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抵香港的始料未及

離開北京到香港之前，除了擔憂不知何以為生之外，還有一個隱憂，那就是從小就害怕鼠蛇之類的熱帶動物，香港地處熱帶，並無冬季，會否時常見到這些令我望而生畏的小東西呢？35年前資訊不發達，我有此種顧慮，應該不稀奇。

哪裡想到，初到香港的我卻遇到完全料不到的事情，比遇到蛇鼠還令我不可理解，以致35年後的今天，當時發生的事依然歷歷在目，難以忘懷。

那是我抵港的第一天，從羅湖搭火車到九龍，拖著兩個大行李箱，終於抵達我姐姐和母親同住的大廈，疲憊不堪，見到中風後不久的母親，雖已能行走，但左腿仍不良於行，心中感慨萬分。母親是在父親1978年年底去世後赴港的，我們其實分開只有一年多的時間，她次年在香港突然中風，“生老病死”這人生規律竟在這不到兩年的時間裡，叩響了我家的門扉。因此，母親見到我顯得有些激動，拉著我的手，淚水止不住流下，連說“不管怎樣，能來就好”。

接著，母親就帶我參觀這小小的公寓，這個只有六百多呎的公寓，姐姐姐夫和兒子還有母親同住，加上我就是六個人了，母親不停地叮囑，這是你姐的家，有空要多幫他們做家務，這不是我們北京的家了，一面說著，一面不可掩飾的透出無奈與失落。

因姐夫是東南亞華僑，1974年便被批准全家移居香港，我抵港那年，他們已經在香港生活了六年。小外甥離開北京的時候僅3歲，滿口北京話，如今9歲，卻是一句北京話不懂，變成一口廣東話，這還不打緊，小外甥對我的到來似乎非常抵觸，我特地從北京買了一個大大的風箏送給他，這孩子面無表情地接過去，轉身就走了。母親叫他帶我下樓看看，下樓後這孩子突然走得飛快，故意把我甩開，我不認路，不敢走得太遠，回家後母親說了他一頓，我心裡卻納悶：這孩子以前不是這樣的啊，為什麼對我有這種情緒呢？

姐姐在香港從事語言教學工作，每天早出晚歸，是一家人的頂樑柱——唯一經濟來源，姐夫因文革中被整肅，受了刺激，左側顏面神經抽搐，導致臉部左右側不僅嚴重失衡，更時不時抽動，不知道的人見了他會嚇一跳，所以很難找到工作，整天呆在家裡，愁容滿面。我抵港的那天，他特別到樓下迎接我，六年沒見，他沒有表示非常興奮，反而顯而易見他的情緒低落，甚至無精打采。

晚上姐姐回到家，稍微問了一下我一路上的情形，便到入寢時間了，兩間房中的一間是母親和小外甥的，另間是我和姐的，姐夫當“廳”長。後來才聽母親說，她來的時候，姐夫已是“廳”長，意即他倆已經在一個屋簷下分居經年了。

那天晚上雖然我很累，但一年多以前父親去世前前後後發生的事情，我覺得要馬上告訴姐姐才好，因她當時說工作繁忙，不能請假回北京為父親送葬。於是，我開始跟她講起來，哪知才說了沒兩句，我姐非常不耐煩地打斷我的話——我明天還要上班呢，沒時間聽你說這些，說完翻過身就不再理我。

我一直認為父親是這個時代的悲劇人物，因熱愛新中國，才從美國回來，之後因支援首都醫療工作，不惜辭去上海肺病醫院院長一職，可僅僅幾年的時間，父親就被人誣告打成大老虎（貪污分子），再過幾年又被打成大右派，並逐出北京，五十歲不到，正值壯年便遭到妻離子不理（劃清界限）的境遇，因病退休後回京，卻被告知“摘了帽子也是右派”，拒絕為他登記北京正式戶口。父親得知簡直萬念俱灰，他患帕金森症和心臟病多年，卻不願醫治，跟我透露“根本不覺得這世界有何留戀”的話，結果，才67歲便驟然離開了我們。

為了父親的離世，我的眼淚幾乎流乾，將心比心，父親的大女兒，我的大姐也應該很想知道當時發生的一切吧，但她的反應令我吃了一驚，那晚，英皇道上的路燈透過窗簾白慘慘地擠滿一屋，有軌電車叮叮噹噹的響聲，跟夾雜著車輪和鐵軌的軋軋聲，聲聲入耳，那是我走出國門的第一晚，腦海中閃過這些年來我家的變故，徹夜無眠。我這樣想，也許我這個姐真是為了明天的工作，不想跟我多談，不想影響睡眠，她可能也有她的道理吧。

於是，四天之後的禮拜天早上，母親自己去了附近的教會敬拜，家中只有我和我姐，看她沒什麼事，便小心翼翼地重提父親去世前後的事情，令我無論如何想不到的是，我這位姐姐突然惱怒起來，一字一句地正告我：你不要再提以前的事情了，你現在已經來到香港，應該想想怎麼掙錢，想想怎麼學好廣東話，告訴你，再提這些事，讓媽聽到引起高血壓心臟病，你負得了責嗎？面對這種呵斥、指責，我無語，我像被人打了一悶棍，跌坐在椅子上，不知說什麼才好。

也就是從那一天起，至今，我再沒有跟她說起過關於父親去世前後的事情，而她也從沒有問過。一個對自己的親生父親如此漠然、冷酷的人，夫復何言？

我這個姐比我年長很多，印象中我小的時候，她愛笑愛唱，既會拉手風琴又會彈鋼琴，常帶同學到家裡玩，從中學到大學都是學校的活躍分子，在家裡也是大姐姐的樣子，時常呵護我又哄著我玩，只是當我長到十幾歲，情況開始轉變，特別是文革爆發之後。那年我家被抄家，糧票和錢都沒有了，我只好搭車到城外她的學校宿舍去找她。當她得知情況後，雖然給我一些應急的糧票和錢，但留下這樣一句話：咱家抄家了，我不會再回家了，我不願街坊鄰居在我背後指指點點。我忍著就快流出的淚水離開了她的家，但心裡沒有恨的感覺，我覺得她有她的難處吧。政治把人變得冷漠，我小時候的那個大姐姐離我越來越遠，越來越陌生。

我們分開六年，當我再度與這個姐姐在香港見面時，想不到她完全變了一個人，是金錢，是社會環境，還是家庭變故導致？無論如何，我始料未及，看來當初我在北京時本不想移居香港的預感是對的，但是命運把我推到了這一步，我只能繼續想辦法走下去。其實，剛抵港我便將美國兩間護士學校的錄取通知給母親看了，母親哭著求我不要再離開她，就在香港找份工作算了，看著母親中風後的虛弱身體，我只能順從地答應了她。

然而，本來很愛說話的我，從此變得沉默起來，未免母親操心，我也沒有將我姐如何叱責我的事告訴她。不久後的某天晚上，因失眠多日，我半夜起來找安眠藥，驚動了睡在沙發上的姐夫，當他知道我在找安眠藥時，不無關心地說——不要想不開啊（他以為我想自殺），我一面說“沒事”，一面感覺淚水就那樣順著面頰無聲流下，於是趕快回到房間。這個姐夫心地非常善良，關於他的故事我以後再講。

當年我們北京的家，雖然政治壓力很大，但我們卻是一個有難同當、相互支持的溫暖家庭，因父母都是醫生，街坊四鄰關係都非常好，加上朋友多，母親又善烹飪（我也是不錯的小徒弟），所以經常高朋滿座，一啖母親的廣東菜，聽聽音樂，傳傳小道消息什麼的，熱鬧得很。哪裡想到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走出國門，到了香港，見到親人，卻是如此欲哭無淚的境地。

不管怎樣，對我而言，找一份工作才是迫在眉睫的，可我的廣東話還不行，當年在香港不懂廣東話，可以說寸步難行，而且遭人歧視。就在這時有位親戚的朋友，說有位私家醫生正在請護士，不必有正式文憑，但卻要求懂國語，也要懂英語，因為這醫生本身是北方人，並講國語，他的病人大多也是北方人，但在香港請的護士絕少懂得講國語的，而我似乎十分符合這個條件，於是便安排我去面試。

而這之後，想不到又是一個命運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