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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抵香港的始料未及

初抵香港的始料未及

博客

離開北京到香港之前,除了擔憂不知何以為生之外,還有一個隱憂,那就是從小就害怕鼠蛇之類的熱帶動物,香港地處熱帶,並無冬季,會否時常見到這些令我望而生畏的小東西呢?35年前資訊不發達,我有此種顧慮,應該不稀奇。

哪裡想到,初到香港的我卻遇到完全料不到的事情,比遇到蛇鼠還令我不可理解,以致35年後的今天,當時發生的事依然歷歷在目,難以忘懷。

那是我抵港的第一天,從羅湖搭火車到九龍,拖著兩個大行李箱,終於抵達我姐姐和母親同住的大廈,疲憊不堪,見到中風後不久的母親,雖已能行走,但左腿仍不良於行,心中感慨萬分。母親是在父親1978年年底去世後赴港的,我們其實分開只有一年多的時間,她次年在香港突然中風,“生老病死”這人生規律竟在這不到兩年的時間裡,叩響了我家的門扉。因此,母親見到我顯得有些激動,拉著我的手,淚水止不住流下,連說“不管怎樣,能來就好”。

接著,母親就帶我參觀這小小的公寓,這個只有六百多呎的公寓,姐姐姐夫和兒子還有母親同住,加上我就是六個人了,母親不停地叮囑,這是你姐的家,有空要多幫他們做家務,這不是我們北京的家了,一面說著,一面不可掩飾的透出無奈與失落。

因姐夫是東南亞華僑,1974年便被批准全家移居香港,我抵港那年,他們已經在香港生活了六年。小外甥離開北京的時候僅3歲,滿口北京話,如今9歲,卻是一句北京話不懂,變成一口廣東話,這還不打緊,小外甥對我的到來似乎非常抵觸,我特地從北京買了一個大大的風箏送給他,這孩子面無表情地接過去,轉身就走了。母親叫他帶我下樓看看,下樓後這孩子突然走得飛快,故意把我甩開,我不認路,不敢走得太遠,回家後母親說了他一頓,我心裡卻納悶:這孩子以前不是這樣的啊,為什麼對我有這種情緒呢?

姐姐在香港從事語言教學工作,每天早出晚歸,是一家人的頂樑柱——唯一經濟來源,姐夫因文革中被整肅,受了刺激,左側顏面神經抽搐,導致臉部左右側不僅嚴重失衡,更時不時抽動,不知道的人見了他會嚇一跳,所以很難找到工作,整天呆在家裡,愁容滿面。我抵港的那天,他特別到樓下迎接我,六年沒見,他沒有表示非常興奮,反而顯而易見他的情緒低落,甚至無精打采。

晚上姐姐回到家,稍微問了一下我一路上的情形,便到入寢時間了,兩間房中的一間是母親和小外甥的,另間是我和姐的,姐夫當“廳”長。後來才聽母親說,她來的時候,姐夫已是“廳”長,意即他倆已經在一個屋簷下分居經年了。

那天晚上雖然我很累,但一年多以前父親去世前前後後發生的事情,我覺得要馬上告訴姐姐才好,因她當時說工作繁忙,不能請假回北京為父親送葬。於是,我開始跟她講起來,哪知才說了沒兩句,我姐非常不耐煩地打斷我的話——我明天還要上班呢,沒時間聽你說這些,說完翻過身就不再理我。

我一直認為父親是這個時代的悲劇人物,因熱愛新中國,才從美國回來,之後因支援首都醫療工作,不惜辭去上海肺病醫院院長一職,可僅僅幾年的時間,父親就被人誣告打成大老虎(貪污分子),再過幾年又被打成大右派,並逐出北京,五十歲不到,正值壯年便遭到妻離子不理(劃清界限)的境遇,因病退休後回京,卻被告知“摘了帽子也是右派”,拒絕為他登記北京正式戶口。父親得知簡直萬念俱灰,他患帕金森症和心臟病多年,卻不願醫治,跟我透露“根本不覺得這世界有何留戀”的話,結果,才67歲便驟然離開了我們。

為了父親的離世,我的眼淚幾乎流乾,將心比心,父親的大女兒,我的大姐也應該很想知道當時發生的一切吧,但她的反應令我吃了一驚,那晚,英皇道上的路燈透過窗簾白慘慘地擠滿一屋,有軌電車叮叮噹噹的響聲,跟夾雜著車輪和鐵軌的軋軋聲,聲聲入耳,那是我走出國門的第一晚,腦海中閃過這些年來我家的變故,徹夜無眠。我這樣想,也許我這個姐真是為了明天的工作,不想跟我多談,不想影響睡眠,她可能也有她的道理吧。

於是,四天之後的禮拜天早上,母親自己去了附近的教會敬拜,家中只有我和我姐,看她沒什麼事,便小心翼翼地重提父親去世前後的事情,令我無論如何想不到的是,我這位姐姐突然惱怒起來,一字一句地正告我:你不要再提以前的事情了,你現在已經來到香港,應該想想怎麼掙錢,想想怎麼學好廣東話,告訴你,再提這些事,讓媽聽到引起高血壓心臟病,你負得了責嗎?面對這種呵斥、指責,我無語,我像被人打了一悶棍,跌坐在椅子上,不知說什麼才好。

也就是從那一天起,至今,我再沒有跟她說起過關於父親去世前後的事情,而她也從沒有問過。一個對自己的親生父親如此漠然、冷酷的人,夫復何言?

我這個姐比我年長很多,印象中我小的時候,她愛笑愛唱,既會拉手風琴又會彈鋼琴,常帶同學到家裡玩,從中學到大學都是學校的活躍分子,在家裡也是大姐姐的樣子,時常呵護我又哄著我玩,只是當我長到十幾歲,情況開始轉變,特別是文革爆發之後。那年我家被抄家,糧票和錢都沒有了,我只好搭車到城外她的學校宿舍去找她。當她得知情況後,雖然給我一些應急的糧票和錢,但留下這樣一句話:咱家抄家了,我不會再回家了,我不願街坊鄰居在我背後指指點點。我忍著就快流出的淚水離開了她的家,但心裡沒有恨的感覺,我覺得她有她的難處吧。政治把人變得冷漠,我小時候的那個大姐姐離我越來越遠,越來越陌生。

我們分開六年,當我再度與這個姐姐在香港見面時,想不到她完全變了一個人,是金錢,是社會環境,還是家庭變故導致?無論如何,我始料未及,看來當初我在北京時本不想移居香港的預感是對的,但是命運把我推到了這一步,我只能繼續想辦法走下去。其實,剛抵港我便將美國兩間護士學校的錄取通知給母親看了,母親哭著求我不要再離開她,就在香港找份工作算了,看著母親中風後的虛弱身體,我只能順從地答應了她。

然而,本來很愛說話的我,從此變得沉默起來,未免母親操心,我也沒有將我姐如何叱責我的事告訴她。不久後的某天晚上,因失眠多日,我半夜起來找安眠藥,驚動了睡在沙發上的姐夫,當他知道我在找安眠藥時,不無關心地說——不要想不開啊(他以為我想自殺),我一面說“沒事”,一面感覺淚水就那樣順著面頰無聲流下,於是趕快回到房間。這個姐夫心地非常善良,關於他的故事我以後再講。

當年我們北京的家,雖然政治壓力很大,但我們卻是一個有難同當、相互支持的溫暖家庭,因父母都是醫生,街坊四鄰關係都非常好,加上朋友多,母親又善烹飪(我也是不錯的小徒弟),所以經常高朋滿座,一啖母親的廣東菜,聽聽音樂,傳傳小道消息什麼的,熱鬧得很。哪裡想到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走出國門,到了香港,見到親人,卻是如此欲哭無淚的境地。

不管怎樣,對我而言,找一份工作才是迫在眉睫的,可我的廣東話還不行,當年在香港不懂廣東話,可以說寸步難行,而且遭人歧視。就在這時有位親戚的朋友,說有位私家醫生正在請護士,不必有正式文憑,但卻要求懂國語,也要懂英語,因為這醫生本身是北方人,並講國語,他的病人大多也是北方人,但在香港請的護士絕少懂得講國語的,而我似乎十分符合這個條件,於是便安排我去面試。

而這之後,想不到又是一個命運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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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石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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