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猫的姥姥

枫塘湾，位于江苏常熟支塘乡。 好婆/好公，常熟方言，外婆/外公之谓。 亲婆/亲公，奶奶/爷爷。

老家捎信说，好婆坏忒了，那是1978年的7月。只是通知，没有指望母亲从北京赶回枫塘湾乡下料理后事。我宽慰母亲说，“好婆这辈子也算是福寿双全了”。 老人家光绪十八年（1892年）出生，历经北洋、民国内外战乱、土改文革等，赶上改革开放才“老熟”，享年八十有六。 “胡说！”母亲含泪斥责道，“死的时候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哪来的福。”“也八十好几了”，我很尴尬，诧异母亲的怒气。

理解母亲的愤懑与哀怨，花了我足足三十五年。年龄阅历丰富情感、改变视角自不待言。去年发现父亲遗作《家史编年》，无数往事涌上心头乃是直接契机。《家史》不过是本流水帐，记述林林总总几十户亲属、上百号人的家庭关系和琐事。好婆的身世一样地平凡至极，却独独引出我无限追思、联想和感慨，全因为她是个另类。

好婆的家世

关于好婆的家世，《家史》载：“堂叔母王包氏，光绪十八年生，属龙。祖籍太仓沙溪。文盲，裹足，一生务农，操持家务。”此外，我们对好婆的娘家，婚前身世一无所知，甚至连原名都不知道。好婆娘家大概姓包，名不详。包氏嫁给父亲的堂叔、我的好公王荫庭后，冠以王姓，故称王包氏。

王包氏娘家家境应该还可以。裹脚，需要相当的人力财力。至少家里没有指望她下地或操持较重的家务。裹脚也需要家庭的严格训诫、监管，乃至“爱心”。女童吃这苦头，只为嫁个好人家、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其代价是终生残疾。王包氏的不幸不在于裹脚本身，而在于她是最后一代继承这陋习的妇女。王包氏也错过了女子读书的风气。核物理学家王淦昌，父亲的堂叔，他的妻子吴氏小王包氏一轮，1904年生，就上过私塾。此外，在西方传教士较活跃的地方，如福建，当时已经有了女子学堂。但在常熟，教会学堂要晚一、二十年。

特别是，王包氏没能生儿育女，社会关系缺乏血缘的纽带。骨子里，好婆自始至终是个外人。但在枫塘湾王家谱系中，好婆是明媒正娶来的。从上花轿那天起，她就是王家的人。旧式婚姻几乎都是不可逆的。她是娘家泼出的水。

王荫庭有过一任妻室，并生有一子。《家史》没有记载好公续弦原委，甚至没写原配的姓氏。《家史》中罗列的几十户小家庭，没有一例休妻或纳妾的，其原配可能病故。娶王包氏应不会是做小，好公没有那个财力。

王荫庭是枫塘湾王氏家族四支的长房。《家史》载，“祖父母及其先辈是当地富绅，人称‘王氏望族’”。不过，所谓“望族”当是咸丰同治年间的事了。到了王荫庭和我亲公当家的晚清，家道已经中落。此外，王荫庭那一支脉，香火不旺，只有王荫庭独丁单传。王荫庭第一任妻子只育有一子；续娶的王包氏不育。王荫庭“精通中医内科，一生行医。”那时在我们老家，大概除了走乡串户的“野郎中”，行医的都有些田产。王荫庭的田产数目不详，反正足以让好婆后半生戴上地主帽子，但不足以做其它妄想。晚清以降，中医似乎也一路走下坡。《家史》中记载的几个“名医”，都没有让后人继承祖业行医。

王荫庭续娶王包氏无后，两人从钱家抱养了一个女孩，取名王士玉，即我母亲。好婆是不是把养女视为己出，只有她们母女二人知道。据说，溺爱小女的是好公，他脾气好，人随和。好婆则很厉害，母亲怕她。严厉之余，好婆对母亲十分关爱，此乃无疑。据二姐说：“咱妈过继时还小，没奶吃,（好婆）便拿棉花蘸着糖水喂她。此外，从母亲对我们兄弟姐妹五人的关爱和严厉也可以看出好婆是如何教子的。好婆对母亲的言传身教还包括极度的勤俭。举凡纳鞋底、缝补、浆洗、烹饪，母亲都是里手。好婆没给母亲缠足，倒不是出于她的远见。到我母亲这一代人，裹脚的已经很少。但让母亲进新学堂并读完高小，则表现出好婆的见识和开明。与母亲的同龄女性，绝大多数仍是文盲或半文盲。好婆为母亲将来为人妻、人母，做了在当时颇为完整、实用的准备。

父母成婚，亲家成冤家

母亲十八、九岁时，好婆好公为她定下亲事。两亲家是近亲，堂兄弟，王氏家族的第一房王荫庭和第三房王润书。按家谱，母亲和父亲是堂兄妹。但母亲是领养，和堂兄没有血缘关系。按经济条件，王润书家略好，七七事变前在支塘镇上买下一处房产，搬出老家枫塘湾。但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亲公的家境随着战乱，日趋困难，甚至无力供奉儿子读完高中。待儿子1943年成婚，也无法帮助他谋个可以独立养家的职业。所幸父母婚后的三、四年没有直接遭受战火。这期间，他们生下一子，我哥哥。母亲孝敬公婆似不待言。两亲家关系好像也不错。终于熬到日本投降，却发生一件大事，导致家庭成员乃至家庭关系的逆变。特别是好婆，一个年过半百的小脚女人，死了丈夫、走了继子、嫁了女儿、疏远了亲家，渐次沦为孤家寡人。

《家史》记载，“（1945年）九月，岳父王荫庭肚脐上长了个脓包，危及生命。父亲要我陪岳父去常熟看病。”却不料在常熟期间，父亲竟然被当作新四军的奸细被尚未受降的伪军投入监狱。十多天后，才由亲公保释出狱。此事前因后果令人费解，耐人寻味。既然是急症重病，为什么不是好公的亲生儿子陪同，却要住在镇上的女婿随行？

《家史》没有交代，用的是一种极为理所当然的口气。女婿陪岳父看病，本没有什么不合情理的地方。问题是，王荫庭的亲生儿子在他病重之时，似乎无可寻觅。也就是说，好婆的继子或已经和父亲继母断绝了往来？文字记载避讳家庭纠纷，但王包氏和继子绝交，乡里尽人皆知。时间和原因无从知晓。我的推测是，王包氏和继子一家不睦，非一时一事，而是个长期过程。最后断绝关系，也许在夫君过世，抑或在儿子娶妻成家之后。总之，王包氏不能指望继子养老，此时当已知晓。与女儿的关系则不能不仰仗女婿和亲家。

倘若王荫庭常熟就诊顺利，两亲家关系或更为巩固加强。而实际上，此行连累女婿入狱，害的亲家焦虑万分亲赴县城乃至破财解救，故事就荒唐了。乱世期间发生如此变故，就算堂兄弟间或不至结怨，两堂妯娌（好婆、亲婆）间生隙，实在也是人之常情。民国以降，常熟或只有短暂的和平与发展。日本侵华比军阀和共产革命更无可逆转地断绝了国民党政府建设经济的机会。江南水乡像是一个逐渐干涸的水塘，资源慢慢枯竭。同时伴随人口的增长，使得任何人间矛盾都很容易放大、演变为难以调和的冲突。人间交恶的根本原因不是贫富差距的阶级分化，而是人文生态的整体恶化。

女婿弃家北上投身革命

常熟变故后，“父亲责令我不要回支塘，直接去上海谋职。”《家史》这样写道。但是上海的远亲，冷淡地拒绝了没有一技之长且学历太浅的父亲。父亲只好回到支塘。在这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父亲接触了中共地下党，并毅然决然弃家出走，渡江北上。父亲此举在当时给全家带来怎样一种打击，我们今天只能想像了。至于女婿的出走对王包氏的影响，似乎并不那么直接。（至此《家史》不再提及王荫庭。或已病故。）母亲并没有因夫婿出走回娘家，始终如一地恪守做儿媳的本分，等待着。

四年后，当父亲身穿军装，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胸徽，腰持手枪回到支塘老家的时候，全家的惊喜是不难想像的。有谁会追究当年那个不孝之子的不辞而别？像是游手好闲的丈夫突然生意发财衣锦还乡；像是落魄出走的儿子不意金榜题名荣归故里。人生和家庭兴衰鲜有更为戏剧性的了。而父亲的出走与归来又远非平常年景的那些突变可比。他是改朝换代的功臣，是全家的光荣和指望。

然而，父亲选择是有代价且危险的。革命队伍中有两种人，一种是革命需要的；一种是需要革命的。王淦昌，中国导弹先驱之一，代表前一种；父亲代表后一种。前者革命需要他，远甚于他需要革命，因为其才能，他能在任何社会出人头地。后者需要革命远甚于革命需要他，因为他在政治上的可靠和忠诚。所以，父亲参加革命是充满矛盾的，从家庭及所属的阶级来看，是双重的逆反和不孝。从革命政权的角度来看，是可疑的。要向新政权证明自己，他早晚必须背叛家庭。

至少在革命尚需要父亲的时候，好婆沾上了女婿的光。土改镇反等运动，似乎没有明显地改变什么。解放时母亲26周岁，一直跟身为地主的公婆生活，本也可以评上个地主成份，但她是军属，亲公亲婆也是军属，尽管是地主成份，每年都还得到地方政府的慰问。从1951到1953年，通过父亲的介绍，母亲也参了军。期间，好婆是否享受军属待遇，不得而知。至少，不会像普通地主那样挨斗。我们老家的地主富农在文革前，除了土地和房产等被没收外，似乎没有像有些地方那样遭受更多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惩处。对好婆来说，真正带来灾难的，是文革。此乃后话。

家属还乡初识好婆

四岁那年，大跃进给了我初识好婆的机缘。那年母亲带我和哥哥、二姐、妹妹回老家，时称军队家属还乡。好婆那时66岁，已近古稀。但母亲回去并不是为给她养老送终，而是“响应党的号召”。不久，1959年某月，根据新政策，我们一行重返京城。

在支塘老家一年多，我记忆中只有几个零散的片段：在昏暗的油灯下，用细绳拴住一只小乌龟，放出去，拉回来；母亲在灯下做针线；再有就是邻家孩子猝死的恐怖。至于把三岁多的妹妹推到河里，好婆追着我打，则是听大人们说的。在我的脑海里，并无好婆的踪影。

回乡后，母亲不再是“家属”，而是队里的会计，好婆把她从孩子的包围中解放了出来。当然，还有亲婆（我奶奶），否则母亲绝不可能带五个孩子，还做会计。其时，亲婆住在支塘镇上，相距好婆住的枫塘湾约三华里。当时大姐、哥哥在镇里上学，就跟亲婆住。母亲带二姐、我和妹妹住乡下好婆那里。母亲自己则间或两边跑。其时亲公业已故去。母亲不仅不再是小媳妇，而且渐次把关注点落在了娘家和婆家之间。

但母亲的真正生活重心和家庭角色是父亲和他所属的党决定的。随着天灾人祸把饥荒带到各地农村，以及随军政策改变，母亲立即带我们离开支塘。这就撇下了好婆。一个大家庭面临两难，牺牲的多是老人。好儿女志在四方嘛。母亲可能在这时，说服了生产队，把好婆当五保户养起来。当然这也是有代价的——好婆的房产归了生产队。

把大女儿（我大姐）留下和婆婆（亲婆）作伴，似乎也是自然而然。大姐从生下就没有离开过支塘，先是跟母亲住亲公亲婆家。母亲1951年参军去南京，带走了上小学的儿子（我哥哥），留下了一岁多的大姐。这次返京，大姐已上小学和亲婆彼此照应，俨然一个两人小家庭。权宜之计多埋伏下日后的情感舛错。

文革回乡再识好婆

在我的记忆里，好婆的出现变得清晰可触，是1970年的初春。那年我十五岁，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此时的父亲从革命者变成了其对象。在历经三年多的批斗、关押、审查后，他被开除党籍、军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作为“阶级异己分子”遣送回原籍——江苏常熟支塘。随行的是母亲、未成年的妹妹和我。

解甲归田总是伴随久别重逢，酸甜苦辣难以品味。这是家人团聚分离的又一次重新组合。哥哥和二姐分别在包头钢厂和陕西宜川插队。在老家的，有枫塘湾的好婆，支塘镇上的亲婆、大姐，加上返乡的父母、妹妹和我，共七人。我们暂住支塘镇，亲婆的家，等待落实下放的生产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革命需要并不总是与人伦关系逆反。我们一行回乡后的某一天，母亲把好婆接到了镇上，住在亲婆宅院那间颇为阴暗的厢房。于是，好婆和亲婆就到了一处。如前所述，两亲家兼妯娌原本不睦，分居两地尚可井水不犯河水，到了一处就难免冲突了。可又能怎么办呢？对好婆所在的生产队来说，老太太从来就是个累赘。现在女儿回来了，而且是和一家人永远地回来了，接走老太婆实在是天经地义：革命的需要及其反面——旧式家庭的几代同堂——相反相成地统一起来。与此同时，拆散一个家庭，哪怕是一个已经几乎是无法再小的两口之家，也是革命的需要。我们回老家之前，大姐已经被下放，而她是八十多岁的亲婆身边唯一的子女。

在支塘镇等待下放命令的几周里，我没见过隔壁好婆几次——既没有拜见的欲望，也没有探视的好奇。这种离奇的淡漠多半是双向的。她大概明白，女儿回娘家，总是万不得已。这次更不比以前。世道人心的变化，她本能地感觉到。这年月，衣锦不还乡，才是道理。

唯有一次，看到好婆匆匆远去的背影，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好婆去参加斗争会，作为地主分子接受批斗。这是我第一次凝视那个无法摆脱的、我的先辈，我的原罪。好婆骨骼粗壮高大，驼背但不弓腰，一双小脚，一头灰发。一支拐杖，点出一溜碎步。步子虽快，却很沉重。极度畸形的小脚，重心后倾，脚跟敲打着地面，咚咚作响。很难想像这双脚能跑起来。生物进化不会被选择的，人类文化选择了。最扎眼的，却是她一身簇新的淡青衣裤。如果不是低垂着头，目不斜视，你会以为这是个走亲戚或去赶集的老人。对仅存的自主选择，好婆不肯苟且。说句大不敬的实话，作为批斗对象，好婆属于比较合算的那类。本来就驼背，低头早已自然而然，倒是抬头比较费劲。加上耳聋，辱骂也听不见。她也不会是挨斗的主角，陪斗而已。她的唯一罪名，无非是地主成份，并无现行。

裹挟好婆插队海沟村

支塘镇上暂住三周后，我们接到发落指令。1970年四月的某天，父亲、母亲、妹妹和我，插队到海沟村——支塘公社五大队第三生产队。安置费盖的新居是三间草房，两侧是卧房，正中一间是灶间兼吃饭。外加一个猪圈。房子的大小和材料，是按照插队落户人口数分配的，花名册上应该包括亲婆，没有好婆，尽管她后来搬来与我们同住。不久，我大姐也从邻近生产队被“照顾”过来。这样，分配给四口之家的三间茅草房挤了七口。人多地少。全队人均不到两亩耕地。我们这一大家子，是硬“插”进来的。

王包氏多半不想搬来跟我们挤。但她不搬来，我们就得帮她把枫塘湾老家生产队分给她的柴米油盐弄到支塘镇上。麦收后不久的一天，母亲带着我去了枫塘湾。好婆已经先到了。也不知道她那双小脚怎么挪过去的。这是我下乡的第一个夏天，当年15岁。母亲要我把分给好婆的两捆麦秆，挑送到支塘好婆的住地。柴火并不算太重，大概七、八十斤。但我还从没挑过这么重的担子走三里路。

我跟好婆先走，母亲在枫塘湾队里还有事情。好婆在前面引路，一双小脚重重地敲打着地面。幸好是土路，否则接触面积那么小，脚很快不就磨烂了？尽管挑着担子，我走得还是快多了。不过十来米超过了好婆，也不敢走远，得等她，我不认路。很快，我俩就达成了默契。每当我超过好婆十来米远，就放下担子擦汗喘口气，等她赶上。好婆呼呼地喘着走近，不打招呼，不搭话，连眼皮子也不抬一下，从我身边走过，紧着往前赶。待她走出十来米，背影渐远，我再猫腰钻进两垛麦秆间，挑起担子。再追上、超过，放下担子擦汗，再被超过……一老一少，一前一后，三里路之遥，没有一句话，却心照不宣，配合默契。我满身是汗，气喘吁吁，好婆好像完全视而不见，没有“吃力你了”的歉意，“阿重？”的关切，“不远啧”的鼓励。唯有蹬蹬的不懈的脚步，透露出她拼命的配合、焦心的体谅，帮我快点结束这无奈的苦劳。此番折腾后，好婆终于放弃孤居独处，搬到了海沟村。

这对好婆来说是重大的转变。海沟村是“外地他乡”，叶落归根，她近八十了，没了根。更现实的是，她独自生活多年，现在不得不跟一大家子挤在一处。虽说是跟女儿住，但那是早嫁出去了的，女婿敬而远之，亲家冤家路窄，孙子孙女是陌生的。搬家对好婆来说，等于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她搬来是念着我们，不必为她的柴米油盐跑路。

最初的几年一家七口蜗居在三间草房里，竟然相安无事，实属不易。一个重要原因是，忙。那是学大寨的年月。一年到头，除了两个老人，我们都下地干活。“一年到头”在当时几乎是禁语。因为以这几个字开头的，几乎都是抱怨和倾诉。如果抱怨出自“高成份”的口中，简直就是反动话了。

我常常开船去上海挑垃圾、罱河泥，回家吃饭、睡觉，很少闲聊。江南的女人则比男人还忙，除了下地，还有孩子家务。特别是夏秋两个双抢季节，每天筋疲力尽，没人、没工夫生闲气。“与人斗”永远是一部分人的事业，更多的人必须与天斗、与地斗。否则，大家都没饭吃。

好婆、亲婆眼锋很好，很知道自己的位置，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好婆寡言，说最多的一句是“我聋棒”，也就不用跟她絮叨了。倒也相安无事。唯一需要母亲父亲摆平的争端是分工烧饭。两个老太一个比一个起得早，一旦占领灶台，就不许亲家染指。这类“争表现”的斗争是怎么解决的，记不起了。只记得，好婆跑来问我 “啊要烧饭了”的样子，只要我一点头，她马上像接到最高指示似的，舒展眉头跑回灶台。

只有到了傍晚，特别是冬天，一家子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一盏油灯下，男的坐着闲谈，盯着女人纺纱。这时，好婆亲婆就唱主角了。亲婆瘦小，动作灵敏，右手摇转纺车，左手抽出纱线，有节奏地摆动上身、臂膀。好婆粗壮但绝不笨拙，她纺纱宛若打太极，动作平缓圆滑，眼睛随着寸寸抽长的纱线，左转，停，右转……。纱锭慢慢长成个橄榄型，从来没有见她断过线。手艺到这个份上，都可以说炉火纯青了。至于其价值，就由不得她了。

从元末开始，纺纱织布就成了江南地区的重要手工业。民国以降，工业品增多，但在农村，绝大部分衣裤被褥，除了印染程序，还是家庭手工完成。在文革和学大寨的年月，手工纺纱该是介于“自食其力”和“解闷儿”之间的活动。对于好婆来说，一晚上也许只有几分钱的赚头，却是唯一的现金来路，也是她能与更广大的未知世界产生了某种关联地一个方式。

纺完纱，好婆会用热水洗脚，层层剥下淡青色的裹脚布，并不避讳。也无法避讳。家里也没人会盯着看。偶尔遇到目光，那双小脚便显出特别的丑陋。脚背高高地隆起，几个脚趾交错地翻转嵌入脚底。整个脚像一只包裹拙劣的粽子。

洗完脚，套上一个粗布做的套子，权作袜子，然后就寝。江南的冬天是难过的。茅草屋里、屋外的温度没有多少差别。好婆不脱棉袄、棉裤，盖上被子，臃肿地蜷缩入梦。老人行动迟缓，感觉迟钝，故多邋遢。特别是在冬天。但好婆却很干净。动作不利索，但从不闲坐。一身靛青老布衣裤，洗得发白。她常常把浸透的衣物平放在门前的石台上，拿把刷子使足力气来回刷。好婆偶而也会头痛脑热，但我从不记得，她让人伺候过，更没见病到需给她喂汤喂水、端屎端尿。

唯有一点，她鼻子尖上常挂一滴清水鼻涕。冬天流个不停。好婆耳聋、有吭毛病（哮喘），再就是高血压。当时乡下没有高血压这个概念。大队赤脚医生从来不带血压计之类的器具。高血压在那时的农村不常见。八十多岁以上的老人很少。好婆大概不时会头疼、头晕。她自己用手掐捏额头，红红的。从来不记得她看过赤脚医生，更没有送过六、七里地以外镇上的医院。连药也不曾吃过，西药也好，中药也好。现在老人常有的关节炎，骨质疏松，糖尿病，便秘等等好婆似乎统统没有。

亲婆说，王包氏没“养囡”所以身子硬扎。好婆聋,没听见。在海沟村插队的头几年，两个冤亲家还算相安无事。除了前面提到的忙，还有许多微妙的心理因素。不止是她们，一个屋檐下的全家人，屋里屋外都是小心谨慎的。四类分子连带到家人都是大气不敢出。

我家算不算四类分子家庭？家有两个戴帽地主，按说肯定算。但实际上，家庭属性和待遇随户主——我父亲，父亲是作为“阶级异己分子”下放的。生产队领导和村里百姓搞不清楚那算什么，只是模糊地知道是犯了事的，才送到乡下，也没人冒然把父亲和村里的其他四类分子一样对待，吆五喝六的。父亲当然是加倍的小心做人，和睦乡里。以至于在家里，父亲也渐渐失去了文革前那种至尊地位。而母亲则由于没有“帽子”，加上也外出挣工分，里里外外更像是一把手了。

这期间好婆能安住女婿家，跟女儿不必看女婿——更不用说婆婆——脸色行事，不无关系。家庭成员间关系的微妙变化无时不在发生。在某种意义上，下乡之于母亲更是一种解放，就像大跃进时期回枫塘湾做会计时那样。她不再只是“家属”。 就母亲而言，妇女翻身不是49年“解放”而是文革。母亲比一般乡下妇女更为吃苦耐劳。无论跟哪个老太搭档干活或给队里“看囡”，她都主动多做。多年的肺气肿好了似的。每次评工分，又总是谦让。就这样，她很快赚得人气，以至于没有一寸竹园的我家，竟常有吃不完的竹笋。

这种变化也算不上扬眉吐气，母亲再怎么也还是个“准四类分子”家庭成员。加上海沟村不是我们老家，村里一半人家姓冷，跟我们无亲无故。所以，无论谁家婚丧喜庆、过年过节的热闹，跟我们都没有关系。除了年终岁末，我们不知道人世间还有什么特别的时辰。好婆的80大寿就是那么悄悄地溜过的。那应该是1972年的某月某天。母亲没提，好婆自己多半也不记得。好婆身上、枕边没有任何象征性的纪念物，不戴戒指，没有照片或画像，没有任何表示故去或活着亲友的存在的物件。她也不信佛，或其它鬼神和超自然的灵物。好婆唯一有过的一个大件、一件奢侈品是口棺木，暂时滞留支塘镇时在好婆住的那间厢房里见过，搬到乡下后再也没有见过。好婆生下来赶上裹脚，却错过了享用棺材和睡一方墓地。在海沟村，最后一口棺材、最后一座坟墓属于一个周姓的老汉，那是我们刚刚落户的1970年春天。破除四旧，火葬是否比棺材省不知道，但存放骨灰不占地是肯定的。我下乡干的第一个活计，是挖平人家祖坟种地。

女婿再遭审查王包氏出走

那几年，除了婚嫁的新人和满月的孩子，谁也不会被人特别留意。好婆这样的，不被人注意就是福气了。我们插队的当口，上面折腾的有点乏了，开始促生产，特别是苏锡常粮食高产地区。听队里老人们说，从来就没有这么忙过。大队、小队很少开会，忆苦会、斗争会都稀疏起来。不过二姐回忆说：“好婆亲婆夜晚打着灯在田间的小路上去队部接受再教育的背影，我至今记得。”

尼克松访华前后，上面又开始热闹起来。按说千里之外的上层角力跟好婆那样蚁民没什么关系，但跟她女婿多少沾边。父亲没有被人忘记。先是昆明军区司令员夫妇遇刺，那个司令原是父亲所属兵种的二把手。九个月后副统帅坠毁。父亲原来在京城不过一介副师职秘书。尽管早已经被革职还乡，但还是再度遭受调查。

父亲从来不承认自己犯过什么路线错误。历史问题、家庭情况也都如实跟组织交代过多遍。他更不承认，如今在乡下种地，犯下什么新的错误。然而眼下跟那些执意要整死他的人隔了好多层。“秀才”遇不上兵，只是一级又一级的地方干部。陕西的二姐、包头的哥哥档案里也塞进了些新材料，还有组织谈话。哥哥从包头来的家信，省略了“爸爸”。此时的父亲恐怕处于人生的最低谷，甚于文革初期被“揪出、打倒”。

此刻家里发生的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引发一场内战，成为清算旧帐的导火索。记不得是哪一天的哪件事，好婆、亲婆两个亲冤家终于又拌了嘴。很快，母亲和父亲的仲裁变成了他们之间的争执。亲婆大概是看错了形势，起劲起来，没听从父亲让她住嘴的喝令。继续絮叨之间猛然挨了一记耳光。亲婆先是一怔，等明白过来是被儿子打了，便扑地捂住脸嚎啕大哭。

除了幼时的我，父亲从不打人，甚至从不骂人。谁能知道他那一刻的心境？打年过八旬的老母，那是怎样的一种忤逆？越是讲究孝道的文化，伤及长辈越具有超常的效果。在文革中，对自己最亲近的人发威施暴早已经司空见惯。十三岁的我不也曾召开过家庭批判会，让父亲交代问题吗？换来的是被认可，带上红卫兵袖章的资格。

父亲的举动也让母亲震惊，不知如何是好。原来对婆婆和丈夫的怒气，转向了自己的养母好婆。可王包氏是那种认死理的 “犟骨头”。当即冲进房里打点东西要走人。母亲再怎么劝也已经覆水难收。熬过当夜，第二天一早，好婆里里外外地归置自己的东西、打点行装。我走上前，凑近她耳朵喊了一嗓子，“好婆别走，一个人不来咯（不行）”。不想好婆闻声大哭道：“我晓得侬好人性（脾气）……”边说边收拾，一副死也不在这里的样子。

王包氏凭什么觉得枫塘湾还有她的地方？她没有房子，没有能够投靠的亲友。但她还是义无反顾地回了“自己的”老家。好婆凭什么觉得她可以自己过？谁给她从河滩挑水？病了怎么办，谁给端茶倒水？但她还是毅然决然地走了，大概决心死在当年花轿落地的那个所在。

其实，好婆的出走完全在情理之中。她是被挤走的。三间草房只有两间能住人，挤一家子七口不是过日子。同是插队的，阿宝一家三口，也是一样大的三间草房。今天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那时是怎么睡的。多年后我曾专门问大姐，那时是怎么住的。大姐回忆说“你常出去，到阿宝家”。我自己记得有时住打谷场，也常开船外出等等。但无论如何，还是住家里的时候多。想必是母亲父亲、亲婆大姐住一间，分睡两张大床；我跟好婆妹妹住一间，分睡一小一大两张床。我外出“打游击”多半是包头哥哥和陕西二姐来探亲的那些日子。

过度密集的人口迟早会以某种方式疏散。有些人类学家说，大凡文化现象都可以从生态和人口比例找到解释。这个理论是否也可以颠倒过来？在文化底蕴深厚的江南，基本生存问题的解决，是以大吵大闹、情感宣泄、牺牲一己，成全大家实现的。中国的诸多家庭悲喜剧，与其说是性格冲突不如说是生存危机的表现。文革只不过把这类危机转嫁到一些家庭，其他人跟着看热闹。

四角棚棚王包氏的自家地界

好婆走了，我就把她忘了，连她是哪一年走的都记不准了，1973，至迟1974年吧。对于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忘记一个老太婆，即便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几年的外婆，也实在太自然了。其他人也都忘记了她的存在。唯有母亲，得空就往九大队（枫塘湾）好婆那里跑。枫塘湾与海沟村隔过一条沪宜公路，相距大约八、九华里。母亲每次去都住一夜，第二天傍晚才回来。这还不够，母亲间或会“发动群众”，带上我或妹妹、姐姐去好婆那里，不是去看她，也不是让好婆有机会招待一下孙辈，联络感情，带我们去是有干不了的活。

妹妹回忆说：“记得每次我去九大队帮她种自留地，好婆总是站在路边等候。我很奇怪，她怎么知道我们哪天去呢？”就算有约定，也免不了空等吧？人生许多无法再解开的谜。二姐也记得去好婆那里帮工：“我那时隔段时间就和妈妈去九大队看她。我骑车带着妈妈，在田间的小路上时而骑，时而推着，就这样我们去了很多次。妈妈每次都要烧些小菜带给她。一看我们来了，好婆马上去河边石级淘米做饭。妈妈到那儿就干活。现在想起来那是她们母女最美好的时光。”

我只记得一次，因为是住了一晚。那晚也不是住在好婆家里，我住在九大队王福仁家，据说是有地主成份的远亲。之所以记忆犹新是因为从来没有遭过那种罪，王福仁老两口的家，黑呼呼的，招待我和母亲吃的晚饭有一盘不知道放了多久的鱼，除了盐咸品不出任何其它味道。再有就是咸菜。而这是在号称鱼米之乡的常熟乡村。饭后，我被引上一张小床，一顶蚊帐、一张暗绿的竹席。夜里闷热出汗，竹席就沾在身上。一翻身嘶啦嘶啦地响。蚊帐有几个洞，蚊子咬的睡不着，紧着翻身，竹席便越发地粘人。

好婆的住处，不会更好。不过干净得多。据二姐说，“简陋的小屋收拾的井井有条，干净的蚊帐，整齐的床铺。”妹妹的回忆多一点苦涩：“好婆住的是一间‘四角棚棚’。四根柱子搭的一个底部正方、上面四棱形的尖顶草棚。”屋顶和四周的稻草有多厚？夏天多热，冬天多冷，谁知道？妹妹提起那个棚子，至今愤愤然，“那怎么能住人！”王包氏多半没有抱怨。兴许挺满足。这是她自己的地界。对好婆来说，只有人家不要的，才真正永远地属于自己。

文革进入尾声的几年里，我们一家子一个个地离开海沟村。大姐出嫁。父亲去北京上访（1975年），赖在兵种司令部招待所不走，吃住打借条，用盛年的充沛精力为自己伸冤。不久文革结束，他得到平反回北京复职。接着母亲和妹妹跟着走了。亲婆去了太仓双凤二女儿家。不久我也去了镇上的塑料厂。从来没想起过好婆，更别说去看她。简言之，女婿的此番得意独独丈母娘王包氏没沾光，而且永远失去了女儿和孙辈。

好婆回娘家

1976年深秋的一个夜晚，亲婆在睡梦中与世长辞。我和大姐送亲婆去沙溪镇牛角湾火葬场。亲婆被推进火炉中的一刹那，大姐哭做一团。沙溪是好婆的娘家所在，好婆早晚也要来这里，附近没有第二个火葬场。不过，好婆本能地挣扎着抵御牛角湾。听说，她一次病在床上，被队里倒马桶的看见，才喝上一口水。还有一次摔了一跤，前额跌破了，流了不少血，头昏、头疼的老毛病反而好了些。

好婆余生的这些遭际，几里之遥的我全不知道。更确切地说，听到了也没往心里去。七七年末、七八年初复习高考，满脑子都是自己的前程。直到拿到录取通知离开支塘，也没有想起去跟好婆道别。好婆没有让我给她送行。用二姐的话说就是，“好婆至死也没有打扰任何人。”等我远走高飞了，老人家才撒手人寰，回归沙溪。不过，没娘家的人接她。死前是不是想到了女儿，丈夫，或是娘家的人？没人知道。甚至于她是怎么死的，也永远无人知道。

至今没人能活到“老熟"。死亡鉴定中总是例举某个或多个关键器官的坏死或衰竭。好婆可能也是“病故”的。 几乎可以肯定，如果她早些就医，或发病时得到起码的医护，她的生命会延续些年头。至少能活到政府给她摘掉地主的帽子。以好婆的硬扎，她更可能死于某种外因，包括恶劣的环境。比如，她可能死于中暑脱水。据载，1978年多个省市出现高温。我那年高考一完，回来就高烧不退，长达一周。好婆呢？那个四角棚棚有多热？有没有人给她送过一碗水？

妹妹说，2000年母亲临终前一直念叨好婆。妹妹问母亲，当年为什么不把好婆接到北京住？母亲只是喃喃地说：“那怎么行，那怎么行。”是因为一回北京母亲又成了家庭妇女，不再能做主？还是因为好婆的地主成份不能去北京？无论是什么原因，以我知道的好婆，她是不会愿意寄人篱下的。属于自己的绝不肯让渡；不属于自己的绝不去求。如此倔强、耿直的性格与人生，便是我的好婆。她命运多舛、性格孤傲，不特栖居家族的边角，脱颖于苏南那种绵密的人际关系网。与其说她是时代和社会的弃儿和牺牲品，不如说她选择了自己的生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