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经济间相互依赖与国家间冲突之间的关系
近读郑永年先生的近作摘要，《经济间相互依赖，会减少国家间的冲突？》一文，受益匪浅，也颇有感慨。居然有一点想就此题目写点想法的冲动。
郑先生的题目使用了疑问句式的，显然表示他对此基本持否定的态度，尽管文中并没有明确的表述。而这几乎刻意隐含的观点是符合国际关系事实的。无论历史还是当代日益一体化的世界所演示的客观现实表明，经济间相互依赖与减少相互冲突有紧密的关系，但不是决定性的要素，只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尽管有时看起来某些冲突的减少，似乎是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加深了的结果。
典型的实例就是中国这几十年来的经济开放实践，与国际关系之间的演变历史，这是所有研究者可以亲身体验的，并不尽是理论上的推论。而这仍然持续的现实案例，将会不断地证实以上的论断。 简单的说，中国由于主动放弃了冷战时期政治化的战略思维，把发展经济作为优先战略，同世界各国开展了经济领域的广泛合作，推动了国际间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深了相互间的协作程度，至今事实上形成了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间的经济深度融合，有些几乎短期内无法离开彼此。在最初20年里，这种加速的深度的相互需求，几乎彻底改变了中国与原世界主要政治经济大国间的关系，降低了冲突的可能性，也达到了中国政府当初提出的“韬光养晦”，在国际国际上争取更长的和平发展时间和空间，因而展现出一个合作共赢替代矛盾冲突的新时代的雏形。但现实仍然是苦涩的，甚至是残酷的。随着中国力量的崛起，来自国际间越来越多的经济纠纷近年来密集发生，而与传统政治，军事冲突的国家间的关系迅速趋变，甚至出现恶化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更不要说由于战略改变而改变的传统友谊国家间的微妙关系了。这种看起来不一定即刻转化成激烈状态的各种战略冲突，恰恰发生在经济相互依赖达到前所未有深度的情况下。
在讨论这个议题时，还应该先定义一下“冲突”的含义。从广义上讲，冲突应该包含国家间所有原本不一致的，而但又需要双方为了达成某种目的，而必须采取特定方式取得妥协一致的各领域、各层次的矛盾和解决方式。这包括两个重要的内含，一是冲突的原存性和续发性，即冲突是原本存在的矛盾，只是时机和条件变化被忘却或暂时搁置了，或者由于新变化而产生新的矛盾冲突。二是，冲突的解决方式。针对不同的性质和层次的矛盾冲突，而采取程度不同的处理应对方式，这应该是冲突的主要内含。郑先生文中和本文对于冲突的研讨，应该是指比较严重情势下，比较明显无法有意掩盖的得了的而不被公众所知的，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升级到更严重状态的，事关重要国家利益，甚至全面战略利益的矛盾冲突和有限的选择解决方式。
从总体上来看，国家间的冲突及其程度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关系相互信任和依存程度，当然是和经济依赖度密切相关，国际关系是靠政治支持和经济合作，军事往来，人员交流等冷热度指标体现出来的。在我看来国家间的关系表现为何种形态，是动态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无论从各个角度看，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基本性的，只要有不同利益的国家主体存在，它就伴随其而存，只是在不同阶段和条件下，冲突的程度不同罢了。
如果仅从经济关系的方面研究，国家间关系冲突减少基本条件至少有一下几点： 一，经济上相互依赖程度的深度和广度，这包括：
1.近地缘关系中，对天然的自然资源共享分配的共识。这种共识，从法理上不一定公平，从实践上也不一定合理，但只要国与国之间达到某种互利或者妥协性的认可，就会大大降低相互间冲突的机率。如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挪威和瑞典的关系，中俄关系等等。
2.还包括非地缘关系中的各种战略资源共享而达成的共识，这取决于国与国之间的战略目标一致化程度，及相互依赖程度，如战略要地和战略信息的共享共识，共同价值观，共同性质的经济体系，全球战略资源的保护和共享，共同的战略攻守目标等等，有了高度的一致性，也即依赖性，才有降低冲突的基础。如美日关系，美欧关系，中古关系。
第二，国际政治相互间的相互信任和依存程度。没有这个基础，就不存在降低冲突的任何可能性。即使ru此，日本在依赖美国的状态下，依然不断地付出政治的和经济的代价，也因此，日本不断的试图成为正常国家努力从未停止过。加拿大基本上就是美国的影子，毫无经济和政治上的大国操行可谈。
说到底，国与国冲突的程度是基于政治关系基础上的国际关系反映，经济是加强政治合作催化剂，或延缓冲突的添加剂。如果在对外关系政策上，立足于从强化经济相互依赖程度，达到减少利益的冲突作为基本出发点，可能作为一时之策权宜之计未尝不可，但作为长远的外交政策，则显然不利于国家整体利益，早晚会遭遇挫折。
中国得以受益的“韬光养晦”对外策略，以我的理解，并不是一个长期的准则，而是外示以柔，内修刚强的阶段性权宜之计，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中华复兴大业做足内功，以待潜龙腾天之时日，否则为什么“韬光”？养什么“晦”？长期下去国势疲蹋，何谈复兴？！而此权宜之计的确是以刻意避免冲突，大家好好做生意，和气生财为旗帜的，但是若自以为可以持续下去，而不适时调整，于振兴大业有害无益。
极端的经济依赖关系，一般不是相互的，而是单方面的依附，即经济附庸国，历史上的殖民地国家即属于此类关系。现代此类国家虽有而少见，基本属于自然资源和人口小国，相伴于经济的附从，是明显的政治矮国性国家。而资源广大、人口众多、经济体系完整的主权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的构想，不仅不可想象也不可能成为现实，这就是美国不会全面开放国家经济，以防止过度依赖国际经济的根本原因，即使相邻大国的像中俄，中印都不可想象。
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存度，主要是指贸易关系，贸易总额、贸易结构、贸易增量变化指标，另外就是资本投资总额的指标。而经济依赖的概念，要远远超越这些普通的经济交往范畴，最直接的量化指标是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只有无可选择无可替代的经济结构互补成为必要时，才有可能实现深度的相互依赖，而这种状况的产生，在当代高度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时代已经非常罕见。欧盟试图在内部创造这样的条件，但是必定会以牺牲大国经济的完整性、独立性为代价，进而会产生丧失经济和政治的主权的危险，这也就是英国坚决地脱离欧盟的深层原因。
目前中美，中日，中韩的经济相互融合程度不可谓不深广，任何一国的经济情势变化，即可影响到其它国家，制造业，金融业，更是密不可分，这在15年前也是不可想象的，美国甚至有记者亲自体验3个月无中国制造的生活，结果他是失败的，世界各国，包括东南亚各国，新加坡，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一旦中国经济增长延缓，它们的经济即受到严重冲击，但这不耽误它们在国际战略舞台上与中国唱反调。何况中国曾经在上世纪末和2008年牺牲自身经济利益，挽救频于崩溃的东南亚经济和国际经济呢。
当然还应该把自然的资源，和人力创造的社会资源的总体供应能力，与人类消耗之间的动态平衡或失衡作为基本的研究要素，来总体研究，才能透视这个问题的本质。仅从经济相互依存的角度研究，似乎缺乏充足而全面的论据，去推导具有说服力的结论。
郑先生的题目使用了疑问句式的，显然表示他对此基本持否定的态度，尽管文中并没有明确的表述。而这几乎刻意隐含的观点是符合国际关系事实的。无论历史还是当代日益一体化的世界所演示的客观现实表明，经济间相互依赖与减少相互冲突有紧密的关系，但不是决定性的要素，只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尽管有时看起来某些冲突的减少，似乎是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加深了的结果。
典型的实例就是中国这几十年来的经济开放实践，与国际关系之间的演变历史，这是所有研究者可以亲身体验的，并不尽是理论上的推论。而这仍然持续的现实案例，将会不断地证实以上的论断。 简单的说，中国由于主动放弃了冷战时期政治化的战略思维，把发展经济作为优先战略，同世界各国开展了经济领域的广泛合作，推动了国际间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深了相互间的协作程度，至今事实上形成了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间的经济深度融合，有些几乎短期内无法离开彼此。在最初20年里，这种加速的深度的相互需求，几乎彻底改变了中国与原世界主要政治经济大国间的关系，降低了冲突的可能性，也达到了中国政府当初提出的“韬光养晦”，在国际国际上争取更长的和平发展时间和空间，因而展现出一个合作共赢替代矛盾冲突的新时代的雏形。但现实仍然是苦涩的，甚至是残酷的。随着中国力量的崛起，来自国际间越来越多的经济纠纷近年来密集发生，而与传统政治，军事冲突的国家间的关系迅速趋变，甚至出现恶化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更不要说由于战略改变而改变的传统友谊国家间的微妙关系了。这种看起来不一定即刻转化成激烈状态的各种战略冲突，恰恰发生在经济相互依赖达到前所未有深度的情况下。
在讨论这个议题时，还应该先定义一下“冲突”的含义。从广义上讲，冲突应该包含国家间所有原本不一致的，而但又需要双方为了达成某种目的，而必须采取特定方式取得妥协一致的各领域、各层次的矛盾和解决方式。这包括两个重要的内含，一是冲突的原存性和续发性，即冲突是原本存在的矛盾，只是时机和条件变化被忘却或暂时搁置了，或者由于新变化而产生新的矛盾冲突。二是，冲突的解决方式。针对不同的性质和层次的矛盾冲突，而采取程度不同的处理应对方式，这应该是冲突的主要内含。郑先生文中和本文对于冲突的研讨，应该是指比较严重情势下，比较明显无法有意掩盖的得了的而不被公众所知的，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升级到更严重状态的，事关重要国家利益，甚至全面战略利益的矛盾冲突和有限的选择解决方式。
从总体上来看，国家间的冲突及其程度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关系相互信任和依存程度，当然是和经济依赖度密切相关，国际关系是靠政治支持和经济合作，军事往来，人员交流等冷热度指标体现出来的。在我看来国家间的关系表现为何种形态，是动态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无论从各个角度看，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基本性的，只要有不同利益的国家主体存在，它就伴随其而存，只是在不同阶段和条件下，冲突的程度不同罢了。
如果仅从经济关系的方面研究，国家间关系冲突减少基本条件至少有一下几点： 一，经济上相互依赖程度的深度和广度，这包括：
1.近地缘关系中，对天然的自然资源共享分配的共识。这种共识，从法理上不一定公平，从实践上也不一定合理，但只要国与国之间达到某种互利或者妥协性的认可，就会大大降低相互间冲突的机率。如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挪威和瑞典的关系，中俄关系等等。
2.还包括非地缘关系中的各种战略资源共享而达成的共识，这取决于国与国之间的战略目标一致化程度，及相互依赖程度，如战略要地和战略信息的共享共识，共同价值观，共同性质的经济体系，全球战略资源的保护和共享，共同的战略攻守目标等等，有了高度的一致性，也即依赖性，才有降低冲突的基础。如美日关系，美欧关系，中古关系。
第二，国际政治相互间的相互信任和依存程度。没有这个基础，就不存在降低冲突的任何可能性。即使ru此，日本在依赖美国的状态下，依然不断地付出政治的和经济的代价，也因此，日本不断的试图成为正常国家努力从未停止过。加拿大基本上就是美国的影子，毫无经济和政治上的大国操行可谈。
说到底，国与国冲突的程度是基于政治关系基础上的国际关系反映，经济是加强政治合作催化剂，或延缓冲突的添加剂。如果在对外关系政策上，立足于从强化经济相互依赖程度，达到减少利益的冲突作为基本出发点，可能作为一时之策权宜之计未尝不可，但作为长远的外交政策，则显然不利于国家整体利益，早晚会遭遇挫折。
中国得以受益的“韬光养晦”对外策略，以我的理解，并不是一个长期的准则，而是外示以柔，内修刚强的阶段性权宜之计，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中华复兴大业做足内功，以待潜龙腾天之时日，否则为什么“韬光”？养什么“晦”？长期下去国势疲蹋，何谈复兴？！而此权宜之计的确是以刻意避免冲突，大家好好做生意，和气生财为旗帜的，但是若自以为可以持续下去，而不适时调整，于振兴大业有害无益。
极端的经济依赖关系，一般不是相互的，而是单方面的依附，即经济附庸国，历史上的殖民地国家即属于此类关系。现代此类国家虽有而少见，基本属于自然资源和人口小国，相伴于经济的附从，是明显的政治矮国性国家。而资源广大、人口众多、经济体系完整的主权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的构想，不仅不可想象也不可能成为现实，这就是美国不会全面开放国家经济，以防止过度依赖国际经济的根本原因，即使相邻大国的像中俄，中印都不可想象。
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存度，主要是指贸易关系，贸易总额、贸易结构、贸易增量变化指标，另外就是资本投资总额的指标。而经济依赖的概念，要远远超越这些普通的经济交往范畴，最直接的量化指标是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只有无可选择无可替代的经济结构互补成为必要时，才有可能实现深度的相互依赖，而这种状况的产生，在当代高度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时代已经非常罕见。欧盟试图在内部创造这样的条件，但是必定会以牺牲大国经济的完整性、独立性为代价，进而会产生丧失经济和政治的主权的危险，这也就是英国坚决地脱离欧盟的深层原因。
目前中美，中日，中韩的经济相互融合程度不可谓不深广，任何一国的经济情势变化，即可影响到其它国家，制造业，金融业，更是密不可分，这在15年前也是不可想象的，美国甚至有记者亲自体验3个月无中国制造的生活，结果他是失败的，世界各国，包括东南亚各国，新加坡，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一旦中国经济增长延缓，它们的经济即受到严重冲击，但这不耽误它们在国际战略舞台上与中国唱反调。何况中国曾经在上世纪末和2008年牺牲自身经济利益，挽救频于崩溃的东南亚经济和国际经济呢。
当然还应该把自然的资源，和人力创造的社会资源的总体供应能力，与人类消耗之间的动态平衡或失衡作为基本的研究要素，来总体研究，才能透视这个问题的本质。仅从经济相互依存的角度研究，似乎缺乏充足而全面的论据，去推导具有说服力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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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huzi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