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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故事 8--塞翁失马进银行

母亲故事 8--塞翁失马进银行

博客

    上次说到母亲参加高考的事,这可是母亲挥之不去的懊悔和无奈。四川历来有“瘴气”之说,北方人去那地方容易生病,特别是“打摆子”病,人的体温一天变化几次,一会儿冷得要盖棉被,一会儿又发高烧,大汗淋漓。母亲得了这病,而且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作,当场在考场昏过去。醒过来已躺在医院,等她恢复能下床走路,估计大学录取通知书都发完了。母亲不甘心,准备来年再考一次,但家里的一位长辈等不及了,为她找了一份好差事,中国农民银行。

    稍微讲一下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民银行。1949年前,银行界有“四行两局”的说法,这四行就是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家国家银行,有发行钞票的权力,是当时最有实力的银行。现在中国和美国都只允许一家银行发行钱币。农民银行是其中的小弟弟,1935年成立。但因为负责人是CC派的陈氏,主管财政的宋子文和孔祥熙等人不敢过分压制。所以1937年到了重庆,农民银行在原有的储蓄贷款业务上,又开始准备经营信托业务。换句话讲,进军华尔街业务,这是银行最赚钱的部门。这“四行”互相依托,几乎垄断了中国金融半壁江山,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八一三”上海战场,最后的“八百勇士”,就是在异常坚固的“四行仓库”和日军战斗,银行的金库当然是坚不可摧,何况还是“四行”联合投资建造。(朋友指正是另外四家银行的仓库)

    因为一部分人逃难不能到重庆,农民银行在重庆营业就需要人手。当时招人需要有相当来头的有关人员介绍,还要有居住当地的三位品行良好的人背书担保,如果被担保的员工贪污卷钱潜逃,唯担保人是问。母亲很幸运,因为长辈有经营钱庄的,钱庄和银行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就有一位在政府审计部做事的长辈介绍进银行工作。另外她的外婆一家也有一些人逃到重庆,能找到担保人,包括她的一个舅舅在中央军校(又称黄埔军校)教书,这样就在参加高考不久,拿到了银行聘书, 母亲真是幸运。当时银行实行“高薪养廉”的政策。如何“高”法?以我母亲为例。她19岁,高中毕业学历,没有任何工作经验,会不会打算盘我没敢问母亲,在家里帮大人记账大概是有的,但肯定不会新式记账。母亲的起薪不清楚,但她基本可以抚养外婆和外公再加弟妹数人的生活,还包括后来几个舅舅阿姨的学费。银行提供住宿,包括家人的,租金极低,工资的十分之一都不到,由此可省下一大笔房屋租金。

    条件是如此的好和不容易,但母亲坚持要参加第二年的大学考试,不肯去上班。几个长辈轮流劝她,晓以大义。此时我的外公由于在重庆人生地不熟,做生意失败,损失了几乎全部从合肥带来的钱,家里经济压力很大。最后,母亲的一个长辈劝她,你一个人进了银行,就能救一家人。“我哭啊,我吵啊,我不肯”,母亲一直耿耿于怀没有上大学,她的弟妹都接受高等教育。后来,舅舅阿姨有时和母亲拌嘴争吵,母亲的杀手锏就是“你忘本啊,没有我帮你付学费,你有今天?”几个弟妹马上就放软说好话,二姐,我不是这个意思,等等。我们几个孩子看的只会笑,和他们互做鬼脸,然后一切风平浪静。

    母亲一生对我们的教育看的很重,这和她家族祖祖辈辈的教诲有关。祖籍老家歙县雄村,至今保留着母亲家族的“竹山书院”房子,这是家族小孩念书的地方。里面有个桂花厅,凡是家族子弟有人中了进士什么的,就要种一棵桂花树,至今仍是桂花飘香。母亲养育我们四个兄弟,希望我们读书,耀宗光祖。但我们都没有完整的学历。大哥最好,也就是三年初中加一年高中(68届高中)。下面三个兄弟中学里都算待过,二哥最惨,三年初中,其中一年还是“学工学农”,说白了就是离开学校到工厂农村去干活,还没有报酬。我的学工学农是六个月,多读了半年书。老弟最幸运,几乎没有学工学农,他1975年“高中毕业”,也是四年。文革后恢复高考,兄弟四人都接受高等教育,圆了母亲的梦。真想和母亲一起去雄村桂花厅植几颗桂花树,也不知是否符合资格。

    母亲现在经常自己安慰自己,当时幸亏没考大学进了银行。真的,我外婆外公,舅舅阿姨都靠母亲在银行的工资度过抗战初期的难关。从1948年起,母亲就一直住在现在的房子里,也是银行的房子。她结婚,生子,退休,直到今年初去敬老院。这住处是农民银行1947年造的,结构在当时可以称的上高级。每家都有独用的厨房和卫生间,连家具很多都是银行借的,上面钉着银行的铜牌。租金从来不涨,记得我出国前一直就是7块5,居住面积大约有70平方米左右。银行专门有一个维修处,水电煤维修,地板打蜡全包,一分钱不要。

    我看到一个资料讲,农民银行在1949年前撤资到台湾,我的一位邻居伯伯当时大概是和地下党有联系,要阻止银行当局把钱带走。曾率领员工到飞机场拦住欲乘飞机逃跑的经理,逼他写下一张十万美金的支票,好大一笔钱啊。可惜二个小时后,这家伙一到香港就把支票废了。上海解放后清点农民银行信托部资产,100多两黄金,几百包大米,几幢房子,一些家具,我家就占其中二项的极小一部分,估计大米也是有的。

    母亲的好运还在于一解放,人民政府接管民国政府官办银行,全体人员基本留用,没有失业过。私人银行的员工可就没那么好运了。后来好运不断,非但工资保留,房子家具也不收回,当然就不加工资了。好运继续,记不得在什么时候(大约是90年代中),母亲的退休工资突然加了好多,原因是她的工龄一下子可以从1945年算起,她1976年退休,超过30年,拿百分之一百原工资,以后每年调整。而且,她一直是干部编制,当然级别很低,但和银行普通职工比,福利可是天上地下。中国不知什么理由,从国家级别的企事业接受前朝的人员(比如四行二局的),工龄连续计算,然而抗战时又不算。但是一点政府很明确,母亲参加革命的时间从1949年算起,所以不享受离休干部待遇。不过实事求是讲,母亲也没有搞过地下斗争,尽管有几次机会,所以她也坦然。我没和她讲十月一日界限的事,上海是5月解放的,她“参加”革命应该是1949年的5月。母亲住了长达七十五年的银行房子,十几年前开发商要拆,她们几个农民银行的老同事一起推着轮椅车去抗议,现在挂了牌是保留建筑了,回国我一般还住那。

    罗罗嗦嗦,离题了。回忆往事,有时就会是跳跃式的。接下来还是回到抗战重庆,母亲大约在1939年10月开始在农民银行工作,先是储蓄部门。1940年信托部成立,母亲是第一批工作人员。在银行,母亲一直工作到1976年退休,没有离开过。

(今天在“家坛”发了一篇母亲在上海敬老院的帖子)http://bbs.wenxuecity.com/myhouse/4868842.html

网上找到一张1940年农民银行的本票,二千元,是用来发军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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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上海大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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