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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非洲将军献花

向非洲将军献花

博客

小学三、四年级期间,我被学校选去参加迎接外宾的“少儿迎宾队”。

不记得有什么挑选标准,最近问了我妈,她说,也许是因为你从小胆子大,不太怕生的缘故。她同意让我去,是想把我锻炼得大方一些,同时也丰富一下生活。我的小学共有三个孩子享受这个欢迎外宾的特权。

每次有欢迎外宾的任务,我们就由家长分别送到市里一个单位集合。有专门的老师为我们化妆,脸上涂了很浓重的胭脂。统一服装是家里就换好的,宝蓝色的背带裙、白衬衫、红领巾、白短袜、黑色皮鞋。发型也有规定,如是长发,要高高地在脑袋后面扎一个大马尾,用宝蓝色的绸带打个蝴蝶结。

然后登上“豪华大巴”,前往虹桥机场或火车站。所谓豪华大巴,就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早期用来装载外宾华侨的天蓝色大型国产客车,当时气派算得很大,每个车窗上都挂了窗帘,车座靠背上还铺有蕾丝垫子。

当然最开心的还是这一天不用去上学了,我们挤在车座上叽叽喳喳,每次都像第一回出远门,兴奋异常。

执行任务的具体地点,一般都是在虹桥机场的跑道上、虹桥路近机场的一段;火车站也去过,站台上或软座候车室前的广场上。我们早早地排好了队形,手里拿着小国旗、绢花、彩色纸球,有时要在烈日下等很长时间。正等得不耐烦,带队的老师喊道:“来了,来了,快准备好!”

我们就开始载歌载舞起来,挥舞着手里的道具,脸上绽开天真欢乐的笑容,边跳,边拼命地扯着嗓门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喊了好一阵,才看见有摩托车队慢慢地驶过来了,接着是黑色的红旗牌或上海牌轿车隆重地缓缓开过,车窗内的贵宾向我们微笑挥手。车队很快就过去了,歌声喊声一下子停下来,队伍就开始有点乱了。接着就是登上豪华大巴,歪歪倒倒地一路睡回市区。

迎接的都是些什么国外友人,现在竟一个也想不起来了,亚非拉、欧美,各色人种都有,级别都很高,否则市政府不会启动这么大的欢迎阵容。

迎宾队也有级别。等级越高,站的地方就离飞机越近。第一年我的级别比较低,都在机场大门附近,有几次在门外的公路旁。第二年,我们这个队被集体提升了,站到了机场跑道边。那里的表演也比较复杂一些,会有一位鲜花小使者走上前向贵宾献花。我们都很羡慕那个献花的男孩或女孩,都希望自己是那个幸运的孩子。

有一次我的好运来了。我们刚从大巴下来,带队老师把我拉到一边说:“今天让你献花,你行不行?”原来那天的献花男孩病了,在大巴里呕吐,他们必须临时找个人代替。

这样巨大的荣耀哪有不接受的道理?我连连点头。老师就把一套程序教给我,还让我练习了两遍,反复强调:最重要的是不要紧张,脸上要有笑容,走路不要急,脚步一乱就会跌跤。目光集中在贵宾的脸上。献完花也要不慌不忙地走回队伍,不要跑回来。

重大时刻终于到来了,是一位非洲国家(坦桑尼亚、赞比亚之类)的高级领导人。他下了飞机,有上海市的领导人上前握手,然后他们都站定了,带队老师把我轻轻一推,我就走出了队伍。

当时因为我面向太阳,远远的并没看清那非洲领导人的模样,只看到他很高大挺拔,比所有的上海领导人都高出一头。我捧着一大束鲜花走了很长一段路(现在回忆起来大约有二十多米),心里一直在念着“不要跌跤”,就走到了贵宾的面前。

走近了,眼光平视出去,正好是贵宾的肚子,深绿色军装上的各种金属装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原来是一位将军!抬头把目光移上去,上面是一片耀眼的蓝天,以及一张很大、很黑、笑眯眯的脸,一圈花白的络腮胡子。

我把鲜花捧上去,把自己的脸也笑成一朵花,那将军弯下腰来,在我的脸上一边各啄了一下,和我握握手,这个重大任务就完成了。我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一路小跑地回到了队伍里。

那是我唯一一次献花的经历,现在想想,我本来是有可能成为专业的献花使者的,但最后那“一路小跑”坏了大事,不够专业,只能永远在迎宾队里当群众角色了。

也许是出于童年时期的那段经历,我从小就喜欢这类隆重的外交仪式,曾梦想过长大后当个外交官。

可惜的是我当了近两年的迎宾队员,连一张照片也没有。这类照片网上也极少,我找到一张,基本上能说明那时的情景,至少那个大马尾很像我的:

70-80年代的虹桥机场:

70-80年代的上海北站软座出入口:

(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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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荔枝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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