里人似乎全得了焦虑症。晚上9点快到了,母亲靠在被子上,用闭目养神遮掩自己内心极度的不安;我和外婆把焦虑全写在脸上,守着母亲。哥哥则独自在另一个房间狭小的空间里, 象个上了弦的大玩具,不停地转圈。
 
我们就这样象等待判刑一样,等待着9点的钟声。钟声象“命运的敲门砖”,准时而无情地响了,父亲还是无影无踪!沉不住气的我哭了,哥哥则蒙头睡觉,外婆愁眉苦脸地看着母亲,母亲说,她希望独自静一会儿。我害怕父亲象外公那样莫名其妙地消失,可这是不能说的。其他人也有各自难言的担忧,但表面上都若无其事,我们就这样在同一个屋檐下各自孤独地挣扎,等待下一个周六。
 
终于有一天,父亲和两个陌生人,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父亲还活着!我们高兴极了。但是,快乐是那样地短暂 :两个陌生人是父亲单位来抄家的。母亲急中生智,说这里是她机关的宿舍,机关已实行军管,抄家要得到批准。二人有所收敛,说只要收走一切与父亲有关的东西,包括照片、信件、证件等。
 
家里巴掌大的地方,东西摆得一目了然。他们没费多大力气,就抄完了。母亲请求二人准许父亲在家多留几天。母亲的机智起了作用,二人因为有所“收获”,决定先回去,告诉父亲“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来人交给我们一叠传单,上面有侮辱父亲的漫画,还有记述父亲如何被“揪出来”、被实行专政的文章。正当我们难过地读着传单,父亲笑着问:“(漫画)画得象爸爸吧?”
 
父亲的笑,是那样的轻松,母亲也说,“会搞清楚的!”我顿时感到如释重负。父亲从小是孤儿,寄人篱下,曾经饿得偷生猪油吃。15岁当学徒工,后来靠自学和奖学金高中毕业,被保送到大学。又靠勤工俭学和奖学金读大学。解放后,成了他领域里最年轻的专家,还是“先进工作者”。我如论如何也想不出,父亲能有什么问题。
 
文革开始时,父亲正跟随一个贸易代表团在西欧和日本考察西方的机械工业技术,1966年11月才回国。看到人家的技术突飞猛进,父亲他们准备回国后大干一场,迎头赶上。没想到,刚踏上祖国的土地,就被文革的滚滚洪流冲得晕头转向。单位原来的领导被打倒,一个实验工厂的工人当了头。
 
父亲不再像以前那样踌躇满志,而是把头埋在报纸里,长时间地学习那永远也弄不懂的社论和文章;偶尔抬起头来,仍是一脸迷茫。只有放下报纸,他才感到又回到理性的世界。
 
我爱不释手地翻看父亲带回来的技术资料,那坚实的质地、光洁的纸面、清晰的图像,令我惊叹不己。最让我们新奇的是一台小录音机,磁带在两个圆盘中间来回转,我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声音。但是,这一切与我们这个整天搞革命的国度似乎毫无关系。唯一的关系,就是父亲被叫成“洋奴”,他那雄心勃勃的计划只好搁浅。
 
如果只是当个“洋奴”或“反动学术权威”,或许还应该感谢命运的“眷顾”。父亲被“揪出来”的原因,是他在南京“地下党”的经历。父亲母亲在解放前分别是南京中央大学工、理学院的高才生,人缘好又勇敢,使他们成为共产党争取的对象。母亲常给我们讲地下斗争的故事。母亲最津津乐道的是父亲的故事。南京“天翻地覆”的前夕,正当人们担心溃败的国民党官兵来抢劫时,父亲率领工学院的小伙子们出现在校园里。他们成立了护校队,手持不知哪弄来的枪,在各个入口站岗,在校园里巡逻。他们英姿威武,朝气蓬勃,不仅给师生们带来安全感,南京大、小财主也把装满财宝的箱子,纷纷送到学校,请护校队代为看管。
 
不知道当时南京军区的负责人是否想过,他的一句话“南京地下党没一个好人”,对当年冒死为党工作的热血青年所给予的打击,恐怕是多少叛徒和国民党特务都没法做到的。母亲在国务院下属的大机关工作,有类似经历的人多如牛毛,没有为此挨整,逃过一劫。而那些在基层工作的人,运气就没这么好了,全部命运都掌握在单位的当权者手中。(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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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五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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