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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帶有時代痕跡的孽緣

一段帶有時代痕跡的孽緣

博客
人是組成社會的基本因子,而社會卻反過來根據每人不同的家庭、個性以及成長環境,帶給每個人不同影響,從而造就不同的人。文革是個黑白是非顛倒的時代,當年,不論什麽出身背景的人,心理上多少都有些失衡,因為人是社會的產物,無論你怎樣潔身自好,處在那樣一種病態社會,都很難避免不受影響。正如柏楊先生的醬缸論,人在醬缸,身不由己,無可奈何。

七十年代初,千方百計逃過上山下鄉之後,我被分配在北京一所工廠工作,很快上面來了文件,說是要“深挖洞,廣積糧”,“備戰備荒為人民”,那是遠在東北中蘇邊境一場珍寶島戰役後,中共認為蘇聯隨時都會進犯中國大陸,進而發起戰爭,於是便有了全國各地大挖防空洞的舉措。當然,政府只會發文件,傳達指示,具體挖防空洞的事,是由各單位自己出人出力解決的。

當年挖防空洞絕對沒有現代的自動化或半自動化機械,僅靠的是人手一鍬或一鎬,在指定的地方挖掘,因為是戶外作業,又髒又累且不說,天冷天熱都不能停歇,是一份相當辛苦的力氣活,所以被指派挖防空洞的人,多是領導眼裡認為不上進的、出身不好的或有各種問題的,明顯含有懲罰,勞改的成分,假如你被指派而拒絕,那等於是罪加一等。本人當年就是被指派挖防空洞的一個,在那個沒有選擇的年代,除了服從我又能做什麼?

就這樣,每天在這種周而復始的簡單勞動中渡過,不過勞動中休息的時候,是大家最放鬆的時刻,“挖友”中有老有少,背景也各自精彩,說起話來也不會太顧忌,於是聊天的,吹牛的,傳小道消息的,甚至講黃色笑話的,什麼都有。開始我還坐在一旁聽,慢慢就聽不下去了,卻發現有一個人坐在離我們大概一丈遠的土堆上,用一根樹枝在地上畫著,神情專注。我跟別人打聽,知道了他的大致情況----出身不好,表現不好,等等,這不是跟我差不多嘛。觀察了他幾天之後,有天我走到他旁邊,問道:

“你畫什麼呢?”

“我沒畫什麼,我在算題。”

“算題?”這回答出乎我意料之外,那個年代是毛澤東主張讀書無用的時代,是知識分子被罵成臭老九的時代,是文盲陳永貴當上副總理的時代,怎麼還有人算題,我按捺不住好奇“算什麼題啊?”

“噢,那是高等數學裡的一道題。”

這更驚異得我幾乎不知講什麽才好,我知道他文革開始的時候,只是一名高一學生,這高等數學可是大學才有的啊。我馬上跟他聊起來,豈知休息時間有限,剛剛聊了幾句,就要幹活了。我一邊用鐵鍬鏟土一邊琢磨這是一個怎樣的人,同時用眼瞟向他,他戴一頂舊工人帽,穿一件洗得發白的藍制服,大概因為他年輕個子又高,他們便讓他用十字鎬掘地,那是沒有點力氣幹不了的活,只見他掄圓了鎬頭,一鋤便掘下地半尺,周圍的人都拄著鐵鍬向他喝彩,但他表情冷漠。

下班後,我騎車回家,在一群騎車人裡面一眼就看到了他,我慢慢將車靠近他,跟他打招呼:

“嘿,你家也住東城啊?”

我注意到他車把上掛著一個非常破舊的書包,裡面鼓鼓囊囊的,露出書的邊角。我們就這樣一路騎車一路聊,聊到我家胡同口便分手。第二天如是這般,再接著聊,大約從那天起,這成了我們的習慣,直到有一天聊到我家胡同口了,卻意猶未盡,索性再騎遠一點,到故宮外筒子河邊,下了車倚著河畔矮牆繼續聊,聊我們各自的出身,聊當時的社會,聊聽來的小道消息,聊看過的小說,甚至聊當年的政治動向,以至人生,等等。

有天我笑話他挖防空洞太賣力氣,說其實你幹得再好也沒用,上面不會對你改變看法的。他卻說,幹這點活實在不算什麼,當年他在東北兵團農場幹的活比這苦多了,早就練出來了。啊,怎麼你下了鄉還能回來?我是因為千方百計抗拒上山下鄉,才被分配到這個工廠的。他笑笑說:

“當時上山下鄉逼得很緊,不走不行,我就把家裡戶口本我的那頁拆出來,帶在身上去了東北兵團,幹了兩年就回北京了。”

“呵,我明白了,你走的時候沒有像別人那樣註銷戶口,而是把那頁戶口登記卡帶走,回京時還是有北京戶口。”

中國的戶口政策直到如今依然僵硬如昔,當年若沒有北京戶口,即使你在北京出生長大,也很難讓你重獲北京戶口。現在有人說搞一個北京戶口,比移民國外更難。可見戶口對於每一個想留在北京生活的人,是何等重要。

“你可太聰明了,不然,你到今天也回不來。”


“像我們這種家庭背景的人,只能保護自己。其實我也不是怕幹力氣活兒,怕過苦日子的人,我只是不願在那裡浪費時間。在那邊,大家吃住都在一起,連隊式管理,除了幹活、吃飯,還要開會、學習、念報紙,沒有自己的一點時間。你知道,我們現在還算年輕,雖然文革讓我們失去了繼續學習的機會,但我們的時間我們的年齡是我們自己的,我們要奪回屬於我們自己的時間。”

一席話講得我心悅誠服,禁不住佩服起他。停了一會兒,他又說道:

4“從我們接觸以來,我發現你也是一個求知欲甚強的女子,我們何不一起學習,一起充實自己?你看,我現在自學高等數學和英文,現在廣播電台正要開始教授英語,從ABC開始,你不如就從現在開始每天聽每天學;另外你說你會彈琴,能不能找個專業老師,正式指導你?”

還沒等我回答,他有點猶豫的又再說:

“我當然很願意跟你聊天,但這實在太浪費時間了,我們的每一分鐘都是非常寶貴的,以後改成寫信吧,我會寫信給你,你也可以寫給我。”

我覺得他說的有道理,所以那次談話以後,我真的按他所說開始了我的英語學習,那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繼中斷了二十幾年的英語教學之後,首次重新開辦,時值1971年。同時,我也在音樂學院找了一位老師指導我的鋼琴彈奏,每週上課一次。平時練琴、背單詞,忙得不亦樂乎,當然我和他還保持著很密切的通信聯繫,儘管我們兩家的距離,騎車只要15分鐘即到。

至於通信內容,跟聊天內容差不多,嚴格來講那根本不算情書,倒像兩個同學的共同探討。見面嘛,依他所言,為不浪費時間,我們逢五見一次,也就是說每月的5號15號25號見面,其餘則以信件代替。

就在那段時間,有天下班大家騎車回家,忽然他騎過來小聲跟我說:

“我要跟你說件事。”

看他那緊張的樣子,我催他趕緊說,能有什麼事呢?

“我爸出事了。”

一聽這話,我反而輕鬆了,那個時代“出事”的幾乎每家都有,我父親從1953年起就被共產黨冤枉,早就“出事”了;母親1968年被揪出來,說是“漏網右派”,又批又鬥,一樣是“出事”;我周圍的朋友類似這種狀況的,“出事”的幾乎家家都有,這算什麼。於是跟他說“出事怕什麼?說明你爸跟我爸一樣”,他聽了不但沒有開懷,反而更加心事重重,一字一句地慢慢吐出來:

“唉,我爸若是真的跟你爸一樣就好了,他不是出事出在這上面啊。”

“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間諜?特務?偷聽敵台?叛國投敵?”我把所有當時黑五類有的罪狀全列出來,問他是哪一個?

他沉默了一會兒,說“都不是,看來你連想都沒想過。”

我急了“你快說嘛,有什麼不能說的呢?”

他騎著車,特別側過頭來看了我一眼,緩緩地說:

“他犯了破壞軍婚罪,亂搞男女關係,已經被逮捕。”

當時真是嚇了我一跳,我怎麼也沒想到這份罪名。他馬上跟我說:

“你會不會看不起我?”

我記得我這樣回答的:

“你爸是你爸的事,你是你,只要你不要重蹈覆轍就行了。”這個覆轍之“覆”跟父親之“父”是同音,我的意思也是讓他不要重蹈“父”轍。他彷彿如釋重負般,感激並深情地望了我一眼。

這裡需要說明他父親的情況,他父親1949年前是國民黨校級醫官,結果共產黨進城之後,所有校級以上的國民黨軍官都要抓進監獄,他父親就是在那時被投入大獄的,當時只有三十幾歲,扔下年輕的妻子和兩個孩子。他是長子,還有一個妹妹。他母親是醫院護士,收入不多,十分艱苦地維持著三個人的生活,除此,還要忍受醫院同事和鄰居的冷落和排斥。

等到十年之後,他父親終於出獄,一家得以團聚,母親甚至又生了個小兒子。幾年過去,卻不想他父親突然毫無理由的開始懷疑妻子與人有染,雖未至離婚,但從此夫妻關係破裂,推測事情發生時,他父親在家裡得不到家庭溫暖,轉而跟同間醫院一起工作的護士發生戀情,那護士是已婚的,丈夫是軍人,常年在外。於是,這兩個出於不同原因的寂寞男女,便走到了一起,戀情曝光後,女的因是軍屬,沒事,男的卻立刻被扣上破壞軍婚的罪名。

男女出軌之事如今已不算什麼,但當年北京民情非常保守,甚至還有流氓罪一說,更可以因流氓罪判入獄,一般人對犯事者也都十分鄙視,甚至超過有政治罪的。所以他能夠告訴我,那實在是出於對我的信任,更何況得到我的諒解和理解。而他的感情也由此有了某種變化,如果說從互相結識算起,這次他父親的“出事”,卻令我們的關係似乎更進一步深化了。

可能是看小說看多了,我自己也很想嘗試什麼叫戀愛,但他究竟是不是可以託付終身的那個人,我還不能肯定。於是有次我們在一起聊天的時候,他談到我們的關係可否進一步發展,我開玩笑地說,好吧,就算我們做一次試驗吧。其實,當年他在我心目中,佩服甚至崇拜的情愫佔了大部分,他不但數學、英文靠自學,文學根底也很好,記性更好,常常一出口就是整首古詩,還能寫古體詩,他跟人下象棋,無人能贏他,他私下跟我說,他是用數論去下棋的。我當時簡直就是崇拜他的智商,反而那種初戀人的狂熱和癡纏對我們來講是沒有的,我們甚至看不起那種失去理智的愛情,我們永遠都是緊握感情的韁繩,使之不致突放而失控。

只是我隨口說出的“試驗”二字,後來卻令他大發雷霆,這是後話了。

我們保持著逢五見面的約定,平時僅靠書信往來,雖同在一間工廠上班,一起挖防空洞,卻裝作毫無關係。這是因為當年推行晚婚晚育,男女歲數加在一起要五十歲或以上才准許拍拖,我們兩個顯然還不夠條件,但對於政府的這種要求,我們鄙夷不屑,又不是要結婚,誰管得着我們!

我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那種特殊狀況,我都說不清是不是叫做戀愛,在最有熱情衝動,情竇初開的年紀,卻互相極力克制,我學英文用的是許國璋編的英語教材,那是他借給我的,上面還有他用小字標出來的註解,每次我面對那本書,就激動非常,彷佛他就在我身邊鼓勵鞭策著我,學起來也特別帶勁兒。

只是有一件事令我難以忘懷,他雖然當年被人看不起,處於社會邊緣,但他卻十分崇拜毛澤東,佩服毛的無限權力,想幹嘛就幹嘛,更佩服毛的狂妄,其實他自己也很狂,別人給他的外號就是“大牛”,他常常獨坐一邊,然後用手指在空中畫字,說他是在練習毛體字。有時甚至跟別人談話時,他也可如入無人之境地在空中畫字,表面看起來非常自大,但心中的自卑卻掩飾不掉。

他家當年住在一座四合院裡的西廂房,但他嫌房間小,家人影響他學習,便將四合院原本是廁所的一間小房,改造成為他的書房,那房間只容得一張單人床和一桌一凳,他就在那裡面自學高等數學、高等代數跟英文,而我們逢五的約會,也在這個小房間裡。雖然這裡地處四合院中很隱蔽的的一角,但我們依然沒有什麼浪漫舉止,每次我去,他會先檢查我過去十天學過的單詞,這令我十分緊張。

十天要記住一百個單詞,這是他要求我的,我當時就大叫這怎麼可能,他就說一天記住十個單詞,那就是平均一個小時記一個單詞,這怎麼不可能呢?我沒話說了,唯有照辦,但我的心裡壓力很大,另方面又覺得他是對的。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十日不見的那份思念更是難以筆墨形容。我只有努力背好單詞,見面“考試”的時候不令他失望才好。

就這樣,兩個出身黑五類的年輕人,在看不到前途的情況下,硬是不願隨波逐流將時間花在談情說愛上,千方百計為自己制定學習計劃,不使時間白白流去。可是,恐怕我們的志向過於“高大”,太不食人間煙火,而我們各自的性格也過於要強,終於爆發一場激烈爭吵,結果是我提出與其如此,不如分手,他也同意了。

但我心裡總是懷著這樣的疑問,是否應該與這樣才華橫溢的他分手,我的選擇對嗎?正當我猶豫的時候,卻發生了這樣的事。

幾天後,他找到我,氣急敗壞地說“你知道嗎,我為了你,自殺了,若不是家人發現救回我一命,我就死了”,我聽了覺得他簡直是在威脅我,就沒好氣地說了幾句氣話,他暴跳如雷,幾乎變了另一個人。然後告訴我,當晚他要去我家,把他寄給我的信全部取回。

這裡需說明的是,當年我們的通信中情書的成分甚少,而相當多的是議論時局,和對自身難以改變的人生發洩不滿,這種內容的書信假若被發現,輕則批判,重則扣一頂不滿社會主義現狀的帽子,抓進監獄都有可能。

我們當時已來往了四五年,雖逢五見面,但畢竟互相了解得很深了,我不明白他為什麼對我的信任突然蕩然無存,竟然懷疑我可能持他給我的信件舉報他。我知道他性格執拗,說到做到,故那晚我沒有多說什麼,就將他所有的信全部還給了他,唯一條件是請他把我給他的信也還給我。然後,他對我說了一番話,令我非常震驚,那神情、態度是我以前從未見過的。

他說:“你以為你可以這麼容易就離開我?我還記得你很早就說過‘試驗’的話,你就是拿我做試驗是吧?你想玩弄男性,告訴你,沒那麼容易!我明天就跟你結婚,你若耍我,你等著瞧吧,我不會讓你那麼痛快的死,那太容易了,我要用鏹水毀你的容,讓你死也死不成,活也活得難受,你看著辦吧。”

看著他漲紅的臉,脖子上的青筋暴突,我不能相信面前的這個人竟然是幾年來日思夜想的他,這種情況下我不能跟他吵,何況父母已經睡下了,我只能這樣回答他“我考慮考慮吧”,以此試圖平息他的怒氣,也藉此拖延時間,最後,他終於拿著那一大袋他的信件離開了我家。

那晚我一夜無眠。

他真是讓我震驚了,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他出身於被人鄙視的知識分子家庭,父親先是因國民黨問題入獄,後又因男女問題入獄,心態自卑也就罷了,遇到失戀的事情竟可以死相逼,以傷害對方相逼,得不到你,就要毀了你,這太可怕了。幾天前的猶豫馬上變得堅定不移,我絕對不會屈服於他。跟家人商量之後,我決定暫時避開他,住到一朋友家,並跟工廠請了長假。過了幾天,他又給我寫信,信中充滿悔意,說他“愛之深,恨之切”,讓我原諒,云云。但一切都晚了,而且“愛之深”,為何就要導致“恨之切”呢?他真是一下子就把我心中對他的那份佩服、崇拜及愛意全部摧毀了。

他看我避而不見,便一封封信寄到我家,我一直保持沉默,不想回信,也不想聽他再解釋什麼。不久卻聽到這樣的情況,他分別找到我的朋友和老師,跟他們表明他是我男朋友,更將我們之間僅有的幾次親暱行為告訴他們,目的是想令他們鄙視我,羞辱我。想不到的是朋友和老師不僅對我實情相告,並警告我:這種人,不要再理他了。

自此,我不再跟他有任何聯絡,即使他有事跟我說,也要通過我們中間的一位朋友傳達。

這是七十年代發生在北京的事,兩個當時被認為家庭出身有問題的青年男女,在特殊情況下相識,走過一段“畸戀”,最後竟然是如此結果,令人感嘆。我想說的是,在當時的年代,即便身不由己被社會邊緣化,但在一些人內心中以暴虐手段解決問題,卻是與當局的專政行為不謀而合,那種社會暴力是潛移默化的,儘管你智商可能會很高,但心態及行為卻脫不開“狼奶”的哺育。

他後來報考大學,第一年因出身問題被拒,第二年他索性跳過大學,直接報讀研究生,被成功錄取(數學專業)。1980年當我去香港幾個月後,他也出國了,去美國一所大學教高等數學,同時進修電腦專業,幾年後取得電腦碩士學位,後來從商。

我們都各自出國後,他又再給我(當時在香港)寫信,希望恢復聯繫,於是我們又再通了幾十封信,但終因觀念不同,結束了這段帶有時代痕跡的孽緣。
(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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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石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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