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帶有時代痕跡的孽緣

人是組成社會的基本因子，而社會卻反過來根據每人不同的家庭、個性以及成長環境，帶給每個人不同影響，從而造就不同的人。文革是個黑白是非顛倒的時代，當年，不論什麽出身背景的人，心理上多少都有些失衡，因為人是社會的產物，無論你怎樣潔身自好，處在那樣一種病態社會，都很難避免不受影響。正如柏楊先生的醬缸論，人在醬缸，身不由己，無可奈何。

七十年代初，千方百計逃過上山下鄉之後，我被分配在北京一所工廠工作，很快上面來了文件，說是要“深挖洞，廣積糧”，“備戰備荒為人民”，那是遠在東北中蘇邊境一場珍寶島戰役後，中共認為蘇聯隨時都會進犯中國大陸，進而發起戰爭，於是便有了全國各地大挖防空洞的舉措。當然，政府只會發文件，傳達指示，具體挖防空洞的事，是由各單位自己出人出力解決的。

當年挖防空洞絕對沒有現代的自動化或半自動化機械，僅靠的是人手一鍬或一鎬，在指定的地方挖掘，因為是戶外作業，又髒又累且不說，天冷天熱都不能停歇，是一份相當辛苦的力氣活，所以被指派挖防空洞的人，多是領導眼裡認為不上進的、出身不好的或有各種問題的，明顯含有懲罰，勞改的成分，假如你被指派而拒絕，那等於是罪加一等。本人當年就是被指派挖防空洞的一個，在那個沒有選擇的年代，除了服從我又能做什麼？

就這樣，每天在這種周而復始的簡單勞動中渡過，不過勞動中休息的時候，是大家最放鬆的時刻，“挖友”中有老有少，背景也各自精彩，說起話來也不會太顧忌，於是聊天的，吹牛的，傳小道消息的，甚至講黃色笑話的，什麼都有。開始我還坐在一旁聽，慢慢就聽不下去了，卻發現有一個人坐在離我們大概一丈遠的土堆上，用一根樹枝在地上畫著，神情專注。我跟別人打聽，知道了他的大致情況----出身不好，表現不好，等等，這不是跟我差不多嘛。觀察了他幾天之後，有天我走到他旁邊，問道：

“你畫什麼呢？”

“我沒畫什麼，我在算題。”

“算題？”這回答出乎我意料之外，那個年代是毛澤東主張讀書無用的時代，是知識分子被罵成臭老九的時代，是文盲陳永貴當上副總理的時代，怎麼還有人算題，我按捺不住好奇“算什麼題啊？”

“噢，那是高等數學裡的一道題。”

這更驚異得我幾乎不知講什麽才好，我知道他文革開始的時候，只是一名高一學生，這高等數學可是大學才有的啊。我馬上跟他聊起來，豈知休息時間有限，剛剛聊了幾句，就要幹活了。我一邊用鐵鍬鏟土一邊琢磨這是一個怎樣的人，同時用眼瞟向他，他戴一頂舊工人帽，穿一件洗得發白的藍制服，大概因為他年輕個子又高，他們便讓他用十字鎬掘地，那是沒有點力氣幹不了的活，只見他掄圓了鎬頭，一鋤便掘下地半尺，周圍的人都拄著鐵鍬向他喝彩，但他表情冷漠。

下班後，我騎車回家，在一群騎車人裡面一眼就看到了他，我慢慢將車靠近他，跟他打招呼：

“嘿，你家也住東城啊？”

我注意到他車把上掛著一個非常破舊的書包，裡面鼓鼓囊囊的，露出書的邊角。我們就這樣一路騎車一路聊，聊到我家胡同口便分手。第二天如是這般，再接著聊，大約從那天起，這成了我們的習慣，直到有一天聊到我家胡同口了，卻意猶未盡，索性再騎遠一點，到故宮外筒子河邊，下了車倚著河畔矮牆繼續聊，聊我們各自的出身，聊當時的社會，聊聽來的小道消息，聊看過的小說，甚至聊當年的政治動向，以至人生，等等。

有天我笑話他挖防空洞太賣力氣，說其實你幹得再好也沒用，上面不會對你改變看法的。他卻說，幹這點活實在不算什麼，當年他在東北兵團農場幹的活比這苦多了，早就練出來了。啊，怎麼你下了鄉還能回來？我是因為千方百計抗拒上山下鄉，才被分配到這個工廠的。他笑笑說：

“當時上山下鄉逼得很緊，不走不行，我就把家裡戶口本我的那頁拆出來，帶在身上去了東北兵團，幹了兩年就回北京了。”

“呵，我明白了，你走的時候沒有像別人那樣註銷戶口，而是把那頁戶口登記卡帶走，回京時還是有北京戶口。”

中國的戶口政策直到如今依然僵硬如昔，當年若沒有北京戶口，即使你在北京出生長大，也很難讓你重獲北京戶口。現在有人說搞一個北京戶口，比移民國外更難。可見戶口對於每一個想留在北京生活的人，是何等重要。

“你可太聰明了，不然，你到今天也回不來。”

“像我們這種家庭背景的人，只能保護自己。其實我也不是怕幹力氣活兒，怕過苦日子的人，我只是不願在那裡浪費時間。在那邊，大家吃住都在一起，連隊式管理，除了幹活、吃飯，還要開會、學習、念報紙，沒有自己的一點時間。你知道，我們現在還算年輕，雖然文革讓我們失去了繼續學習的機會，但我們的時間我們的年齡是我們自己的，我們要奪回屬於我們自己的時間。”

一席話講得我心悅誠服，禁不住佩服起他。停了一會兒，他又說道：

4“從我們接觸以來，我發現你也是一個求知欲甚強的女子，我們何不一起學習，一起充實自己？你看，我現在自學高等數學和英文，現在廣播電台正要開始教授英語，從ABC開始，你不如就從現在開始每天聽每天學；另外你說你會彈琴，能不能找個專業老師，正式指導你？”

還沒等我回答，他有點猶豫的又再說：

“我當然很願意跟你聊天，但這實在太浪費時間了，我們的每一分鐘都是非常寶貴的，以後改成寫信吧，我會寫信給你，你也可以寫給我。”

我覺得他說的有道理，所以那次談話以後，我真的按他所說開始了我的英語學習，那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繼中斷了二十幾年的英語教學之後，首次重新開辦，時值1971年。同時，我也在音樂學院找了一位老師指導我的鋼琴彈奏，每週上課一次。平時練琴、背單詞，忙得不亦樂乎，當然我和他還保持著很密切的通信聯繫，儘管我們兩家的距離，騎車只要15分鐘即到。

至於通信內容，跟聊天內容差不多，嚴格來講那根本不算情書，倒像兩個同學的共同探討。見面嘛，依他所言，為不浪費時間，我們逢五見一次，也就是說每月的5號15號25號見面，其餘則以信件代替。

就在那段時間，有天下班大家騎車回家，忽然他騎過來小聲跟我說：

“我要跟你說件事。”

看他那緊張的樣子，我催他趕緊說，能有什麼事呢？

“我爸出事了。”

一聽這話，我反而輕鬆了，那個時代“出事”的幾乎每家都有，我父親從1953年起就被共產黨冤枉，早就“出事”了；母親1968年被揪出來，說是“漏網右派”，又批又鬥，一樣是“出事”；我周圍的朋友類似這種狀況的，“出事”的幾乎家家都有，這算什麼。於是跟他說“出事怕什麼？說明你爸跟我爸一樣”，他聽了不但沒有開懷，反而更加心事重重，一字一句地慢慢吐出來：

“唉，我爸若是真的跟你爸一樣就好了，他不是出事出在這上面啊。”

“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間諜？特務？偷聽敵台？叛國投敵？”我把所有當時黑五類有的罪狀全列出來，問他是哪一個？

他沉默了一會兒，說“都不是，看來你連想都沒想過。”

我急了“你快說嘛，有什麼不能說的呢？”

他騎著車，特別側過頭來看了我一眼，緩緩地說：

“他犯了破壞軍婚罪，亂搞男女關係，已經被逮捕。”

當時真是嚇了我一跳，我怎麼也沒想到這份罪名。他馬上跟我說：

“你會不會看不起我？”

我記得我這樣回答的：

“你爸是你爸的事，你是你，只要你不要重蹈覆轍就行了。”這個覆轍之“覆”跟父親之“父”是同音，我的意思也是讓他不要重蹈“父”轍。他彷彿如釋重負般，感激並深情地望了我一眼。

這裡需要說明他父親的情況，他父親1949年前是國民黨校級醫官，結果共產黨進城之後，所有校級以上的國民黨軍官都要抓進監獄，他父親就是在那時被投入大獄的，當時只有三十幾歲，扔下年輕的妻子和兩個孩子。他是長子，還有一個妹妹。他母親是醫院護士，收入不多，十分艱苦地維持著三個人的生活，除此，還要忍受醫院同事和鄰居的冷落和排斥。

等到十年之後，他父親終於出獄，一家得以團聚，母親甚至又生了個小兒子。幾年過去，卻不想他父親突然毫無理由的開始懷疑妻子與人有染，雖未至離婚，但從此夫妻關係破裂，推測事情發生時，他父親在家裡得不到家庭溫暖，轉而跟同間醫院一起工作的護士發生戀情，那護士是已婚的，丈夫是軍人，常年在外。於是，這兩個出於不同原因的寂寞男女，便走到了一起，戀情曝光後，女的因是軍屬，沒事，男的卻立刻被扣上破壞軍婚的罪名。

男女出軌之事如今已不算什麼，但當年北京民情非常保守，甚至還有流氓罪一說，更可以因流氓罪判入獄，一般人對犯事者也都十分鄙視，甚至超過有政治罪的。所以他能夠告訴我，那實在是出於對我的信任，更何況得到我的諒解和理解。而他的感情也由此有了某種變化，如果說從互相結識算起，這次他父親的“出事”，卻令我們的關係似乎更進一步深化了。

可能是看小說看多了，我自己也很想嘗試什麼叫戀愛，但他究竟是不是可以託付終身的那個人，我還不能肯定。於是有次我們在一起聊天的時候，他談到我們的關係可否進一步發展，我開玩笑地說，好吧，就算我們做一次試驗吧。其實，當年他在我心目中，佩服甚至崇拜的情愫佔了大部分，他不但數學、英文靠自學，文學根底也很好，記性更好，常常一出口就是整首古詩，還能寫古體詩，他跟人下象棋，無人能贏他，他私下跟我說，他是用數論去下棋的。我當時簡直就是崇拜他的智商，反而那種初戀人的狂熱和癡纏對我們來講是沒有的，我們甚至看不起那種失去理智的愛情，我們永遠都是緊握感情的韁繩，使之不致突放而失控。

只是我隨口說出的“試驗”二字，後來卻令他大發雷霆，這是後話了。

我們保持著逢五見面的約定，平時僅靠書信往來，雖同在一間工廠上班，一起挖防空洞，卻裝作毫無關係。這是因為當年推行晚婚晚育，男女歲數加在一起要五十歲或以上才准許拍拖，我們兩個顯然還不夠條件，但對於政府的這種要求，我們鄙夷不屑，又不是要結婚，誰管得着我們！

我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那種特殊狀況，我都說不清是不是叫做戀愛，在最有熱情衝動，情竇初開的年紀，卻互相極力克制，我學英文用的是許國璋編的英語教材，那是他借給我的，上面還有他用小字標出來的註解，每次我面對那本書，就激動非常，彷佛他就在我身邊鼓勵鞭策著我，學起來也特別帶勁兒。

只是有一件事令我難以忘懷，他雖然當年被人看不起，處於社會邊緣，但他卻十分崇拜毛澤東，佩服毛的無限權力，想幹嘛就幹嘛，更佩服毛的狂妄，其實他自己也很狂，別人給他的外號就是“大牛”，他常常獨坐一邊，然後用手指在空中畫字，說他是在練習毛體字。有時甚至跟別人談話時，他也可如入無人之境地在空中畫字，表面看起來非常自大，但心中的自卑卻掩飾不掉。

他家當年住在一座四合院裡的西廂房，但他嫌房間小，家人影響他學習，便將四合院原本是廁所的一間小房，改造成為他的書房，那房間只容得一張單人床和一桌一凳，他就在那裡面自學高等數學、高等代數跟英文，而我們逢五的約會，也在這個小房間裡。雖然這裡地處四合院中很隱蔽的的一角，但我們依然沒有什麼浪漫舉止，每次我去，他會先檢查我過去十天學過的單詞，這令我十分緊張。

十天要記住一百個單詞，這是他要求我的，我當時就大叫這怎麼可能，他就說一天記住十個單詞，那就是平均一個小時記一個單詞，這怎麼不可能呢？我沒話說了，唯有照辦，但我的心裡壓力很大，另方面又覺得他是對的。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十日不見的那份思念更是難以筆墨形容。我只有努力背好單詞，見面“考試”的時候不令他失望才好。

就這樣，兩個出身黑五類的年輕人，在看不到前途的情況下，硬是不願隨波逐流將時間花在談情說愛上，千方百計為自己制定學習計劃，不使時間白白流去。可是，恐怕我們的志向過於“高大”，太不食人間煙火，而我們各自的性格也過於要強，終於爆發一場激烈爭吵，結果是我提出與其如此，不如分手，他也同意了。

但我心裡總是懷著這樣的疑問，是否應該與這樣才華橫溢的他分手，我的選擇對嗎？正當我猶豫的時候，卻發生了這樣的事。

幾天後，他找到我，氣急敗壞地說“你知道嗎，我為了你，自殺了，若不是家人發現救回我一命，我就死了”，我聽了覺得他簡直是在威脅我，就沒好氣地說了幾句氣話，他暴跳如雷，幾乎變了另一個人。然後告訴我，當晚他要去我家，把他寄給我的信全部取回。

這裡需說明的是，當年我們的通信中情書的成分甚少，而相當多的是議論時局，和對自身難以改變的人生發洩不滿，這種內容的書信假若被發現，輕則批判，重則扣一頂不滿社會主義現狀的帽子，抓進監獄都有可能。

我們當時已來往了四五年，雖逢五見面，但畢竟互相了解得很深了，我不明白他為什麼對我的信任突然蕩然無存，竟然懷疑我可能持他給我的信件舉報他。我知道他性格執拗，說到做到，故那晚我沒有多說什麼，就將他所有的信全部還給了他，唯一條件是請他把我給他的信也還給我。然後，他對我說了一番話，令我非常震驚，那神情、態度是我以前從未見過的。

他說：“你以為你可以這麼容易就離開我？我還記得你很早就說過‘試驗’的話，你就是拿我做試驗是吧？你想玩弄男性，告訴你，沒那麼容易！我明天就跟你結婚，你若耍我，你等著瞧吧，我不會讓你那麼痛快的死，那太容易了，我要用鏹水毀你的容，讓你死也死不成，活也活得難受，你看著辦吧。”

看著他漲紅的臉，脖子上的青筋暴突，我不能相信面前的這個人竟然是幾年來日思夜想的他，這種情況下我不能跟他吵，何況父母已經睡下了，我只能這樣回答他“我考慮考慮吧”，以此試圖平息他的怒氣，也藉此拖延時間，最後，他終於拿著那一大袋他的信件離開了我家。

那晚我一夜無眠。

他真是讓我震驚了，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他出身於被人鄙視的知識分子家庭，父親先是因國民黨問題入獄，後又因男女問題入獄，心態自卑也就罷了，遇到失戀的事情竟可以死相逼，以傷害對方相逼，得不到你，就要毀了你，這太可怕了。幾天前的猶豫馬上變得堅定不移，我絕對不會屈服於他。跟家人商量之後，我決定暫時避開他，住到一朋友家，並跟工廠請了長假。過了幾天，他又給我寫信，信中充滿悔意，說他“愛之深，恨之切”，讓我原諒，云云。但一切都晚了，而且“愛之深”，為何就要導致“恨之切”呢？他真是一下子就把我心中對他的那份佩服、崇拜及愛意全部摧毀了。

他看我避而不見，便一封封信寄到我家，我一直保持沉默，不想回信，也不想聽他再解釋什麼。不久卻聽到這樣的情況，他分別找到我的朋友和老師，跟他們表明他是我男朋友，更將我們之間僅有的幾次親暱行為告訴他們，目的是想令他們鄙視我，羞辱我。想不到的是朋友和老師不僅對我實情相告，並警告我：這種人，不要再理他了。

自此，我不再跟他有任何聯絡，即使他有事跟我說，也要通過我們中間的一位朋友傳達。

這是七十年代發生在北京的事，兩個當時被認為家庭出身有問題的青年男女，在特殊情況下相識，走過一段“畸戀”，最後竟然是如此結果，令人感嘆。我想說的是，在當時的年代，即便身不由己被社會邊緣化，但在一些人內心中以暴虐手段解決問題，卻是與當局的專政行為不謀而合，那種社會暴力是潛移默化的，儘管你智商可能會很高，但心態及行為卻脫不開“狼奶”的哺育。

他後來報考大學，第一年因出身問題被拒，第二年他索性跳過大學，直接報讀研究生，被成功錄取（數學專業）。1980年當我去香港幾個月後，他也出國了，去美國一所大學教高等數學，同時進修電腦專業，幾年後取得電腦碩士學位，後來從商。

我們都各自出國後，他又再給我（當時在香港）寫信，希望恢復聯繫，於是我們又再通了幾十封信，但終因觀念不同，結束了這段帶有時代痕跡的孽緣。
（201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