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父亲受辱想求死
星期日傍晚，正要做晚饭，雷叔叔来了，他跟父亲在河北省同一医院工作，家也在北京，據說他也是屬於在什麼政治運動中犯錯誤，被逐出北京的。每次他回家，不是受父亲之托给我们带回点乡下的食品，便是母亲托他带给父亲一些日常用品。
可这次雷叔叔来，手上空空的，什么也没拿，跟我打了个招呼，便径直去找母亲了。
房管局收房之后，只配给我们一大一小房间，大的不足一百呎，小的不足五十呎，大的我们用来会客、吃饭、睡觉、看书，小的则用来做饭，堆杂物。雷叔叔来的时候，我正在小房间，母亲将雷叔叔让到大房间说话。
已是傍晚掌灯时分，母亲却没有开灯，我不知雷叔叔会不会在这儿吃完饭再走，便欲推大房间的门问母亲，却听到雷叔叔的声音：
“唉，老杨也是，怎么也不能干出这样的事啊。又拖累家里人，对自己也不好。”
我心中纳闷，父亲干了什么啊？上封信说是被揪出来群众监督劳动，这回又干出什么事了呢？
雷叔叔又接着说：
“我跟老杨算老朋友了，运动一开始，我就劝他小心一点，别多说话。他确是没说什么话，可是医院的造反派还是把他当大右派揪出来。当晚他就跟我说：每次运动一来，他就这样遭人践踏，心中十分难过，不如一了百了。我马上劝他不能这样想，他不说话。
过了一个星期，我看见老杨躺在急诊室，手腕上血流如注——他想割脉自尽，但还好被人发觉，救回来了。”
大房间里沉寂了好一阵子，天越来越暗了，母親仍未开灯，雷叔叔又接着说：
“唔，我也该走了，不能在这儿留时间太长。以后有什么消息，我再告诉您，您可要多保重，看在孩子的面上，多保重。”
雷叔叔推门出来，我忙钻进小房间-----我不想見到他，真的，父親手腕血流如注的情景，久久在我腦海裡揮之不去。
母親送客回來，坐在大房間裡，一声不出，我忙进去，扭开了电灯，轻声地问：
“咱们吃饭吧？”
母亲紧抿着双唇，脸上的表情不是悲伤，却是愤怒：
“你爸就是这样不负责任，一受不了就要自杀，他死了倒轻松，我们呢？我们背了他这么些年的右派家属包袱，已经够瞧的了，这回他要真死了，那压力还不是我们来受？”
我把做好的饭菜，默默地一一摆在那张“书、饭合一”的小桌子上。
电灯泡明晃晃地挂在屋顶下，饭菜都凉了，但母亲未曾吃过一口。我的喉咙感到梗噎，知道吃了东西也咽不下去，便也不举筷。母亲以为她不吃我也不敢吃，便说：
“吃啊，再不吃都凉了，快点！”边说边往我的碗里夹菜。我的泪水涌在眼眶里，但我绝不能在母亲面前掉泪，惹她心中不快，便急起身跑了出去。
那天晚上，一夜无眠，脑子里凌乱极了，一会儿闪出父亲躺在急诊室急救的情景；一会儿又想起他每次回北京探亲时，带着我四处去玩的旧事；一会儿闪出学校的教师、团支书喋喋不休的“忠告”-------你要跟家庭彻底划清界限；一会儿又忆起边秀珍的父母双双自杀的事情。
对父亲的情，恨爱交织，令我痛苦之极，但，无论如何，我绝不会在同学面前透露一句的，绝不会！我把它压在心的最底层，即使那是极痛苦的过程，我也将咬牙自己承担。否则，换来的，绝非是同情与安慰，反而会是嘲笑与蔑视。
一夜没睡，头重脚轻地回到学校，杨玉凡第一个见到我便叫：
“喂，你的眼睛怎么那样肿，是不是昨天晚上哭啦？”
这家伙一说便说到我的痛处，虽然我并未流过泪，但昨夜的心像是被镪水腐蚀过似的，留下深深的伤痕，比流泪更痛苦。她这样一说，我反倒泪水盈眶了，我望着别处，使劲将泪水忍下去，装得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谁哭啦？别胡扯了！哎，林湘子要请假，现在老师都不上课了，应该跟谁请假呀？”
“她干嘛要请假？”
“她病了呗。”我決心守口如瓶，湘子和我爸的事都不能随便讲出来。
“病了？哎，她家……出事了没有？你知道她妈是日本人。”杨玉凡仍死咬着不放。
“问这么多干嘛？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我问你应该跟谁去请假呢！”
杨玉凡见我什么也不说，只好答道：
“现在都乱套了，既没有班长，也没班主任，嗯，国振强应该算是现在的头儿了，要不你跟他说说，唉，其实现在请不请假就那么回事，学校也不上课，咱们又不是红卫兵，没人管你的！”
“那不行，林湘子叫我帮她请假，我就得帮她请。”我心里很明白，我们这些黑五类的子女，虽平时不受重视，但一旦无故不到校，便立刻有人注意，弄不好，给你扣一頂无视文化革命的大帽子。
杨玉凡于是随了我一起去楼上及校园找国振强。
楼道、走廊、院子，是有墙的地方，都贴满了大字报，除了揭发赵同庆的大字报外，还多了许多揭发、批判其它老师的大字报，还有从北大、清华、航空学院转抄来的大字报。
我们从看大字报的人群中寻找国振强，但找不到。
上二楼，原校长办公室，现已成了红卫兵总部，我敲门，门被猛力地打开：
“找谁啊？”语气颇不客气。
“找国振强！”
“他没在这儿，以后也不在这儿了。”说完，门在我们面前“砰”地关上。
“怎么回事？”我跟杨玉凡几乎同声问道。
杨玉凡突然叫起来：
“你看！”
红卫兵总部门边的一张红大字报纸上写着：
“本校红卫兵总部大队长由郭秋生担任，自今日起免去国振强在本总部的一切职务，并免去国振强的红卫兵资格。”
我俩看得都傻了，大字报上的字跡尚未干，想是刚刚贴上去的。
国振强，全校头一个起來造校长的反，是所有同学心目中的英雄、革命造反派，怎么才作了这么几天红卫兵便被开除了呢？
“我去找郭秋生请假吧。”
“他刚才在楼下大字报区，我看见他了，你自己去找吧！”杨玉凡说要去厕所，走开了。
“什么事啊？”
找到郭秋生，他面无表情地瞥了我一眼，问道：
“我是替林湘子请假的，她这两天病了，不能来上学。”
郭秋生那狐疑的眼光好像要把我看透，他一字一顿地问我：
“你去她家，看见她病了吗？”
我心慌了，当然不能把真相告诉他，随即撒了个大谎：
“我在胡同口买菜，正好碰见她妈，是她妈让我帮她请假的。”
“请几天？”
“嗯，她妈没说，过两天好了就来了。”我紧张得额头直冒汗。
“唔，知道了。”郭秋生终于将他那死鱼似的眼珠转到别处去了，我松了一大口气。
回到教室，李铁城正在黑板上方挂毛主席像，讲台上站着好几个同学，指点着挂像的中央地方，他们手中每人拿着一个纸剪成的葵花，花盘上写着大字。
李铁城挂好毛主席像，又将葵花们贴在像的两侧，原来是“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十二个大字。
“这才突出我们班的政治气氛。”一位榜上有名的红卫兵大声说道。
“这还不够，应该每天在黑板上写一段语录，针对我们班出现的活思想，这才作到活学活用。”一位女同学应道。
杨玉凡扯扯我的衣角，把我拉到最后一排座位上，说道：
“刚才我在厕所听到国振强为什么被开除的事了。”
“厕所情报局局长开始办公啦？”我嘲笑她。
“哎，說正经的，国振强本来不是说他是工人出身吗？还说他爸爸入了党，当了工厂党支部书记吗？你猜怎么着？全栽在他姓国上面了。”
“姓国又怎么了，姓什么都有罪呀？”
“不是，‘国’是满族旗人的姓，他们家就是旗人，国振强的爷爷从前在皇宫里给太监听差的，他奶奶是选进宫的宫女。现在红卫兵的出身要三代红，查到国振强的爷爷那辈儿，说是封建遗老遗少，虽然穷得叮当响，也算是侍奉过封建王朝……。”
“那国振强他爸不是党员吗？算他爸爸的成份，他也不应该落到这步田地呀！”
“现在的话不是这么讲啦。”杨玉凡似是洞悉一切。“连国振强他爸也在工厂揪出来了，说他是工贼、封建遗少、隐瞒阶级成份、混入党内的反动分子。国振强这红卫兵还能当得上？”
教室里的黑板上，一位女生正在抄写毛主席语录：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刘创国这时走进教室，正坐在我和杨玉凡不远的座位一，看到教室前面的布置，嘟嚷了一句：
“Formalizm！”
“什么？你说什么？”李铁城正好走到教室后面，想审视一番他布置教室的成绩，恰好被他听到。
“我没说什么。”刘创国虽有些窘，却故作镇静地答道。
“我听见了，你说Formalizm——形式主义，是不是骂我们挂毛主席像、写语录是搞形式？刘创国你这小子胆子不小哇！”
“我就没出声，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听见我说话了？”刘创国涨红了脸辩解，假如这句话真的说出去，刘创国的罪过确是不小。
“杨玉凡，你听见没有？”李铁城找“同盟军”。
“没听见。”
“杨贝，你听见没有？”
“没，没有。”
“哼。”刘创国颇有得意之色，望着李铁城。“有凭无据，你能诬陷我呀？”
“刘创国，你他妈小子等着。反动军人的狗崽子也想翻天了。”李铁城骂骂咧咧地走出教室。
杨玉凡与我对看了一眼，刘创国正要起身走出去，杨玉凡叫住了他：
“喂，你说话小心点好不好？”她压低了声音，“你看见操场西边那间小屋关着好些人吗，那些人好多是说错一句话就给关进来的，红卫兵又踢又打，吓人着呢！”
“我怕什么？我才不怕呢，大不了不就是死吗？死我都不怕！”刘创国的口气很硬，当然，他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在班上功课又是最好的，怎么也不能输在我们这些女生手上。
赵晓莉背着书包走进教室，从红卫兵成立的那天就没看见她，今天国振强被开除出红卫兵，她却出现了。
几天不见，赵晓莉显得很疲累的样子，但精神却很好，见了我们还跟我们打招呼：
“外面有好些新大字报，你们去看了吗？”那时的同学之间问候，大字报是主要内容之一。
“看了。”
“哼，国振强也有今天！”
我们没有人出声------不知如何回应她才好。晓莉嘴角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神情，当时------才不过一个多月以前，国振强因赵晓莉的父亲问题，而不让晓莉加入红卫兵，结果，如今国振强也因出身问题，被人家踢出了红卫兵组织。
今天要听忆苦思甜报告，所有同学都要准时到校，现在，教室里的人已坐得差不多满了，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不断，大家在交换各自的“情报”。
郭秋生走进教室，他现在不仅是红卫兵的头头，还是我们班的文革小组长，他左臂戴着通红的袖章，上面三个黄色的毛体字------红卫兵，身穿一套军装（没有领章），神气十足地走到讲台旁。
“全体起立！”所有同学都站起来，不敢再讲话了。郭秋生手上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捧在胸前，转身向着李铁城他们贴上去的毛主席像：
“首先敬祝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万寿无疆！”
同学们揮動手中的紅色語錄本，跟着喊：
“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本来班上有五十人的，现在只剩下三十几个同学，那十几个人中有些去大串联，有些是家中变故不能来上学的，如边秀珍、林湘子，还有些不知去向，文革一开始已失了踪影。
我们那所中学，在北京城的中心地带，师资相当不错，收进来的学生，大多是家境比较好的，如出身职员、资本家、高级知识分子的占了大多数，也有出身高干、革干家庭的，但不多，完全清白如工农兵者，每班只有一、两个。
为了这一“不公平”现象，赵同庆校长还挨了好一顿的批斗——为什么不拣工农兵子女入校读书，一定是有险恶的居心，云云。
現在留下的三十几人，出身职员、资本家、高级知识分子的，因那条“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都成了黑五类，也因家庭受到文革的冲击，一个个变得垂头丧气。
即使是出身革命家庭的，此时也因干部受到大规模冲击而靠边站了，这些同学成了新生的“黑五类”，神情落寞，无精打采，赵晓莉也是其中之一。
郭秋生的父亲听说是中央军委的，在林彪的手下做事，军衔是中将，后台硬，至今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报纸上还不时见到他爸陪着林彪出席各种会议的照片。
郭秋生因此“气粗”得很，十分骄傲他有这样一个令他自豪的爸爸------別人皆被打倒、批斗，惟有他爸屹立不倒。
“现在，我们一起唱【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预备，唱！”郭秋生挺着他那矮小的身子在讲台上指挥着。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哟……。”全班同学跟着唱起來，但歌声一点也不高亢，显得懒懒散散，每人都在想每人的心事。
“停！”郭秋生声嘶力竭地喊道。“唱得这么没精打采的，算什么呀，啊？歌颂咱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曲，你们就唱成这样儿？阶级感情都到哪去了？再唱一次！”郭秋生颇有其父之风，个子虽小，中气却十足，站在讲台上，倒也像个指挥官似的。
歌唱完了，全体坐下。
郭秋生望了一眼他腕上的手表，那时学生戴表者极罕见，而郭的手表，据说是他爸五零年在朝鲜战场上从美军那儿缴获回来的。
“现在，忆苦思甜报告就要开始，大家注意听，听完了讨论！”
每个教室都装了一个一尺见方的喇叭箱，广播室在二楼，作报告的人，如校长、教务主任、苦大仇深的农民、解放军等等，只须坐在二楼的广播室，声音即可传播至全校每个教室了。
这时，喇叭箱“咔啦咔啦”地响了一阵子，接着，有清喉咙的声音：
“咳，咳，俺们那个家乡呀，过去可穷着哩，一亩地打不下二十斤粮食，哎，还得养活妻儿老小……。”这苦大仇深的忆苦人，是河北人，口音浓重，加上喇叭箱的噪音，简直听不出这老农民在讲什么。
我坐在课椅上，不由得又想起了父亲，父亲现在也在河北，一个小城中，雷叔叔说的“手腕流下汩汩的鲜血”的情景，又闪现在脑海中。求死不成，惩罚将比死更难受------
以死来对抗文化革命运动！
以死来威胁党和人民！
北京也有很多自杀未遂的人，那下场简直是比死掉还不好过。爸爸呀，你就忍着吧，妈那天发了那么大的脾气，也是无奈何的事，我不怨她，可是爸你也要多保重，你一个人牵着我们全家五口人呢。
奇怪，文革虽然才开始了几个月，我觉得好像已经过了三、五年那么长，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而我自己也在这几个月里长大了许多，每天的事情-----校内校外，家裡家外-------都逼着我不能不思考、再思考。
想着想着，突然发觉教室前面的喇叭不响了-------忆苦思甜报告结束了。糟糕，我什么也没听到，耳朵里只觉嗡嗡一片。
“你们这是什么阶级感情？人家王大爷在旧社会卖儿鬻女，穷得三分地都没有，你们连一滴的同情眼泪也掉不下来，啊？”郭秋生中气十足的声音，孤单地回荡在教室里。
我不敢抬头，却未想到郭秋生一个个的点名，叫到名字的，必须站起来——郭秋生要检查谁没有流下“同情的眼泪”。
我斜眼望了杨玉凡一眼，她把头埋在两肘之间，好像是哭了的样子。咦，好多同学都是这样姿势，噢，我明白了，我赶忙将手拿到桌上，正准备俯首下去，郭秋生点名：
“杨贝，站起来！”
我的心狂跳，哆哆嗦嗦站起来，郭秋生比我高不了许多，我一站起来，他已见到我的脸上没有泪痕了。
“我听忆苦思甜报告后，心里特别难受，只是，嗯，只是……。”我企图解释清楚这件事。“其实，我们应该化悲愤为力量，把压迫王大爷的地主阶级永远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
我吁了一口气，背上的汗湿透了衣服，幸亏平时看的都是这些东西，讲起来也特别顺口，就算过了关。
郭秋生示意我坐下，他接着说：
“对，我们就是要化悲愤为力量，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
我“砰砰”跳的一颗心，这时才慢慢平复下来。
教室的门被轻轻推开，有人探头进来，像是要找什么人。
“干嘛的？”郭秋生厉声问道。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门外几个声音同时叫着。
郭秋生猛一下子把门拉开，门外几个外班的男生慌慌张张地站在门口，郭恶声道：
“你们想干嘛？吃饱撑的上这儿捣什么乱？”
噪雜的人群后面挤上來一个高大的学生，他一抬头，我们楞了------是国振强。郭秋生十分蔑视地望了他一眼，没说话，仿佛不屑于与这个新生的黑五类、被逐出红卫兵之列的人讲一句话。
国振强的脸上显得很焦急，完全不顾郭秋生满脸鄙夷的神色，把郭秋生拉到教室门外，耳语了一番。当郭秋生再走进教室的时候，神色显得有些不自然，国振强也随他走进教室，朝着坐在墙边的晓莉说：
“晓莉，你出来一下！”
晓莉用眼角斜睨了他一眼：
“我不出去又怎么样？”
“真的，有急事，你快点出来。”国振强的神情越来越焦急。
晓莉冷笑了一声，旁若无人地说：
“哟，这回你着急啦，嘿，你急我不急呀。告诉你，我偏不出来，你能把我怎么样？”
国振强急得脸都红了，与郭秋生交换了个眼色，郭秋生看了看表，说道：
“忆苦思甜课现在就上到这儿，下课。”
同学们纷纷离座，走到教室外面。国振强一个箭步跨到晓莉面前：
“晓莉，快，你爸出事了，在后面小院。”
晓莉闻之，开始是惊诧，瞪大眼睛说不出一句话，约摸半分钟，她又恢复了刚才的神情，歪着头问：
“真的假的？你别造谣！”
国振强急得一手拉了晓莉的手，一边往外走，一边说：
“我再神经病，也不能造这种谣哇……。”
我们在旁听了这话，全跟着他俩走出去，国振强说的“出事”是什么意思呢？反正一定凶多吉少。
校园里的同学，三三两两，都在议论着什么，见到赵晓莉被国振强拖着，都投以异样的眼光。晓莉像是受了这些目光的感染，一路上不再说话。
我们那所学校，只有一幢楼房，所有年级和图书馆、教务处，都包括在里面，楼前是一个小院子，有时便在这裡举行大会，后面小院很小，多是用来堆积杂物，或供工友休息的。赵同庆校长自从被揪出来以后，便被红卫兵安排到后面小院，与学校工友们一起打扫院子、清洁厕所等等，我们常常见到他弯着腰弓着背，在后面小院做这做那。
当我们转到后面小院的时候，靠近圍墙的地方站了一大群人，一双穿着布鞋的脚，从这一群人的脚“丛”中伸出，软弱地贴在地上。
晓莉一见到这情景，立即松开国振强的手，急步冲向那一群人，别人见是晓莉，忙给她让出一个空档。
“爸爸！”晓莉尖声叫了起来。
赵同庆穿着洗白了的蓝制服和蓝布裤，仰面朝天躺在地上，身上的衣服沾着细碎的土疙瘩和枯树枝，脸上全没有了血色，额头肿起青紫色的一大块，手肘怪异地扭转着。
晓莉掩面大哭，泣不成声，国振强默默地站在她身边。
“死啦？”李铁城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的，臂上套着鲜红的红卫兵袖章，手插在裤袋里，用脚踢了一下赵同庆的腿。
校工崔大爷这时拿了一块毡布走来，听李铁城这样讲，便对他谄谀地说道：
“哎，是这么回事啊！今儿个早上听忆苦报告，我也跟（在）楼下听听，咱们也得受受教育是不是哇？正听着咧，‘咚’的一声，我当是谁从楼上往下扔砖头呢，忙急忙火地就往外跑，谁知道敢情是他呀。”说到这儿，崔大爷指了指赵同庆，又接着说：
“哎哟，这份量可真不轻啊，把地都砸出个大坑来，你不信，到楼前边看看。我把他抽起来，才知道他早没气儿啦，估摸是从五楼跳下来的，哎，哪条路不想，非想死路不行？”
崔大爷一口的天津口音，像说书似的把赵同庆跳楼自尽的经过说出来。
“少废话！专政小组的人都死哪去啦？”李铁城不耐烦起来。
立刻有两个瘦瘦高高，身穿旧军服的学生走出来，站在李铁城面前，诚惶诚恐的。
“你们俩怎么回事？就这么执行任务？让反革命份子自杀，就是纵容他们以此对抗党和人民，就是放了他们一条生路，懂不懂？”李铁城无限上纲上线的能力，显得比别人都高。
晓莉的哭声由强变弱，那股强烈压抑下的呜咽声，让人听了更难受。
崔大爷走过来把毡布盖在赵同庆身上，趁未盖上赵同庆脸的时候，对晓莉说：
“唉，闺女，再多看一眼吧，再不看就没的看啰！”
晓莉又禁不住大哭起来，我在一旁看了都心酸，我扯扯杨玉凡的衣袖：
“走吧，别看了。”
“哎，你知道吗？”杨玉凡的新消息永远比我知道得多。“晓莉她妈前年就病死了，她只有一个哥，在外地当兵，北京就剩她父女俩，这下，赵校长死了，晓莉怎么办？”
我脑海陡然出現父亲“躺在急诊室，手腕上血流如注”的情景，心里像被人抽紧了一样透不过气，晓莉的哭声惹得我的鼻子也开始发酸。
迎面走来一队人，郭秋生打头阵，全是我们学校的红卫兵，袖子上套着通红的袖章，边走边唱：
“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大革命当闯将。
杀，杀，杀！嘿！”
他们操到赵同庆身旁的时候停下了，郭秋生中气十足的声音又喊起来：
“红卫兵们入列！没事的全站一边儿去，别站着碍事！”
看郭秋生那个凶样子，围着赵同庆的人群一下子都散开了，只剩下盖着毡布的赵同庆，一双穿布鞋的脚无力地贴在地上，手肘怪异地伸出毡布。
崔大爷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谁也不敢揭那块毡布。
郭秋生带领着红卫兵，站成三排，他拿出毛主席语录，红卫兵们也都跟着纷纷掏出带在身上的语录本。
“现在让我们学习最高指示，翻开毛主席语录第一百四十九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所有红卫兵都跟着念：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郭秋生放下语录本，义愤填膺地说道：
“赵同庆畏罪自杀，他根本没有好好交代他犯下的反党罪行，反而以死来对抗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打倒赵同庆！
赵同庆死有余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这个教学楼背后的小院子，平时人迹罕至，此时口号声此起彼伏，倒给这秋风萧瑟的小院带来一些生气。
晓莉倚在不远的一棵树下，国振强站在她身边，晓莉已停止了哭泣，脸上的泪痕却未拭干，木无表情地望着这一切，头上梳的那两个小刷子不知什么时候散开了，齐肩的头发散乱地披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