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冰心在玉壺（四）

 1956年不僅對父親來講是相對平靜甚至感覺較好的一年，對全中國來講，那一年也是中共掌權以後相對風平浪靜的一年，劉賓雁這樣描述，“在政治運動不斷的暴風驟雨之後，忽然間輕鬆起來了，實行了改善知識分子地位的政策。男人穿起了西裝，女人能穿彩色衣裙塗脂抹粉了”。但是，同年在匈牙利發生的布達佩斯起義（中共稱其為“反革命裴多菲俱樂部”）之後，毛馬上將其定性為一場“反革命暴亂”，掌權不到十年的中共，意識到此前的幾次政治運動，令相當一部分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心懷不滿，這種不滿積聚起來就會威脅中共政權，於是，一場大規模迫害中國知識分子的陰謀開始醞釀。

這場反右運動一開始並不稱作反右運動，而是稱所謂“幫助黨整風”，給黨員幹部提意見，連毛澤東都疾呼“大鳴大放”，似乎共產黨真的要汲取人民的意見，真的要痛改前非，誰想得到那是一場公開的欺騙，一場卑鄙不堪的政治謀略，中共自己恬不知恥地稱之為“引蛇出洞”。父親一介醫生，哪裡懂得這些骯髒的政治伎倆，那一年，他還沉浸在運用針灸治愈越來越多病患的喜悅中，風塵僕僕地到處取經，與院外有經驗的針灸師交流經驗，毫不察覺一場狂風暴雨即將來臨。

據母親回憶，父親其實已經從三反運動領教了共產黨的蠻不講理，所以，一開始的大鳴大放父親完全不予理會，直到醫院黨委派人來，特別跟父親談話，說你是高級知識分子，有責任幫助黨整風，給黨提意見，而且三反運動中你被誣陷成大老虎，你心裡一定有所不滿，那就說出來嘛，幫助我們改正錯誤、輕裝前進嘛。此人一臉誠懇的樣子，令天真的父親輕信了他，答應出席小組鳴放。當時，母親可能是出於女人的敏感，回家後便勸說父親不要相信他們，會上千萬不要講話，父親反倒認為母親太過謹慎，說人家那麼誠意拳拳，怎麼可能有問題。

1956年6月3日，空軍後勤部醫院組織了小組鳴放，那天，父親毫無顧慮，將所有不滿全部宣洩出來，他一邊說，有人便一邊記錄，那份記錄後來就成了父親的罪證，並塞入他的檔案。下面就是這份記錄的主要部分：

“三反時，我在民升醫院，運動開始，先整一個會計，以後他就上吊自殺了，為什麽？死得不清楚，臨死前他還同我說，他沒什麽問題，但第二天就上吊死了，是否有冤屈？我很難過。當時無人為他說話，卻說他是畏罪自殺，以後就輪到我頭上了，把我打成大老虎，除沒強姦婦女之罪，什么罪狀都有了，對我採取了各种刑罰，不當人待，先是採用車輪戰術，以後又將我囚進牢內一個多月，一直不准我和家里通信，四個人監督，不准動，不准說話，一天只給兩個窩窩頭吃；只准大便一次，小便兩次，放風也不准，我的腿都腫了，也不准洗澡；四，五個人用一盆水洗臉，真是有苦難說，還逼著我十二歲的女兒給我寫信，叫我交代，不承認是永不放的，她能懂什麽？多殘酷！不是人的滋味。不過，我幸運地還活著，而上海，重慶等地方都有我們的同胞死了(此時痛哭流涕)。

我感到共產黨最大的缺點就是對人民太殘酷，對高級知識分子虐待，中國不只是我一個人，而是成千上萬，死的死了，殘廢的殘廢了，有的人得了神經病，我看病中就常遇到此种現象。上海、重慶的朋友談他們那裡三反、肅反，也有這种情況，可見這不僅是我們這裡一個地方是這樣。

憲法已頒布，而肅反何嘗不死人呢？我希望以後世世代代不要發生這樣殘酷的事了。有人說國民黨殘酷，而共產黨又怎么樣呢？士可殺不可辱，都是中國同胞，為什么要這樣對待？希望運動本著良心，和風細雨講道理。有的同志被整之後，在適合的場合下應該給摘帽子，我的貪污帽子，至今還沒摘掉。用口袋來對待知識分子，即使死了的人，也應該給他們摘帽子，不然子孫都要背上一個包袱。希望領導上注意團結，過去損害了許多同志的尊嚴，這主要是幾個運動把一些幹部弄得頭暈了。

共產黨說話不算話，民航局邀請我來是當院長的，有小汽車、較好的房子、每月3000斤小米(300元人民幣)。三反後，我成了普通醫生，連主任也不是了，薪金一降再降。現在，我不是共產黨員，當院長是不可能了，就連進修也去不了，因為我既非黨員又非軍人。肅反也是，弄得一塌糊涂，侮辱人，我很同意三反、肅反一團糟的說法，我這些話一直不敢說，今天號召大鳴大放，我僅講了百分之一，也可能是危險的，不知道要受到什麽遭遇。”

從這份記錄中可以看出，父親因受到上級領導的“誘導”，先從三反運動說起，提到一名醫院的會計，因受三反運動的整肅，承受不住巨大壓力而自殺，這名會計自殺前曾經跟父親說他沒有問題，但第二天就上吊死了。醫院絕大部分人懾於中共的淫威，沒有人敢提出疑議，都附和著領導說那會計是“畏罪自殺”，但是正直善良的父親表示這裡面可能有冤屈，對於那會計過早結束他的生命，父親寄予極大的同情，還表示非常難過。

然後，父親就開始力控當時他是如何無辜受到非人性的虐待，把他“打成大老虎”，這個“打成”即是誣陷，沒有任何理由、任何證據地強逼父親承認是貪污分子，而“大老虎”則是當時三反中貪污分子的別稱。這種誣陷行為，其實早在中共延安時代就已經存在，建國以後一個個的政治運動，不過就是延續本來屬於黨內的紅色恐怖。但作為醫生的父親，一生清廉正直，不要說貪污，那些見不得人的齷齪事情，他恐怕連聽也沒聽過。中共將父親非法關押達一個多月，其間不准和家裡通信，而且限制飲食、限制講話、限制清潔個人衛生，甚至限制如廁，還派四個人看守。後來，他們帶父親到上海對質，這才真相大白。

上一章講到父親的這段冤屈，曾提到雖然真相大白，但父親莫名其妙地還是被降薪降職，原因是父親當時的態度不好，即拒不承認是貪污分子。我從父親在小組鳴放的發言中發現，直到四年之後的反右運動開始，父親的貪污帽子依然未摘掉。也就是說，中共將父親無辜打成所謂貪污分子，卻一直沒有任何解釋，或予以改正，而在半年後再給父親戴上右派帽子。如果說1979年空軍黨委曾給予父親右派問題以改正意見（即所謂平反），而三反運動中父親被冤作貪污分子的帽子，至今60年，中共卻未曾有過任何口頭或書面道歉，更不用提賠償了。

母親一直都記得1953年三反運動之前父親的工資是300元人民幣，運動過後雖父親受到誣陷，卻遭受降職降薪，這一降就再也沒有恢復。1979年我去空軍後勤部交涉有關父親右派改正問題的時候，除了用手抄下那份改正意見之外，我還向他們提出賠償。粗略的計算，以每個月欠資150元人民幣為例（實際不止150元），從1953年算起，到1976年父親退休，共計4萬多人民幣，若以現在的幣值來算，恐怕有百萬之數了，那個接待我的空後政治部幹部有些尷尬地說，現在剛改革開放，我們還沒有這筆錢來賠償，云云。這個完全不講法制的共產黨，令此事至今沒有下文。但我們卻不會忘記。

另方面，從這份記錄中可以看出，父親具有非常可貴的正義感，在小組鳴放會上他不僅談了關於自己三反運動的冤案，還談到了在這種殘酷的整人運動中，全國多少無辜的人們因此而失去生命，邊說邊痛哭流涕。父親一向性格堅強，從不會向邪惡勢力低頭，在1953年的那場運動中，即使受到巨大的壓力，甚至要忍受各種刑罰，被非法監禁一個月之久，父親也沒有低頭，更沒有留下一滴眼淚。然而，當他談到上海、重慶等地方都有人死去，父親忍不住悲從中來，留下同情的眼淚。

如今60年過去，中國的情況仍因中共的獨裁統治，人權一直沒有得到改善，令當年的父親留下熱淚的死人事件，更是層出不窮，中國的老百姓經歷了這半個多世紀的磨難，彷彿已經麻木，試問，如今還有什麽人、還有哪個知識分子或醫生可以像父親那樣，為無辜死去的人們，掬一把熱淚？

除了這份政字019號文件中所提到父親的右派言論外，母親還曾告訴我，父親對當年中共一面倒向蘇聯學習一切的政策也十分不滿，並在大鳴大放會上指出，蘇聯有很多方面是不及美國的，父親說他剛從美國回來不久，汲取了那邊醫院的很多經驗，包括醫院的建制和規章、制度等等，並且很事實求是地說，蘇聯可能有他們的實際情況，但我們不應該盲目照搬。父親還說到蘇聯醫院的制度並不符合中國國情，特別是在醫院建立共產黨的支部，更是完全沒有必要，因醫院本是治病救人的地方，只要有專業的院長即可，不懂得醫療專業的黨員有什麽用呢。

當時這番話很是刺痛在座的中共黨員，那時的中共與蘇共情同兄弟，全國城鄉一切向蘇聯看齊，甚至連俄語也成了全中國的熱門語言，不知多少英文教師被迫改學俄語，英語則被視作帝國主義的語言，這一僵化政策想不到在反右後僅三年之後，因中蘇之間的反目而迅速改變，可是父親當時的言論卻被視為極右言論。

父親在這次反右運動中，被劃成極右派，這個“極”字說明了中共對父親在小組鳴放之所言，非常惱怒、憤恨，也說明了父親之所言刺痛了中共。我曾談到父親是一個完全不懂政治為何物的醫生，對共產黨（甚至國民黨）一無所知，所以他才心無城府地將心中所想講出來，他說共產黨對人民太殘酷，對知識分子虐待，全國幾千幾萬的人們死的死了，殘廢的殘廢了，還有人得了精神病。父親更清楚地指出，有人說國民黨殘酷，共產黨又怎麽樣呢？士可殺不可辱，都是中國同胞，為什麽要這樣對待？

父親其實說的都是真相，甚至這些話拿到今天來看，依然有其價值，經歷了這幾十年，中共的本性從來沒有變過，從毛澤東反右之後人為製造出來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及至中共自稱為十年浩劫的文革；從鄧小平拒絕政治改革，在天安門用坦克槍彈對付青年學生；從江澤民瘋狂鎮壓法輪功，在全國甚至海外發動的一場群體滅絕迫害；沒有一次不是犧牲善良人民的性命，從而維持他們的政權。

經過了1953年的三反運動，父親彷彿對中共的政治手段有所初識，他儘管在那天的小組鳴放上講了那麼多的話，最後，父親還是講了這樣的話：

       “我這些話一直不敢說，今天號召大鳴大放，我僅講了百分之一，也可能是危險的，不知道要受到什麽待遇。”

可見父親已經在心裡有了不祥的預感，但他還是勇敢地講出來，這是他的性格使然，他從來做事為人都是坦坦蕩蕩，敢於承擔，從他青年時代便是如此，大學畢業時正值抗日戰爭初期，本可以留在他的出生地香港過相對安逸的生活，但他自己選擇北上，在上海防癆事業上闖出一番事業，然後全家遷居到北京，支援首都的醫療工作。在父親的心目中，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這個國家，為了當年被稱為東亞病夫的中國人民，四年前的三反運動，他被無辜打成大老虎，如今的這場來勢兇猛的反右運動，父親卻完全想不到他的結局竟然是被戴上極右派的帽子，更要離開家人、離開北京，到三百里之外的承德地區接受改造。

根據空軍黨委改正意見的文件顯示，1957年的所謂大鳴大放是在6月，四個月以後的10月，空軍黨委便發出了正式文件---黨秘字01714號，將父親判為極右分子；次年，即1958年4月，由空軍總政治部批示，撤銷父親的原有職務，轉交地方實行留用察看，這個“地方”就是河北省承德地區的灤平縣，所謂“留用察看”，意即監督改造，在沒有監獄圍牆，並且遠離家人的窮山僻壤接受改造。而且將父親本來的衛生技術5級降為醫生三等10級，父親從來沒有出過任何醫療事故，更沒有違反任何規章制度，僅僅是在中共的誘導下，講了實事求是的話，就被懲罰至此。那年，與父親遭到同樣災難的知識分子，數以百萬計。

而所有這些過程，完全沒有經過法院審理，當然更沒有徵求父親的意見，活生生地把我們的家庭就這樣拆散了。當時我還不到十歲，父親離開北京的事情，我完全沒有記憶，只是從那時起我失去了父愛，並且備受歧視，不得不在一個單親家庭長大。

母親在我長大以後告訴我，父親被劃了右派後，曾經被關押過一段時間，與三反運動時一樣，不准回家、限制自由，還要自我批判，父親在這種隔幾年就搞一次政治運動的強大壓力下，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他用剃鬍子的刀片割傷自己的頸總動脈準備自殺，鮮血汩汩流了一地，他昏了過去，不久被人發現，救起。這是父親自三反運動以後的第二次自殺，如果不是遭受到巨大的精神壓力，和難以承受的屈辱，堅強的父親斷不會選擇這樣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的。

在父親被打成右派的同一時間，我還有三個舅舅和兩個姨夫也被打成右派：大舅梁其琛，上海第二醫學院胸外科手術專家，外科學專家，二級教授，1932年便已獲得齊魯大學醫學院醫學博士學位，四十年代曾與父親同往美國學習進修；舅舅梁其田，1949年前曾為上海南京電影院和美琪電影院的經理人；舅舅梁其昌，與我家關係比較密切，他當年在北京中央水產部任高級工程師，舅媽曹青霞當年在上海曾是母親手下的護士，後來跟我們一起移居北京，更與其昌舅成婚。1957年，舅舅被打成右派後，行政級別降兩級，更被逐出北京，先是在湖南洞庭湖漁場勞改，後又被遣送至環境更為惡劣的西北寧夏勞改。

1960年中共在寧夏發動“雙反運動”，其昌舅竟被無端誣陷為貪污罪犯，判刑七年，並被關入監獄。我這個舅舅性格剛烈，不能容忍這莫須有的罪名，加上監獄環境極端惡劣，食不果腹、衣不遮體，本來只關押150人的地方，竟關押了1000多人，每天病的死的達十幾人之多，舅舅後來跟我說，與其在這裡等死，不如冒險跑出去，於是跟其他獄友相商逃獄，不幸未能成功，被抓回後又被加刑兩年，變成九年徒刑。一年後，舅舅又再策劃逃獄，這次共六人趁夜間出逃，卻被哨兵發現，開槍追擊，結果有兩人受重傷，舅舅雖未受傷，卻被抓回監獄，並上了重達18斤的腳鐐，關禁閉八個月之久。當時，舅舅和舅媽已有了兩個孩子，一個五歲一個三歲，舅媽為了兩個孩子的生活，也為了她自己能保住那份護士的工作，哭求舅舅離婚，無奈之下他們離了婚。這第二次的逃獄，又給舅舅帶來加刑一年的處罰，變成十年徒刑。

舅舅在寧夏監獄服刑，唯一有通信來往的親人便是他的姐姐，即我的母親，當時外公外婆在香港，每次來信都要問舅舅的情況，母親既要寫信安撫二老，又要寫信給舅舅，讓他好好接受改造。當時所有的信件都要被檢查，母親每寫一封信，都要防備字裡行間可能被人抓到的把柄，除了寫“好好接受改造”之類的字眼，也沒什麽可以寫的了。逃獄兩次，徒刑從七年加至十年，舅舅的事終於瞞不住外公外婆，監獄方面最後做出讓步，減刑五年，也就是說文革初期舅舅便得到釋放，但是像他這樣的勞改釋放犯，唯一的出路只能是留場就業，意即留在原本的勞改農場就業。舅舅完全沒有選擇，因為他的身份，不可能有任何單位接受他。

我這個舅舅勞改釋放後，曾經回過北京，總是想找已經離了婚的舅媽和孩子們，在當時一片紅色恐怖的壓力下，母親勸他死了這份心，但舅舅當然牽腸掛肚，死不了那份心。那時母親為了自保，每當舅舅來京，她怕街道積極分子說三道四，舅舅到了我家，母親便刻意和他上街，給他買些食物及日用品，安排他在附近的公共浴池過夜。當年舅舅只有四十幾歲，遭受這樣的待遇，真是可憐。1979年舅舅終於摘掉右派帽子，並與舅媽見面，在我的見證和推波助瀾下，他倆跨過二十年的苦難，复婚了。這是我的具有傳奇意義的右派舅舅----梁其昌的故事。

還有一位姨夫，稽成武，福建農學院教授，也被打成右派。他的太太梁其德是母親的妹妹，因兩姐妹境遇相同，時常通信互訴衷腸。而他們的子女也都受父親右派的牽連，升學、就業都受到影響。

另一位姨夫，楊烈，上海復旦大學研究莎士比亞詩劇的翻譯家，他的太太梁其英是母親的大妹，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這兩夫婦是我們家所有親戚關係中唯一的共產黨黨員，四十年代還曾被黨派到日本從事地下工作，四九年後兩人均在上海復旦大學工作。姨夫楊烈被打成右派，原因卻是他五十年代初與他的秘書發展了一段婚外情，並誕下一女，姨媽強烈不滿，於反右運動中揭發丈夫所謂資產階級生活作風，將夫妻問題升為政治問題。大概身份是黨員的關係，楊烈一直留在復旦大學，未遭勞改或解職。而他的秘書則被遣送到新疆，不准回上海。楊烈從此與女兒共同生活，與姨媽雖在一所大學，卻視如陌路人。

1957年的中共發動的反右運動，我家便有六位被打成右派，受到影響的親屬及家人達四十多人，受株連者則超過五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