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的童年（1）：“三家村”、批判会、 “国骂”

文革中的童年是从批“三家村”，参加朋友爸爸的批判会，和学“国骂”开始的。

 

1966年暑假前我是一个“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母亲不放心我自己过北京西单北大街马路，我放学后必须想办法在学校附近母亲机关大院里待到母亲下班时，和她一同回家。一次回家时间到了，我去办公室找母亲，见母亲忙，便拿了办公室一张纸，写下当天学的“邓拓、吴函、廖末沙，他们三人是一家…。”之后问母亲写得怎样，她心不在焉地说了声“好”。直到她忙完后看到我写的东西，脸色突然变了，厉声说“以后不要拿我办公室的东西。”这着实把我吓坏了，因为父母顾不上管我们，从不训斥我和淘气出了名的哥哥。从此我再也不敢动她办公室的东西。多年后才知道，母亲是对教孩子们“三家村”很反感。

 

 

放暑假了，院里的孩子们都在家，从一个学龄前儿童到高中生有十几个，好不热闹。每天都有新鲜事，学毛主席语录歌，给自己起革命名字，我的名字叫“东红”。我根据毛主席诗词“一唱雄鸡天下白”叫哥哥“雄鸡” 气他。四合院是机关宿舍，共有七家，男女公厕各一个，每家轮流清扫。一天轮到刘家打扫厕所、倒脏纸，刘家小儿子刘二哥手捧装满脏纸的筐，学着大型歌舞剧《东方红》里郭兰英的样子唱“花篮的花儿香…”。紧接着，我刚上完小学五年级的哥哥把《东方红》里

“五彩云霞空中飘，天上飞来金丝鸟…”

唱成“飞来金丝猴”，加上他五音不全，孩子们全都笑得瘫在地上。大孩子还发明了一个游戏，大家轮流唱语录歌。轮到李家小女儿小毛，她实在想不出什么新歌，就自己胡编了一个，语录就二字：“照办”，因为毛主席在文件上圈阅和批示“照办”也被当作最新指示来庆祝。

 

中院吴家有三个女儿，数读初中的老二最活跃、激进、好战。她最爱与人辩论 ，还常说“事实胜于雄辩”。我很快学会了这句话，问哥哥是什么意思，他说“这都不懂，你辩论胜了，你就变成英雄，这是‘雄变’；输了就变成狗熊，就是‘熊变’”。其实，吴家姐妹的妈妈鲁阿姨身为中学校长，当时正在挨斗。记得一天她回家后给我们看胳膊上的血道子，笑着说这是革命小将用皮带抽的，表现出很光荣的样子。鲁阿姨的遭遇对吴二姐没有产生影响，她照样是院子里最革命的，俨然是我们这堆孩子们的头，带领我们烧了“封资修”的书，剪了“革命头”：男孩子剃成光头，女孩儿绞了辫子。在非理性的年代里，激进者总是占上风。

 

有一天哥哥看到书架上有一本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他压低声音摆出很懂事的样子对母亲说“你好大胆，竟把反革命材料放在书架上”。哥哥又以充满期待的神情问“我是‘红五类’吗？”母亲肯定地说“爸爸妈妈都是共产党员，你们的家庭成份是‘革命干部’，当然是‘红五类’。”我们听了都很高兴。

 

一天吴二姐在院子里大声宣称“知道吗？现在每个人都可以说‘他妈的’了，连女的也可以。”然后她列举了一连串更难听的话，好像越难听越革命。在此之前，周围没有人说这脏话，至少我从来没有听过，当然根本不懂。我向哥哥请教，也不得要领。即使这样，还是赶紧学了一句最难听的，自觉熟练后，见到一人便脱口而出“x x x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