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鋼琴遇上革命

鋼琴，對於今天的中國人來講，似乎不僅僅是一種樂器，而是一種地位的象徵，一種奢侈生活的標誌，一種用以炫耀的東西。這恐怕是最早將鋼琴這種西洋樂器介紹到中國來的人們，所不可想像的。

將時間追溯至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鋼琴可以說是隨著基督教的傳播，開始進入中國的，最早是在廣東福建沿海一帶，後來進入內陸，尤其以上海當年的繁華，接受這種西洋玩意，完全不成問題。特別是二戰之後，大批猶太音樂家及鋼琴老師，因希特勒的殘酷迫害而逃難到上海（也有逃到哈爾濱的），成為有史以來最多的外籍音樂教師進駐中國的時期。

以中國當年的狀況來講，中上流社會有傳統派和西化派之分，傳統派不必多解釋，西化派則是以曾留過學，或受西方文化教育的知識分子和企業家（資本家）為主，讓自己家的孩子學鋼琴的就是這些家庭。

 

 

我六歲開始學琴，當時學琴並非主流，只是家裡的兄姐都學琴，我也就按部就班地開始了，啟蒙老師是父親的一個病人，她是北京一文工團團員；很快又換了老師，是一中學音樂老師，叫黃薏蘭，我每個星期天到她家裡上課。那時候也沒有學費一說，學琴的人也很少，上小學時，同學中習琴者只有兩名，母親每至節日囑我帶些禮物送給老師即可。我可能有點小聰明，黃老師教我的曲子不費力便很快會彈了，小小年紀就懂得陶醉在那悠揚的曲調和典雅的和弦之中。
 

六十年代以後，特別是文革之前的那幾年，風聲鶴唳，凡是西洋音樂都被視為靡靡之音，也就是資產階級糟粕。我在學校接受所謂革命教育，意氣風發地批判這個批判那個，可是回到家，在鋼琴上彈起那些柔美動聽的曲子，仍然令我神馳，不能自己，那種糾結、矛盾的心理，至今記憶猶新。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北京市所有私房都必須上交，我們住的院子是父母買下的，自然也要上交。好了，等上交完畢，房管局就來行使權力，說我和母親只兩口人（父親在外勞改，兄姐上大學遷出），不能兩個人住整個院子，結果只給了我們兩間房----一間堂屋一間耳房。除了床和櫃子這類實用的家具留下，其他如鋼琴、沙發、紅木八仙桌等全部要搬走處理掉。有天放學回來，發現家裡如縮了水一樣，大部分家具包括鋼琴都沒有了，那時還沒輪到正式抄我們家（六八年抄家），家已經潰敗了。
 

琴沒有了，剩下的琴譜我卻不捨得扔，那絕大部分是我的三伯父從香港陸陸續續寄來的，我將扉頁上三伯父寫下的贈與字跡撕掉，生恐被人看到會說我們還跟香港有聯繫（當年香港在中共眼中與敵占區同義），至今我還保留著好幾本扉頁撕掉一角的琴譜呢。
 

幾年之後，我跟小伙伴有天出去玩，聽說鼓樓大殿裡保存了好多抄家物資，我們騎車跑過去看，大殿的窗台很高，我們想辦法墊磚頭爬上去，透過窗棱往裡看，果真裡面裝滿了抄家破四舊的“戰利品”，有明清家具、瓷器、電風扇（那時也算奢侈品）、絲綢被褥及各種布料等，也有約莫十幾架鋼琴，我一下子便看到了我家那架別緻的鋼琴，像囚犯一樣，全身落滿塵土龜縮在一角，那感覺就像重遇情人一般，心都碎了。

 

 

一九七三年，房管局第一次落實政策，退還了兩間房給我們，加上本來的兩間，我們的住處稍微寬鬆了一點。那時，母親文革中被扣押的工資也陸續發還，我就央求母親再買架鋼琴，母親初時不同意，怕惹麻煩，我說我已經看好了，那是架國產琴，牌子就叫東方紅，誰敢把東方紅抄走？於是這部東北營口出產的東方紅鋼琴，憑著它響遍全國的政治銘牌，走進了我家。
 

這部東方紅琴雖是新琴，但質量極差，琴鍵硬得很難彈下去，聲音更差，連音準都調不上去，我唯有硬著頭皮，權且將它當作練習跑步綁在腿上的沙袋，每天只練音階，彈車爾尼練習曲，當作練基本功。兩年後，周圍街坊鄰居似乎沒有人投訴，於是大著膽子又換了部星海鋼琴，比起東方紅琴質量要好得多，冼星海乃中共認可的革命音樂家，星海琴也應該算作革命琴了吧。
 

當年的我，因父親右派被視為黑五類子女，為了躲避上山下鄉，曾想辦法考取了西北偏遠地區的文工團，卻因出身問題被拒，用一句廣東話形容最為貼切---頭頭碰著黑，我那時屬於社會地位最低的那一批人，完全看不到前途（除了下鄉務農），心中的苦悶真是難以言喻。

 

 

當時有個男友，處境與我相同，他說社會排斥我們，不給我們上大學機會，但我們的時間是自己的，二十幾歲正是學習的最好年齡段，我們不能隨波逐流地浪費掉。於是我以家為課堂，鋼琴和英語是我的主修，並先後找到黃媚瑩（音樂學院鋼琴老師）和杜鳴心（革命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配樂的作曲家）作我的鋼琴老師，每週上課一次，英語則另有老師；男友則主修高等數學和高等代數及英語，我們選擇的“主修”都是不必借助學校實驗室的，英語只要循序漸進堅持學習即可，鋼琴只要每日勤練即可，數學則只要筆和紙即可。
 

當時我已在一小工廠打工，不過常泡病假以換取時間練琴和念英文，只是依然看不到前途，但我藉著練琴卻學會了如何抒發鬱悶。肖邦華麗的旋律和貝多芬激情的樂段令我彷彿置身另個時代，所有革命帶來的侮辱、欺凌和不公都暫時離我遠去，現在推崇的音樂治療，我三十多年前已早有體會。
 

頗受江青重視的殷承宗（文革期間改名為殷誠忠），是當年的鋼琴王子，他將革命樣板戲紅燈記片段，改寫成鋼琴伴唱紅燈記。我找到琴譜，裡面有一段是李鐵梅的唱段---打不盡豺狼決不下戰場，唱詞充滿仇恨，我一邊彈一邊將自己的感情“反向帶入”：

“十七年教養的恩深如海洋”（我就想父母之恩）；

“今日起志高眼發亮，討血債，要血償，前人的事業後人要承當”（這詞兒簡直就是我心裡的話）；

另一唱段---仇恨入心要發芽，更是令我代入；

“提起敵寇心肺炸”（我改成提起老毛心肺炸），“強忍仇恨咬碎牙”（正是我的寫照）。
 

那時，北京政治空氣濃厚，各種批判會無日無之，我只能做沉默羔羊，回家後便藉琴發揮，狠命地敲擊琴鍵，以抒發不得其志之鬱，有天用力過猛，竟然將鋼琴裡的琴弦彈斷，“砰”的一聲悶響嚇了我一跳。鋼琴之於我，竟然還有如此功用，對於如今成千上萬的習琴者，恐怕難以理解。
 

後來我移居香港，一九九零年殷承宗訪港演出，我去訪問他，居然有機會請他在我的鋼琴伴唱紅燈記琴譜上簽名。當然殷承宗也是被江青利用，是文革的受害者，不過，他一定料不到當年有我這樣一名黑五類，藉鋼琴、藉他的鋼琴伴唱紅燈記洩憤。

 

 

鋼琴從上個世紀初被傳教士帶到中國，之後進入西化家庭，成為一種文明教養不可缺少的元素，然後被共產黨視為資產階級靡靡之音的源頭，之後又被毛妻江青挖掘，變成革命宣傳利器。浩劫過後，改革開放開始，先後富起來的人們衣食足了以後，紛紛在家裡購置鋼琴，會彈不會彈不是問題，家裡有架鋼琴便是體面富足的象徵，鋼琴居然成了國人心目中矜貴的家具，令歐美家庭自嘆弗如。
 

至於令子女習琴者，更是趨之若鶩，成為一種潮流，反之，學其他樂器的遠遠不能與其比肩，此現象延燒至今。
 

令我想不到的是，移居香港後教琴也成為我糊口手段之一，有朋友恭維我有先見之明，其實與先見全無關係，實在是因鬱悶、苦無出路而以鋼琴作發洩，誰知歪打正著，不僅可以教琴為職，更在老之將至的現在，自娛自樂之外，還可到老人院作義工獻奏，娛人娛己。不過想起我跟鋼琴的這段“孽緣”，心中依然苦甜參半。

（201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