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压下的美国人

就叫他约翰吧，一个普通的美国白人。约翰当过兵，当过警察，开过很多年大卡车，在家的时候喜欢拾掇房子。约翰说，“我不喝酒，不用毒，不惹事，不懒惰，为什么坏事都让我赶上。我本来日子过得好好的，从去年夏天一切都变糟了，都是从我发现我老婆和别人上床开始的。”约翰在去年夏天觉得实在想不开，就有了自杀的想法，在医院住了几天，好转后就出院了。与其说是药物的作用，不如说是躲在医院里家里的事眼不见心不烦就暂时放下了，要说想开那可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 

但是生活是要实实在在一天一天地过，躲是躲不开的。约翰和他老婆的矛盾没有终结，现在终于闹到要离婚了。这还远远不是全部。约翰的工作其实早就出了问题。约翰鼎盛时期，拥有四辆卡车，几年前柴油六十美分一加仑，约翰的卡车在美国加拿大之间到处跑，一年能挣三十万。油价一涨约翰就惨了，出车成了赔本赚吆喝，只够收回油钱。约翰忍痛把多余的卡车卖了。最近，约翰受雇的运输公司倒闭，无法付约翰工资，约翰的房子要被法拍，孩子也不知听了他老婆什么话不接他的电话了。约翰觉得想不通，想找人倾诉一下。另外，约翰觉得他的安眠药不太管用，想换一下。于是，他给退伍军人医院的自杀热线打了一个电话。这一打不得了，约翰算是捅了马蜂窝。 

我作为精神科值班住院医生被叫到急诊室去看约翰时，约翰很平静地给我讲事情的来龙去脉。约翰说，“我没有要自杀的意思，我要是想自杀，我有好几瓶子药，早就可以自己吃了。我告诉你们我生活里有这么多这么多压力，目的是说我现在情绪有些波动想找人谈谈是有原因的。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我还要回家去刷漆。如果我不把房子赶紧把房子收拾好了，人家就要把房子收回。另外，我今天刚得到一个新工作，明天我就要开着卡车去纽约。我一定不能住院。我一住院，房子被收回了，工作也没了，我就彻底完了，真该抑郁要自杀了。你们把我收住院不是帮我，是害我。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绝对安全，不会自杀” 

我心里说，晚了，约翰。你当过警察，你应该知道，如果一个情绪激动的人手里挥舞着子弹在膛的枪声称，“虽然我有一万个杀人的理由，但是如果真想要杀人早就开枪了。我没有开枪的意思，对天发誓决不会伤害任何人。”警察能凭他的保证就随便让他拿着枪走人吗。安全第一。最重要的不是做错决定的可能性有多大，而是如果一旦做错决定，后果是不是严重到承受不起。如果不得不做选择，那么宁可犯小错误一万次，也不能犯一次无法收拾的大错误。套用老蒋“宁可错杀一万，绝不放过一个”的老话，退伍军人医院对于有自杀倾向的病人的做法是“宁可错收一万，绝不放走一个”。 

接听自杀热线电话的社工等人已经在电子病历系统里留下了五六份记录，明明白白写着约翰说过他想服药自杀。约翰有这么多条能导致自杀的危险因素，却几乎找不到什么能防止自杀的“保护因素”。谁看到这种情况都会把约翰收住院，不可能让他回家。约翰说，“难道我不同意住院你们也要把我强行收进去吗？我自己开车来的，我本来可以不来的。我现在后悔自己真不该打那个自杀热线电话。”我说，“你需要住院。如果你不同意，按照法律我们可以违背你的意愿把你收进去。现在，你应该想的是怎么尽快出去。如果你能平静对待，你就可能早一些出院。” 

约翰很不情愿地住院了，我有些替他难过。他看上去是个背负生活重压努力支撑着的好人，这次把他收住院可能真的会耽误他的事儿。但是，如果放他离开，他离开急诊后一有风吹草动，心里想不开寻了短见，我们都会后悔不已，华盛顿也会追究我们这个退伍军人医院的责任，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约翰原来日子过得好好的，老婆跟人上床本来对他打击也不会那么大，归根到底还是经济萧条导致了约翰的艰难处境。约翰的生活故事被我知道了是因为他打了自杀热线电话。有多少人同样在挣扎，生活在同样的重压下，只不过没有打这样的电话，我相信绝对不在少数。我觉得，美国的脊梁不是华尔街的蛀虫，更不是那些会演讲讲漂亮话的政治家，而是象约翰这样扎扎实实努力工作的人。象约翰这样努力工作的人被生活的重压压到几乎崩毁，而一些四肢健全明明能够工作的人却拿着救济金酗酒用毒，这是美国政策的错误。我知道我把约翰收住院是对的。但是社会环境没有变，油价没有降，失业率没有降，我不知道住院几天对约翰到底有多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