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在北京:上班途中像打仗 户口是绕不过的坎儿ZT
北京，越來越不適合居住了。
30路公交车刚一现身，平乐园北站站台上的人就像炸开了锅，原先排得一条长龙迅速憋粗。人们争先恐后抢占有利地形，以便公交车一靠站，能以最快的速度挤上去。
人流中的秦璐(化名)飘摇不定，被周围的人挤得东倒西歪，不断有人擦着她的身子挤过去。车门前的她，犹如撼树之蚍蜉，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抵制来自四周的力量，最终她离车门越来越远，直至被彻底挤了出来。
车门关了。公交车发出沉闷的喘息声，载着超负荷的笨重躯体向下一站驶去。
目送公交车远去，秦璐无奈地摇了摇头。在这场近3分钟的肉搏战中，她彻头彻尾失败了。失败意味着可能迟到，而迟到意味着会扣除奖金。
几分钟后，852路公交车驶进站台。这一次，秦璐放弃了30岁女性的矜持，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在人流中左冲右突，一番冲杀后，终于挤上了车。此时，她的脸上渗出了细小的汗珠。
“自从来到北京，我的生活就上了快车道。”秦璐站定后，从包里摸出一包纸巾，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有人说纽约像天堂，纽约也像地狱。其实这话现在可以形容北京。”
路上的整个过程就像打仗
挤上公交车，秦璐苦不堪言的上班之旅才刚刚开始。此后的一个半小时内，她还要在一号线地铁、二号线地铁和十三号线城铁之间辗转“肉搏”，等到达公司后往往已经精疲力竭了。
当然，她也可以选择乘坐出租车，沿东四环北向而行。不过，代价是70多元钱和1.5小时。与5.4元的公共交通费和1.5小时的代价相比，作为打工一族的她只能选择后者。
公交专线上的852路公交车开得忽快忽慢，不时伴有急刹车。车上的乘客随之向前后倾倒，尖叫声、咒骂声此起彼伏。一个拥堵和闷热的早晨，在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的车厢内，人们要保持一份好心境，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每到一站，下车的乘客几乎是零，但仍会有不少挤车“高手”，像泥鳅一样钻进车门。这个车厢，仿佛是一个有弹性的容器，只要使劲一挤，就能再多容纳一些。可容器里的人不干了，他们的空间一直在缩小，于是，各种小摩擦，一路连绵不绝。
秦璐索性不再找扶手。即使她想找，站在车厢中间，也力不能及。身体贴在肉墙上，倒也站得安稳。
“我的一个朋友，个子不高，抓扶手有些费劲。”被挤得手足无措的秦璐刚开口，便忍俊不禁，干脆笑出声来，“有一次，她的前后左右都挤得严严实实，她又闷又困，竟靠在前面一个大胖子的肚皮上睡着了。你想想车上有多挤。”
有几次，秦璐的脸就是一直贴着窗玻璃到达目的地的。“车外的人看了一定会觉得很好笑。”她苦笑道。
当这个超级城市像海绵一样，不断吸收着流动人口的时候，这些流动人口也在考验着这个城市的消化系统和传输系统。每日1100余万的出行人员，对于只拥有2.5万余辆运营车辆、800多条公交线路，以及114公里地铁的北京市公共交通系统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断拓宽的马路，不断增加的运营车辆，在充分释放这个城市能量的同时，也将这个城市逼入一种逼仄的状态。
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大饼一直向外摊，可出行难的问题依然是这个城市的头等问题。300余万辆的机动车总数，降低了市区路网的抗风险能力。一旦发生 交通事故，这个城市的某个点上，瞬间就可能瘫痪。
拥堵已经成为这个超级城市的常态，只要到稍远一点的地方，人们就不得不预算出路上两个小时的裕量。即便如此，心里仍不会踏实。
20分钟后，852路公交车到达大望路。秦璐颇费一番周折才挤下车——对于满载的公交车而言，挤上挤下同样困难——随着如潮的人流钻进地铁站，花5元钱买了一张地铁通票，再经过一番“有失淑女形象”的“肉搏”，终于挤进开往建国门方向的地铁。
地铁车厢里密不透风，臭汗味、呼出的大葱味、香水味等各种味道混杂在一起，令人掩鼻。嗡嗡作响的空调排出的冷气，根本无法与人体散发出的热量相抗衡，不少人只能折起手中的报纸当扇子用。人们脸上带着焦虑、不耐烦、睡意，任何无意的碰撞都可能引发一场“口水战”。与公交车一样，每到一站，上下的人流总会引起一阵骚动。
10多分钟后，一号线地铁到达建国门地铁站，秦璐费力地从车厢内挤出来，又随着如潮的人流换乘二号线地铁。在这种环境中，哪怕稍微放慢一些脚步，便会阻挡后来者的步伐。
“到处都是人。实在是烦透了。”秦璐挤进开往西直门的地铁，松了一口气，“路上的整个过程就像是打仗。”她说。
西直门转乘城铁时，情况稍好一些。毕竟是开往城外的，人相对少一些。可是从地铁站到城铁站，步行需要10多分钟。她有些不耐烦，嘟囔了一句：“设计得真差劲，怎么就不能连在一块儿？”
9时20分，秦璐终于走出城铁五道口站。再步行10分钟，她就可以跨入清华东门外的一栋写字楼，开始一天的工作。
这趟赶路下来，秦璐“出了一身臭汗”。“我很少化妆，即使是淡妆。”她拿出化妆盒稍稍整理了一下仪容，淡淡地说，“我总不能带着横七竖八的粉痕见同事吧。”
家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
交通成本如此之大，是这位来自西安的女子始料不及的。每天3小时的上下班路程，燃烧了她的时间，她的能量，也燃烧了她的激情。
“睁开眼上班，回到家睡觉，连恋爱都没有激情了。”她抱怨道。
在西安时，从家到上班的地点只有20分钟的步行路程。天气好的时候，秦璐会“闲庭信步”般走着上班。“不仅能锻炼身体，还有足够的时间和心情来欣赏周围的风景”。但是，在北京，这样的生活简直就是一种“奢望”。
早晨7：00起床，洗漱之后，吃前天晚上买好的早点。8：00出发，通常情况下，9：30到达公司。17：30下班，18：30分到达大望路。如果没有特殊安排，秦璐一般在SOHO现代城附近找一个馆子吃晚饭。晚饭过后，再搭乘公交车回家。偶尔她也会逛一下附近的商店或书店。
但这个时间表，对她而言，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公司经常加班，一加班，晚饭只好在公司附近吃，回家的时间就没准儿了。
工作时间加上消耗在路上的时间，秦璐的私人空间和时间一再被压缩。
“平时我一点时间都没有，活动范围基本就是两点一线。”咖啡馆里的秦璐一脸倦意。她说，经常有要好的朋友打电话说聚聚，可总是聚不起来。大家都很忙很累，路上又要花费两个小时，想想就犯憷，“结果，感情越来越淡，朋友也越来越远了。”
休息日的时间，秦璐会“掰着手指”安排。周六上午习惯睡一个懒觉，补充一周的睡眠。下午，整理房间。周日也要睡懒觉，起床后才“给自己一点时间”，或看书，或购物。
“家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秦璐说，除睡觉之外的其他功能，比如做饭、接待客人、享受亲情等，她现在这个家，基本不具备。除了偶尔煮粥、煮泡面及在冰箱储存一些熟食、饮料、水果外，厨房几乎没沾过油烟。
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这个城市的居民，生活与工作的空间距离一再被拉大，连带着也拉大了时间的距离。时间和精力每天都消耗在无止境的堵塞和拥挤之中，再加上一天工作的劳累，回到家，谁还有精力再奏响锅碗瓢盆交响曲呢？
家的功能越来越被简化成只是睡觉的场所。回龙观、天通苑、望京和通州等人口比较密集的超大社区，工作日早晨，人流从各个家中涌出，奔向四面八方。晚上下班，又从四面八方涌回社区，睡上一个晚上，次日，又开始周而复始的循环。北京人通俗地称这些社区为“睡城”。
无谓的消耗，在挤压秦璐的私人空间和时间之际，也在挤压着她的审美情趣。
“小巷深处”的幽静，“细雨葱翠”的空灵，“古城素裹”的淡雅，京城的美景一开始就与这个总 “在路上”的奔波者毫不相干。这个“素有审美细胞”的女子，来北京后，根本就没有时间，没有心情，也没有精力欣赏周围的世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而在西安，她有大量的时间柳下垂纶、雪夜赏月。
金钱上的压力更无处不在。不断飙高的 房价，在挑战每一个寄居者的心理承受极限。买房要承载还贷压力，不买房又担心房价节节攀升，这种矛盾心理，挑战着每一个寄居者的理性选择能力。
今年4月，秦璐被迫选择做了“房奴”。为此，她付出的代价是：2500元／月的银行还款，300元／月的物业费，200元／月的水电费。仅房子一项，几乎花掉她1／3强的薪水。
“我基本上是月月光。”秦璐喝了一口茶，笑了。而她在西安的时候，虽然月薪远没有现在这么高，但每个月都能节余下一些，“每天寻思着钱怎么花出去”。但现在，如果生病了，一个月不工作，她就不知道该如何过下去了。
即便生活压力如此之大，私人领域如此局促，但北京依旧是流动人员的理想漂泊地，不少外地人就像着了魔一般迷恋北京。火车站、汽车站、机场涌出的人群中，一些人就此留了下来，过起居无定所、漂泊不定的生活。
《北京市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06年年末，北京市登记的流动人口达383.4万人，较去年增加26.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24.3%。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位前官员介绍，根据2005年北京市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推算，这些流动人口中，有专科以上学历的，不足10%。
尽管没有确切统计，高学历人群究竟占这个庞大的流动群体多大比例，但仅从秦璐的收入上可以推断出来，大多数的流动人员，所承受的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焦虑和忙碌，不会比她更加轻松。
5年前，大学生秦璐“带着梦想”、简单的行囊，以及各种证件，只身来到了北京。此前，生活在古城西安的她，对首都充满色彩斑斓的想象。她始终坚信，“北京是个有未来的地方”。
古老的紫禁城，人民英雄纪念碑，颐和园的石坊， 圆明园的废墟，北大的未名湖，清华的荷塘月色，笔直的街道，老胡同，四合院，这些新老北京的象征，无一不印在她的脑子里。
不过，这些关于北京的印象，都是她从课本里、电视上、媒体中，以及别人的谈话中移植过来的。也正是这种重复的移植，加深了她对北京的向往。
西安的天，总是灰蒙蒙的。一个阴霾的日子，下班回家的秦璐路过钟楼，突然放声大哭。
“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在那一刻，我突然看到了20年后的我。”秦璐说，待在西安那样的城市，20年后，甚至更多时间之后，她的生活将不会有太大变化，也许会一成不变。而单调乏味、平淡无奇的生活，她是无论如何也不肯接受的。
正是从那一刻起，她决定到北京“混”。
没人知道，究竟有多少“混”在北京的人，怀揣着像秦璐一样的梦想。但每个受访者普遍看重的是，北京是一座有文化底蕴的、高素质的城市，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就业机会、有无数选择的理想漂泊地。只要自己“肚里有货”，不愁找不到工作。
秦璐到北京前，她称自己“一点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直到生活了数年，她才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自己想要的，其实是“可选择的机会”，还有“相对公平的环境和良好的秩序”。而这些，是中国许多城市“相对欠缺”的。
前些日子，她因工作上的一些手续问题，曾多次打电话到西安的相关职能部门咨询。结果，“接电话的人总是不耐烦，还说不清楚，有些人干脆就把电话转到无人接听的号码上”。无奈之下，她动用了一些地方关系，才把问题弄明白。
“办事的成本太高。”提起前些天的恼火事，她的脸上出现愠怒的神色。她也曾就此事咨询过北京的相关职能部门，尽管北京的相关职能部门无力解决，但把事情解释得很清楚。这一点让她非常满意。有亲朋好友劝她回老家工作，承诺更好的工作，更高的收入和更轻松的生活，但秦璐一一回绝了亲友们的好意。
“我每天都在诅咒这个城市，却从没想到过要离开。就冲着职能部门的办事效率和服务，我也不离开北京。”秦璐喝了一口果茶，惬意地说。
户口是个绕不过的坎儿
5年前，秦璐带着瑰丽的梦想来北京寻找未来的时候，只有憧憬。比如，在北京买一套大房子，买一辆高级轿车。
她没有考虑过，作为一个在北京发展的外地人，究竟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多少代价。她也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养老问题，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她甚至都没有考虑过，这个城市会不会接纳她。
“在青春年少的岁月，这些问题是排不上日程的。”秦璐说。
置身北京后，她才发现，除了生活上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外，现实的北京与她梦想中的北京，还存在着不小的反差。比如，她发现北京高考学生的分数普遍比外地学生低，她自己的考分要在北京完全可以上一所非常好的大学，而不用蜗居西安读书。还比如，她发现，有一些工作是自己完全不能做的，北京市保护一些行业禁止外地人介入。虽然她所在的工作圈子并没有因为她的外地户籍而排斥她，但她仍感到“不公平”。
“我看重的是一种机会平等。”秦璐说。这个看起来包容大度的城市，有时竟封闭到让她难以理解。外地人就业禁区以及北京市政协委员限制外地人进京的呼吁，更让她感到不快。
今年6月，秦璐因工作需要到香港，但《港澳通行证》必须回老家办理。为此，她不得不耽误两天的时间，并为民航业贡献了两张机票。
“同样都是在自己的国家，为什么非要设置一些人为障碍呢？”她重重叹了一口气，“都是户口，户口，户口。”
同样也是因为户口，秦璐的朋友，来自郑州的李建军目前正在做一个“艰难”的抉择：回去还是留下。
2004年，李建军受聘于地处北京的某行业协会。这位在摄影界小有名气的青年女教师，因为看重北京的机会和发展空间，决然告别丈夫和女儿，只身到京城闯荡。起先，聘用单位答应给她办理北京市户口。后因种种原因，户口未能办成。不过，这并不影响她努力工作，原因之一是她拿到了北京市绿卡(即《北京市工作居住证》)。按规定，持绿卡满3年、符合条件的，可申请办理人才引进手续。
“当时我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就拼命工作。”在北京工作的3年里，李建军在摄影界已颇有建树。但即便如此，她的北京户口梦仍然化成了泡影。“北京户口对我来说无关紧要，我考虑的主要是孩子的考学问题。户口是个绕不过的坎儿。”
李建军到北京后不久，一次和丈夫电话交流时，丈夫透露说女儿现在的情绪很不稳定。她马上意识到女儿到了青春期，身体发生变化，无法和父亲沟通。
“如果我不把女儿接到身边，会影响女儿的身心健康。”李建军说。无论付出多大代价，她也要将女儿带在身边。
代价是显而易见的：除了高昂的择校费和赞助费外，最重要的是，正在北京读高一的女儿的知识结构问题。
如果她的女儿继续在北京读书，高考时回河南，那她在北京所学的知识将无法应对河南的考题。当然，即使现在回河南，仍存在一个学籍问题，未来能否在河南参加高考，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有一点确定无疑：没有北京户口，目前肯定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
这位摄影界有头有脸的人，决定来北京之前，已经将郑州的房产卖了。她和丈夫商定，等她在北京站稳脚跟，丈夫随后就过来。因此，如果现在再回去，一切都得重新开始。
“女儿多次找我谈话，问我怎么办，我都无言以对。小小年纪，本来是不应该承受这些的。”站在望京27层楼的家中，李建军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的风景。“网上有一些人正在呼吁这事。如果实在没办法解决，看来我只能回去了。”
2006年5月10日，北京公交一卡通正式启动。不久后，秦璐买了一张。从此，她和北京人一样，享受到了出行的市民待遇。而在此前，公交系统推行月票。月票是北京人的专利，外地人无权购买。
“省不省钱倒无所谓，关键是不能受这种歧视。”这位西安女子，骨子里有很强的权利意识。“如果大家都机会平等了，反而我就不争了。”
“不过客观说，北京也在慢慢地变。如果抛开成见，理性地对比一下，你会发现，这个城市在逐渐开放，在逐步改善着自己的形象。”秦璐说，“比如买车，以前只有有北京户口的人才能上牌，现在有暂住证就可以上牌。再比如暂住证，可有可无，也没有听到有警察随意拦住行人就检查暂住证的事情发生。”
秦璐的另一位朋友叫刘舒慧，来自内蒙古 呼和浩特。1998年定居北京之前，她在广州和宁波两个城市分别工作了一年以上，除西藏外，每个省区市都留下过她的足迹。
在刘舒慧看来，广州睁眼就是钱，而宁波总让人担忧治安问题。“北京就好多了，有浓厚的文化氛围，有良好的秩序。我在这里能获得安全感和被尊重感”。
定居北京后，她在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从事公民教育、社区民主自治。2002年，她所在的机构与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北新桥街道一起组织并指导了九道湾社区的直选。
之前，《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发布。《意见》规定，社区应设立社区代表会议，由社区内的本市居民、驻区单位和有固定住所、稳定职业的外地来京人员以及其他方面的代表按一定比例推选产生。
这一关于外地人可以参与社区管理的规定，在2002年8月九道湾社区的直选实验中，很好地得到了贯彻体现。九道湾直选实验中，按比例产生了两名外地来京人员的代表。他们可以直接参与社区的管理。
“我认为，九道湾直选实验中能有流动人口参与投票，并参与社区管理，对流动人口来说，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刘舒慧说，这表明北京在逐渐接纳流动人口。
2004年，北京市废止了《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管理规定》等限制流动人口的行政法规。次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废止了实施10年的《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副主任张引对此表示，条例的废止“具有公民权利里程碑式的象征意义，意味着公民权利时代的到来”。
“我们应该看到，这个城市虽然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它正在一点一滴修补着自己的不足。”刘舒慧说。
北京多一些像我这样调皮的家伙会更好的
与北京每个有纳税能力的市民一样，秦璐每个月也照章纳税。具体多少钱，她自己也说不清楚，“财务都给我做好了，一分钱也不会漏缴”。当然，李建军也在这个行列里，因为要续签绿卡，必须提供详尽的完税证明。
像秦璐、李建军等近400万的流动人口，对北京的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有学者研究显示，2003年北京市全部流动人口对本市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约27.96%。
“从数据上可以看出，流动人口对北京的贡献不可小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位前官员说，“随着近两年北京外来流动人口的增加，我估计这种贡献会有增无减。”
然而作为为北京做出不小贡献的群体中的一员，身份问题仍然会时不时地困扰着秦璐：“说我是北京人吧，北京政府不承认；说我是西安人吧，我已多年不在西安生活了。”
最终，秦璐自嘲地为自己想出一个巧妙的答案：“北京的外地人。”
不过，在一些老北京人看来，如今拥有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才是硬指标。此外，体面的衣着、优雅的谈吐，这些外在的符号，也正在改变着北京人心里对外地人的印象。
“外地人也分三六九等。”一位曾供职于一家中央媒体、现已退休的老北京人说。在他看来，老北京人的心态很复杂，一方面，他们私底下认为北京的脏乱差都是素质比较差的外地人造成的，因此很排斥；另一方面，他们又对高层次的外地人另眼相看。
不论北京市是否仍存在户籍歧视，也不论当地人怎么看待流动人口，秦璐已不像过去那么在意了。“北京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城市嘛。大家其实都生活在外地人的圈子里，只不过有些人有北京户口，而我没有而已。”她说，“只要能工作、赚钱、养活自己，有没有北京户口其实已经无所谓了。”
至于能否像北京人一样，享受地方的政策性福利，对她并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但刘舒慧却很在意自己的这一切。她一再强调自己的“北京人身份”。
“我纳税了，我参与北京的建设了，为什么不能说我是北京人呢？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北京人。’尽管北京现在还不承认，但我相信它迟早会承认的。”刘舒慧在发给记者的一条短信中如是说。
从1998年到现在，刘舒慧从来没有办过暂住证。每逢听说居住地要查暂住证，她就躲到朋友家去。虽然被查到过一次，并为此付出50元钱的代价，但她一直固执地拒绝办理。
“我没有必要暂住到祖国的首都。”她强调。
从15年前，第一次到北京旅游，用“审美的目光看北京”，到9年前，选择移居北京，“嫁给这个城市”，用“建设者的目光审视北京”，挑剔北京，她正在完成从寄居者向首都公民的过渡。“我要帮着北京改掉自己的某些毛病。”她乐呵呵地说。
她认为：“心态决定行动。”自己不能只满足一个被动的参与者的角色，而要成为一个主动的建设者。“如果喜欢一个城市，选择在一个城市居住，就有义务参与建设一个城市，就像建设自己的家一样。”刘舒慧滔滔不绝，“不能持过客心态，漠视这个城市出现的问题，任由它坏下去。只有如此，这个社会才会更健全，更有秩序。”
“北京多一些像我这样调皮的家伙会更好的。”这位来自呼和浩特的年轻人说着，脸上露出了狡黠的笑容。
30路公交车刚一现身，平乐园北站站台上的人就像炸开了锅，原先排得一条长龙迅速憋粗。人们争先恐后抢占有利地形，以便公交车一靠站，能以最快的速度挤上去。
人流中的秦璐(化名)飘摇不定，被周围的人挤得东倒西歪，不断有人擦着她的身子挤过去。车门前的她，犹如撼树之蚍蜉，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抵制来自四周的力量，最终她离车门越来越远，直至被彻底挤了出来。
车门关了。公交车发出沉闷的喘息声，载着超负荷的笨重躯体向下一站驶去。
目送公交车远去，秦璐无奈地摇了摇头。在这场近3分钟的肉搏战中，她彻头彻尾失败了。失败意味着可能迟到，而迟到意味着会扣除奖金。
几分钟后，852路公交车驶进站台。这一次，秦璐放弃了30岁女性的矜持，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在人流中左冲右突，一番冲杀后，终于挤上了车。此时，她的脸上渗出了细小的汗珠。
“自从来到北京，我的生活就上了快车道。”秦璐站定后，从包里摸出一包纸巾，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有人说纽约像天堂，纽约也像地狱。其实这话现在可以形容北京。”
路上的整个过程就像打仗
挤上公交车，秦璐苦不堪言的上班之旅才刚刚开始。此后的一个半小时内，她还要在一号线地铁、二号线地铁和十三号线城铁之间辗转“肉搏”，等到达公司后往往已经精疲力竭了。
当然，她也可以选择乘坐出租车，沿东四环北向而行。不过，代价是70多元钱和1.5小时。与5.4元的公共交通费和1.5小时的代价相比，作为打工一族的她只能选择后者。
公交专线上的852路公交车开得忽快忽慢，不时伴有急刹车。车上的乘客随之向前后倾倒，尖叫声、咒骂声此起彼伏。一个拥堵和闷热的早晨，在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的车厢内，人们要保持一份好心境，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每到一站，下车的乘客几乎是零，但仍会有不少挤车“高手”，像泥鳅一样钻进车门。这个车厢，仿佛是一个有弹性的容器，只要使劲一挤，就能再多容纳一些。可容器里的人不干了，他们的空间一直在缩小，于是，各种小摩擦，一路连绵不绝。
秦璐索性不再找扶手。即使她想找，站在车厢中间，也力不能及。身体贴在肉墙上，倒也站得安稳。
“我的一个朋友，个子不高，抓扶手有些费劲。”被挤得手足无措的秦璐刚开口，便忍俊不禁，干脆笑出声来，“有一次，她的前后左右都挤得严严实实，她又闷又困，竟靠在前面一个大胖子的肚皮上睡着了。你想想车上有多挤。”
有几次，秦璐的脸就是一直贴着窗玻璃到达目的地的。“车外的人看了一定会觉得很好笑。”她苦笑道。
当这个超级城市像海绵一样，不断吸收着流动人口的时候，这些流动人口也在考验着这个城市的消化系统和传输系统。每日1100余万的出行人员，对于只拥有2.5万余辆运营车辆、800多条公交线路，以及114公里地铁的北京市公共交通系统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断拓宽的马路，不断增加的运营车辆，在充分释放这个城市能量的同时，也将这个城市逼入一种逼仄的状态。
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大饼一直向外摊，可出行难的问题依然是这个城市的头等问题。300余万辆的机动车总数，降低了市区路网的抗风险能力。一旦发生 交通事故，这个城市的某个点上，瞬间就可能瘫痪。
拥堵已经成为这个超级城市的常态，只要到稍远一点的地方，人们就不得不预算出路上两个小时的裕量。即便如此，心里仍不会踏实。
20分钟后，852路公交车到达大望路。秦璐颇费一番周折才挤下车——对于满载的公交车而言，挤上挤下同样困难——随着如潮的人流钻进地铁站，花5元钱买了一张地铁通票，再经过一番“有失淑女形象”的“肉搏”，终于挤进开往建国门方向的地铁。
地铁车厢里密不透风，臭汗味、呼出的大葱味、香水味等各种味道混杂在一起，令人掩鼻。嗡嗡作响的空调排出的冷气，根本无法与人体散发出的热量相抗衡，不少人只能折起手中的报纸当扇子用。人们脸上带着焦虑、不耐烦、睡意，任何无意的碰撞都可能引发一场“口水战”。与公交车一样，每到一站，上下的人流总会引起一阵骚动。
10多分钟后，一号线地铁到达建国门地铁站，秦璐费力地从车厢内挤出来，又随着如潮的人流换乘二号线地铁。在这种环境中，哪怕稍微放慢一些脚步，便会阻挡后来者的步伐。
“到处都是人。实在是烦透了。”秦璐挤进开往西直门的地铁，松了一口气，“路上的整个过程就像是打仗。”她说。
西直门转乘城铁时，情况稍好一些。毕竟是开往城外的，人相对少一些。可是从地铁站到城铁站，步行需要10多分钟。她有些不耐烦，嘟囔了一句：“设计得真差劲，怎么就不能连在一块儿？”
9时20分，秦璐终于走出城铁五道口站。再步行10分钟，她就可以跨入清华东门外的一栋写字楼，开始一天的工作。
这趟赶路下来，秦璐“出了一身臭汗”。“我很少化妆，即使是淡妆。”她拿出化妆盒稍稍整理了一下仪容，淡淡地说，“我总不能带着横七竖八的粉痕见同事吧。”
家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
交通成本如此之大，是这位来自西安的女子始料不及的。每天3小时的上下班路程，燃烧了她的时间，她的能量，也燃烧了她的激情。
“睁开眼上班，回到家睡觉，连恋爱都没有激情了。”她抱怨道。
在西安时，从家到上班的地点只有20分钟的步行路程。天气好的时候，秦璐会“闲庭信步”般走着上班。“不仅能锻炼身体，还有足够的时间和心情来欣赏周围的风景”。但是，在北京，这样的生活简直就是一种“奢望”。
早晨7：00起床，洗漱之后，吃前天晚上买好的早点。8：00出发，通常情况下，9：30到达公司。17：30下班，18：30分到达大望路。如果没有特殊安排，秦璐一般在SOHO现代城附近找一个馆子吃晚饭。晚饭过后，再搭乘公交车回家。偶尔她也会逛一下附近的商店或书店。
但这个时间表，对她而言，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公司经常加班，一加班，晚饭只好在公司附近吃，回家的时间就没准儿了。
工作时间加上消耗在路上的时间，秦璐的私人空间和时间一再被压缩。
“平时我一点时间都没有，活动范围基本就是两点一线。”咖啡馆里的秦璐一脸倦意。她说，经常有要好的朋友打电话说聚聚，可总是聚不起来。大家都很忙很累，路上又要花费两个小时，想想就犯憷，“结果，感情越来越淡，朋友也越来越远了。”
休息日的时间，秦璐会“掰着手指”安排。周六上午习惯睡一个懒觉，补充一周的睡眠。下午，整理房间。周日也要睡懒觉，起床后才“给自己一点时间”，或看书，或购物。
“家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秦璐说，除睡觉之外的其他功能，比如做饭、接待客人、享受亲情等，她现在这个家，基本不具备。除了偶尔煮粥、煮泡面及在冰箱储存一些熟食、饮料、水果外，厨房几乎没沾过油烟。
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这个城市的居民，生活与工作的空间距离一再被拉大，连带着也拉大了时间的距离。时间和精力每天都消耗在无止境的堵塞和拥挤之中，再加上一天工作的劳累，回到家，谁还有精力再奏响锅碗瓢盆交响曲呢？
家的功能越来越被简化成只是睡觉的场所。回龙观、天通苑、望京和通州等人口比较密集的超大社区，工作日早晨，人流从各个家中涌出，奔向四面八方。晚上下班，又从四面八方涌回社区，睡上一个晚上，次日，又开始周而复始的循环。北京人通俗地称这些社区为“睡城”。
无谓的消耗，在挤压秦璐的私人空间和时间之际，也在挤压着她的审美情趣。
“小巷深处”的幽静，“细雨葱翠”的空灵，“古城素裹”的淡雅，京城的美景一开始就与这个总 “在路上”的奔波者毫不相干。这个“素有审美细胞”的女子，来北京后，根本就没有时间，没有心情，也没有精力欣赏周围的世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而在西安，她有大量的时间柳下垂纶、雪夜赏月。
金钱上的压力更无处不在。不断飙高的 房价，在挑战每一个寄居者的心理承受极限。买房要承载还贷压力，不买房又担心房价节节攀升，这种矛盾心理，挑战着每一个寄居者的理性选择能力。
今年4月，秦璐被迫选择做了“房奴”。为此，她付出的代价是：2500元／月的银行还款，300元／月的物业费，200元／月的水电费。仅房子一项，几乎花掉她1／3强的薪水。
“我基本上是月月光。”秦璐喝了一口茶，笑了。而她在西安的时候，虽然月薪远没有现在这么高，但每个月都能节余下一些，“每天寻思着钱怎么花出去”。但现在，如果生病了，一个月不工作，她就不知道该如何过下去了。
即便生活压力如此之大，私人领域如此局促，但北京依旧是流动人员的理想漂泊地，不少外地人就像着了魔一般迷恋北京。火车站、汽车站、机场涌出的人群中，一些人就此留了下来，过起居无定所、漂泊不定的生活。
《北京市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06年年末，北京市登记的流动人口达383.4万人，较去年增加26.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24.3%。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位前官员介绍，根据2005年北京市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推算，这些流动人口中，有专科以上学历的，不足10%。
尽管没有确切统计，高学历人群究竟占这个庞大的流动群体多大比例，但仅从秦璐的收入上可以推断出来，大多数的流动人员，所承受的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焦虑和忙碌，不会比她更加轻松。
5年前，大学生秦璐“带着梦想”、简单的行囊，以及各种证件，只身来到了北京。此前，生活在古城西安的她，对首都充满色彩斑斓的想象。她始终坚信，“北京是个有未来的地方”。
古老的紫禁城，人民英雄纪念碑，颐和园的石坊， 圆明园的废墟，北大的未名湖，清华的荷塘月色，笔直的街道，老胡同，四合院，这些新老北京的象征，无一不印在她的脑子里。
不过，这些关于北京的印象，都是她从课本里、电视上、媒体中，以及别人的谈话中移植过来的。也正是这种重复的移植，加深了她对北京的向往。
西安的天，总是灰蒙蒙的。一个阴霾的日子，下班回家的秦璐路过钟楼，突然放声大哭。
“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在那一刻，我突然看到了20年后的我。”秦璐说，待在西安那样的城市，20年后，甚至更多时间之后，她的生活将不会有太大变化，也许会一成不变。而单调乏味、平淡无奇的生活，她是无论如何也不肯接受的。
正是从那一刻起，她决定到北京“混”。
没人知道，究竟有多少“混”在北京的人，怀揣着像秦璐一样的梦想。但每个受访者普遍看重的是，北京是一座有文化底蕴的、高素质的城市，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就业机会、有无数选择的理想漂泊地。只要自己“肚里有货”，不愁找不到工作。
秦璐到北京前，她称自己“一点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直到生活了数年，她才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自己想要的，其实是“可选择的机会”，还有“相对公平的环境和良好的秩序”。而这些，是中国许多城市“相对欠缺”的。
前些日子，她因工作上的一些手续问题，曾多次打电话到西安的相关职能部门咨询。结果，“接电话的人总是不耐烦，还说不清楚，有些人干脆就把电话转到无人接听的号码上”。无奈之下，她动用了一些地方关系，才把问题弄明白。
“办事的成本太高。”提起前些天的恼火事，她的脸上出现愠怒的神色。她也曾就此事咨询过北京的相关职能部门，尽管北京的相关职能部门无力解决，但把事情解释得很清楚。这一点让她非常满意。有亲朋好友劝她回老家工作，承诺更好的工作，更高的收入和更轻松的生活，但秦璐一一回绝了亲友们的好意。
“我每天都在诅咒这个城市，却从没想到过要离开。就冲着职能部门的办事效率和服务，我也不离开北京。”秦璐喝了一口果茶，惬意地说。
户口是个绕不过的坎儿
5年前，秦璐带着瑰丽的梦想来北京寻找未来的时候，只有憧憬。比如，在北京买一套大房子，买一辆高级轿车。
她没有考虑过，作为一个在北京发展的外地人，究竟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多少代价。她也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养老问题，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她甚至都没有考虑过，这个城市会不会接纳她。
“在青春年少的岁月，这些问题是排不上日程的。”秦璐说。
置身北京后，她才发现，除了生活上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外，现实的北京与她梦想中的北京，还存在着不小的反差。比如，她发现北京高考学生的分数普遍比外地学生低，她自己的考分要在北京完全可以上一所非常好的大学，而不用蜗居西安读书。还比如，她发现，有一些工作是自己完全不能做的，北京市保护一些行业禁止外地人介入。虽然她所在的工作圈子并没有因为她的外地户籍而排斥她，但她仍感到“不公平”。
“我看重的是一种机会平等。”秦璐说。这个看起来包容大度的城市，有时竟封闭到让她难以理解。外地人就业禁区以及北京市政协委员限制外地人进京的呼吁，更让她感到不快。
今年6月，秦璐因工作需要到香港，但《港澳通行证》必须回老家办理。为此，她不得不耽误两天的时间，并为民航业贡献了两张机票。
“同样都是在自己的国家，为什么非要设置一些人为障碍呢？”她重重叹了一口气，“都是户口，户口，户口。”
同样也是因为户口，秦璐的朋友，来自郑州的李建军目前正在做一个“艰难”的抉择：回去还是留下。
2004年，李建军受聘于地处北京的某行业协会。这位在摄影界小有名气的青年女教师，因为看重北京的机会和发展空间，决然告别丈夫和女儿，只身到京城闯荡。起先，聘用单位答应给她办理北京市户口。后因种种原因，户口未能办成。不过，这并不影响她努力工作，原因之一是她拿到了北京市绿卡(即《北京市工作居住证》)。按规定，持绿卡满3年、符合条件的，可申请办理人才引进手续。
“当时我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就拼命工作。”在北京工作的3年里，李建军在摄影界已颇有建树。但即便如此，她的北京户口梦仍然化成了泡影。“北京户口对我来说无关紧要，我考虑的主要是孩子的考学问题。户口是个绕不过的坎儿。”
李建军到北京后不久，一次和丈夫电话交流时，丈夫透露说女儿现在的情绪很不稳定。她马上意识到女儿到了青春期，身体发生变化，无法和父亲沟通。
“如果我不把女儿接到身边，会影响女儿的身心健康。”李建军说。无论付出多大代价，她也要将女儿带在身边。
代价是显而易见的：除了高昂的择校费和赞助费外，最重要的是，正在北京读高一的女儿的知识结构问题。
如果她的女儿继续在北京读书，高考时回河南，那她在北京所学的知识将无法应对河南的考题。当然，即使现在回河南，仍存在一个学籍问题，未来能否在河南参加高考，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有一点确定无疑：没有北京户口，目前肯定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
这位摄影界有头有脸的人，决定来北京之前，已经将郑州的房产卖了。她和丈夫商定，等她在北京站稳脚跟，丈夫随后就过来。因此，如果现在再回去，一切都得重新开始。
“女儿多次找我谈话，问我怎么办，我都无言以对。小小年纪，本来是不应该承受这些的。”站在望京27层楼的家中，李建军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的风景。“网上有一些人正在呼吁这事。如果实在没办法解决，看来我只能回去了。”
2006年5月10日，北京公交一卡通正式启动。不久后，秦璐买了一张。从此，她和北京人一样，享受到了出行的市民待遇。而在此前，公交系统推行月票。月票是北京人的专利，外地人无权购买。
“省不省钱倒无所谓，关键是不能受这种歧视。”这位西安女子，骨子里有很强的权利意识。“如果大家都机会平等了，反而我就不争了。”
“不过客观说，北京也在慢慢地变。如果抛开成见，理性地对比一下，你会发现，这个城市在逐渐开放，在逐步改善着自己的形象。”秦璐说，“比如买车，以前只有有北京户口的人才能上牌，现在有暂住证就可以上牌。再比如暂住证，可有可无，也没有听到有警察随意拦住行人就检查暂住证的事情发生。”
秦璐的另一位朋友叫刘舒慧，来自内蒙古 呼和浩特。1998年定居北京之前，她在广州和宁波两个城市分别工作了一年以上，除西藏外，每个省区市都留下过她的足迹。
在刘舒慧看来，广州睁眼就是钱，而宁波总让人担忧治安问题。“北京就好多了，有浓厚的文化氛围，有良好的秩序。我在这里能获得安全感和被尊重感”。
定居北京后，她在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从事公民教育、社区民主自治。2002年，她所在的机构与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北新桥街道一起组织并指导了九道湾社区的直选。
之前，《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发布。《意见》规定，社区应设立社区代表会议，由社区内的本市居民、驻区单位和有固定住所、稳定职业的外地来京人员以及其他方面的代表按一定比例推选产生。
这一关于外地人可以参与社区管理的规定，在2002年8月九道湾社区的直选实验中，很好地得到了贯彻体现。九道湾直选实验中，按比例产生了两名外地来京人员的代表。他们可以直接参与社区的管理。
“我认为，九道湾直选实验中能有流动人口参与投票，并参与社区管理，对流动人口来说，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刘舒慧说，这表明北京在逐渐接纳流动人口。
2004年，北京市废止了《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管理规定》等限制流动人口的行政法规。次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废止了实施10年的《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副主任张引对此表示，条例的废止“具有公民权利里程碑式的象征意义，意味着公民权利时代的到来”。
“我们应该看到，这个城市虽然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它正在一点一滴修补着自己的不足。”刘舒慧说。
北京多一些像我这样调皮的家伙会更好的
与北京每个有纳税能力的市民一样，秦璐每个月也照章纳税。具体多少钱，她自己也说不清楚，“财务都给我做好了，一分钱也不会漏缴”。当然，李建军也在这个行列里，因为要续签绿卡，必须提供详尽的完税证明。
像秦璐、李建军等近400万的流动人口，对北京的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有学者研究显示，2003年北京市全部流动人口对本市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约27.96%。
“从数据上可以看出，流动人口对北京的贡献不可小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位前官员说，“随着近两年北京外来流动人口的增加，我估计这种贡献会有增无减。”
然而作为为北京做出不小贡献的群体中的一员，身份问题仍然会时不时地困扰着秦璐：“说我是北京人吧，北京政府不承认；说我是西安人吧，我已多年不在西安生活了。”
最终，秦璐自嘲地为自己想出一个巧妙的答案：“北京的外地人。”
不过，在一些老北京人看来，如今拥有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才是硬指标。此外，体面的衣着、优雅的谈吐，这些外在的符号，也正在改变着北京人心里对外地人的印象。
“外地人也分三六九等。”一位曾供职于一家中央媒体、现已退休的老北京人说。在他看来，老北京人的心态很复杂，一方面，他们私底下认为北京的脏乱差都是素质比较差的外地人造成的，因此很排斥；另一方面，他们又对高层次的外地人另眼相看。
不论北京市是否仍存在户籍歧视，也不论当地人怎么看待流动人口，秦璐已不像过去那么在意了。“北京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城市嘛。大家其实都生活在外地人的圈子里，只不过有些人有北京户口，而我没有而已。”她说，“只要能工作、赚钱、养活自己，有没有北京户口其实已经无所谓了。”
至于能否像北京人一样，享受地方的政策性福利，对她并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但刘舒慧却很在意自己的这一切。她一再强调自己的“北京人身份”。
“我纳税了，我参与北京的建设了，为什么不能说我是北京人呢？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北京人。’尽管北京现在还不承认，但我相信它迟早会承认的。”刘舒慧在发给记者的一条短信中如是说。
从1998年到现在，刘舒慧从来没有办过暂住证。每逢听说居住地要查暂住证，她就躲到朋友家去。虽然被查到过一次，并为此付出50元钱的代价，但她一直固执地拒绝办理。
“我没有必要暂住到祖国的首都。”她强调。
从15年前，第一次到北京旅游，用“审美的目光看北京”，到9年前，选择移居北京，“嫁给这个城市”，用“建设者的目光审视北京”，挑剔北京，她正在完成从寄居者向首都公民的过渡。“我要帮着北京改掉自己的某些毛病。”她乐呵呵地说。
她认为：“心态决定行动。”自己不能只满足一个被动的参与者的角色，而要成为一个主动的建设者。“如果喜欢一个城市，选择在一个城市居住，就有义务参与建设一个城市，就像建设自己的家一样。”刘舒慧滔滔不绝，“不能持过客心态，漠视这个城市出现的问题，任由它坏下去。只有如此，这个社会才会更健全，更有秩序。”
“北京多一些像我这样调皮的家伙会更好的。”这位来自呼和浩特的年轻人说着，脸上露出了狡黠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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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sony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