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溪: 是谁夺走了美国人的数学能力?(五)--美国百年数学战争演义
20. 远近高低各不同 -- Common Core 抗议之声
Common Core标准比大多数州原先的州立标准强许多，但比加州、哥伦比亚特区、弗罗里达、印第安纳和华盛顿等几个州的标准差了不少。小布什总统的前高级教育顾问Zeev Wurman对Common Core作了如下详细点评，从这些点评中明眼人不难看出Common Core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
“2008年的国家数学顾问小组（National Mathematics Advisory Panel）报告要求小学生三年级末要熟练掌握整数加减，五年级末熟练掌握乘除法，然而Common Core却迟至六年级末才要求掌握除法。Common Core最强的地方是分数部分，但是却将分数除法内容推迟至六年级，而且不要求分数小数混合运算，缺了关于分数、小数、百分比之间转换的内容，也没有三角形面积的推导和圆周率概念。他们分辨不出麦粒和麦壳 -- 倘若不然，他们也不会采用一个尚未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有成功经验的尚在实验中的rigid motions几何教学法，行事稍稍谨慎一点之士、哪怕就是有一盎司经验的人，都不会给一个三亿人口的国家强推这样一个不成熟的方法。
绝大多数的四年制州立大学都要求入学新生至少上过三年的高中数学课程：代数1、代数2、几何，但是Common Core里的代数2和几何的标准里省略了复数、向量、三角、多项式恒等式、二项式定理、对数、对数和指数函数、复函数和反函数、矩阵、椭圆和双曲线以及其它一些内容。Common Core的八年级数学标准比原先的最好的几个州立标准慢了不止一年，比东亚的高水平国家慢了几乎两年。过去十余年来，美国数学教育中最重要的进展就是八年级开始代数学习，这也是国家数学顾问小组2008年所推荐的，但是Common Core却将代数推迟到高中才开始，逆转了这一进步。优秀的加州1997标准已经实施了十多年，但是数学教育界仇视它，视之为死记硬背数学，但我认为这些人连数学的皮毛都不懂”。
俄勒冈大学教育学家David Conley是Common Core评审委员会中对之签字认可的专家，2012年又发表了一份证明Common Core达到“大学就绪”要求的研究报告。对于Conley的证明，数学家Zeev Wurman冷冷地扔下一句源于《哈姆雷特》里的话 “He doth attest too much”。
Milgram教授告诉了笔者一个非常重要但容易被忽视的细节问题 -- Common Core标准对代数课程内容的一项主要变更是：二次方程和求方程根的练习等基础内容都被大大压缩了，代之以蜻蜓点水式的其他更高级的内容，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学生不再被要求掌握简单的代数运算和用代数运算来解题。加州在九十年代中期时是这么做的，现在Common Core将此举推给全国，其长期危害性将被极大地放大。
由此可见，Tucker等人口口声声所宣称的“向国际先进水平看齐的”Common Core标准实在是国际上一个不入流的弱不禁风的标准。八十年代里根政府时期的“危险中的国家”报告是美国朝野上下同仇敌忾发愤图强、决意通过标准化改革来振兴教育的起点。从那以来，多少政治家的召唤和誓言，多少商业领袖的奔走呼号，多少有识之士的著书立说苦口婆心，多少家长的叹息愤懑，多少长大成人后惊觉自己已被dumbed-down的青少年的错愕后悔，多少纳税人白花花的银子，换来的就是这样一个号称是Race-to-the-Top实质上却是让千万美国学子继续Race-to-the-Bottom的教育标准。
2012年，各州陆续开始进入Common Core的实施阶段。不久之后，各地家长们抗议Common Core的新闻不断见诸报端，抵制Common Core标准下的考试的活动从一个学区蔓延到另一学区。各州政府提到Common Core时开始斟酌字眼，不再视之为一件可以炫耀的政绩。左派或右派的政治家们又一次站到了共同的立场：一致反对共同核心标准。原本坚定支持Common Core的教师工会总裁 Randi Weingarten都直摇头：“你以为奥巴马的全民健保实施起来够磕磕绊绊了吧？与Common Core遭遇的抵制相比起来，那是小巫见大巫！”
各个阵营对Common Core的表态颇有些令人摸不着头脑。既然Common Core是一个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比加州等几个州的州立标准低、比80%甚至90%的州立标准都高、但比多数先进国家又都低许多的教育标准，社会各界不同人群对之的抗议之声也就远近高低各不同了。
美国K-12教育这部荒诞大剧从来都不缺段子。2013年，纽约州作为吃螃蟹者，进行了全国第一个Common Core标准下的统考。在考前，纽约州教委主席 John King就对大家发了脾气：这么多孩子学习差成这样，这次统考成绩估计得下降30%，“所有的成人们”都应当好好反省自己的责任。几个月后，统考成绩公布了，学生平均成绩不多不少正好下降了30%。
果不其然，“所有的成人们”都震怒了: 家长们难以接受孩子们的成绩单，教师、校长和学区总监们对Common Core更是骂声一片,各州时常传出家长们倡议罢考的消息，原本对学校不满的家长们和教师们站到了一起。作为Common Core工程的一部分，教育部要求各州建立详细的学生信息数据库。民间本来就对此反感者众，认为此举侵犯了学生个人和家庭的隐私。添油加醋者说这背后有更大的阴谋：这些数据库还要收集孩子们的生物特征信息，以进行大脑图谱识别研究，未来政府将具有类似纽约州教育官员那样惊人的“读脑”能力，能像控制机器人一样控制公民，就像奥威尔的名作《1984》里描述的那样。
在2013年底的一次学区总监会议上，教育部长Duncan不小心大嘴巴了一下：“我饶有兴趣地发现，Common Core的反对之声来自于一些‘郊区白妈妈们’(white suburban moms) -–她们突然发现自己的孩子并不像原先想的那么聪明，学校也不如她们原本以为的那么好，这确实是够吓人的。是啊 -- 你把你的房子和身家都押在学区上了，觉得学校会把孩子教得够好。结果呢 -- 这成绩确实是像在妈妈们肚子上砸了一拳”。
此言一出，举国哗然，郊区、城里还有乡村的白妈妈白爸爸们，内城里的黑爸爸黑妈妈们，还有各地不黑也不白的爸爸妈妈们抗议声一片，要求Duncan这位郊区白爸爸辞职。一个保守党新闻人说“我的棕色的皮肤下红色的血液在沸腾”，称Duncan等教育官僚是为强推Common Core不惜打种族牌的腐败的自大狂。教育部发言人只好连连解释，Duncan也不得不在电视上公开向所有各肤色的爸爸妈妈们道歉。教育部长一肚子委屈：我是告诉了你们真相，你们若想改回低标准的考试，就是欺骗自己欺骗孩子，以便大家心里都好受些。
多年来，民主党、教师工会、教育专家、教育部和NCEE等本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在九十年代，教育专家、教育部、NCEE等共同合作在全美各学区推行低劣数学教材，共同在社会公正和政治正确的大旗下将数学、英语、历史还有物理生物化学各科的教学水准全面拉低。而现在，Common Core瓦解了这一统一阵线，多年战友反目成仇。
NCEE主席Tucker、教育部长Duncan、College Board总裁Coleman纷纷批评许多公校教师在教师工会的庇护下素质差，教学质量低下，批评一些教师们一味地追求自然的、散漫的进步教育教学方式，完全忽略了基本技能的掌握，完全反对任何考试，反对将教师考评与学生成绩挂钩。他们还委婉批评家长们缺乏国际眼光，在其他国家教育水平突飞猛进时却夜郎自大，不思量孩子们需要国际竞争力，不觉醒美国孩子需要奋起直追。
教师们则宣称Common Core推行全国统一标准和统一考试是走回头路，是对死记硬背、低层次思考等落后模式的回归，牺牲了学生的创造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说标准统考对于贫穷的少数族裔学生非常不公平，对于缺乏应试技巧的学生也不公平，对低年级的孩子压力过重等等。教师们声称Duncan、Tucker和盖茨等人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搞垮公校系统，让大财团将公校私有化，转向学券制或特许学校。其实教师最反对的还是Common Core的问责制：纽约的1535多名校长和6500多名教师联名发表反对将教师考核与学生成绩挂钩的公开信，一家由知名的教育专家们组成的研究机构则发文称Common Core的两套考试体系远远达不到改善教学的目的。很多教师对Common Core憎恨异常，对其核心团队和相关利益集团穷追猛打，将个中利益关系翻了个底朝天。
一些学者们也被拉入了这场混战。 E.D.Hirsch是美国少有的揭露进步教育长期戕害美国的著名老教育家，深得前英国教育大臣 Michael Gove的敬仰，并影响了近几年英国教育官员大刀阔斧重振教育的改革。在2009年出版的《塑造美国人：民主和我们的学校》 (“The Making of Americans: Democracy and Our Schools”)里，E.D.Hirsch哀叹杜威等进步教育家的反课程主义导致美国学校六十年来甚至没有一个核心课程。他强调学校的真正使命是要摈弃当前内容苍白的教学法，用有丰富的知识内容的共同核心课程来培育未来公民。这些观点被Tucker团队借用，成为他们建立Common Core的理论依据。
Diane Ravitch这位同样因研究进步教育对美国的毒害而闻名的作家和教育评论人，却一改她当初支持标准化考试的立场，和Tucker在各自博客里刀枪相见。Yong Zhao是来自中国四川的知名学者，他以中国的严苛教育和高考亲历者的视角，用犀利畅快的文笔和教育学家的专业素养，在一系列博客文章和专著里批判了中国的应试教育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制度，为注重创造力的美国教育体系辩护。Yong Zhao说Common Core加给学生从K至12年级的统考安排达30次之多，是小布什的NCLB计划的两倍还多，而且将来统考范围还会扩大到其它科目，这是向中国学习应试教育。他与Tucker的唇枪舌剑和对Common Core的犀利批判赢得了众人的喝彩。
许多家长一脚跨进反对Common Core的大合唱里，但是一回头或许发觉自己唱错了声部：一些家长抗议它太平庸，新教材导致孩子们连加减乘除都不会了；另一些人抗议它促进了应试教育风气，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还有一些家长抗议它太严苛，担心孩子考试挂科或拿不到高中毕业文凭。
左派和右派势力在Common Core面前也心情复杂：弱势群体和教师工会是民主党的选票票仓，因此面对Common Core这项奥巴马政府的宠物工程，许多民主党人士却顾左右而言他。共和党中的一些人寄希望于Common Core能提振教育；另一些人则担心Common Core会导致教材里被填充进更多的政治正确和极左内容，使得传统保守理念进一步被削弱；还有一些人则对联邦政府全面插手地方教育事务非常反感。
2014年，印第安纳、俄克拉荷马、南卡罗来纳等州宣布放弃Common Core。到2015年7月，原先采用Common Core的45个州之中，23个州已宣布放弃SBAC或PARCC考试系统，只剩下15个州留用SBAC和7个州留用PARCC。
2014年，曾任老布什总统的教育部长的田纳西州共和党参议员Lamar Alexander提交了重修小布什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议案，试图限制联邦政府对各州教育事务的干预。2015年12月10号，奥巴马总统签署了“让每个学生成功(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ESSA)”教育法案，以代替2002年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同时也再次将1965年约翰逊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案”重新生效。媒体称ESSA法案为四分之一世纪以来联邦权力从州政府的最大的撤退，是将地方教育事务重归地方政府管理。ESSA允许但不强求各州采用Common Core标准，并且规定教育部要保持中立，规定教育部长不能影响、激励或强迫州政府采用Common Core标准或其它任何一个多数州采用的学术标准以及和这些标准挂钩的考试测评体系。
时至今日，Common Core黯然却仍未离场。印第安纳、南卡罗来纳等一些州在民众的抗议声中宣布放弃Common Core,但实质上只是改了个名，实际内容与Common Core并无二致。2017年1月8号，奥巴马在他的总统告别演讲会上，激情回味了他的每一项政绩，但对Common Core未置一词。盖茨和奥巴马的孩子上的都是私立学校，教育部长Duncan的孩子上的公校在弗吉尼亚州，全美四个坚持不采用Common Core的州之一。他们对自家子女教育的重视令人钦佩 -- 奥巴马告别演讲的当晚，他的大女儿陪在身旁，15岁的小女儿Sarah却不见踪影。据说，小女儿留在家里复习功课，准备第二天的考试。
以洪荒之力推动了Common Core改革的盖茨恐怕未曾料到如此残局。面对媒体对其是否出于微软的战略考虑而推动Common Core的诘问，盖茨断然否定。自1999年以来，盖茨基金会已为各种教育研究和教育试验项目捐助了34亿美元， 盖茨在TED 上做过多次教育主题的演讲，号召美国要学习上海教师的教学观摩和教研组制度，他的振兴美国教育的心愿不容置疑。 他说：“我相信Common Core是因为它的实质内容和它能够改进教育，这是我唯一相信它的原因”。
21. 美式教育的创造性神话
让我们姑且像盖茨先生一样，相信Common Core，认同Tucker团队的“社会公正”策略：相当多数的美国高中生连加减乘除分数小数都搞不定，能让高中毕业生掌握代数1就是一个天大的成就了，我们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这样的目标换作一个教育系统正常运作的国家 — 教育系统与民众的利益相一致的国家 -- 应该不难实现，但是，在美国这样一个被畸形教育系统所钳制的国家，这个由Tucker先生三十年的殚思极虑和盖茨先生的能绕地球三圈的美钞而圈定的谦卑的代数1目标，也注定是要打水漂的。
数学的教与学的构成元素是那么的简单直白：教师、学生和教材。“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不会学的学生”，Jaime Escalante、Anthony Yom以及一些特许学校的“教学奇迹”证明了这句话。剩下的两个元素就是美国数学教育失败的两大决定性因素：平庸的教材和平庸的教师。
正像被美国医疗修理过的中国百姓才能体会到中国医疗和医生有诸多可敬可取之处一样，体验过美国公校教育的中国家长才会真正明白中国的大多数教师是多么的辛劳、多么的敬业、多么的高素养。Common Core是一个向世界低水平看齐的国家标准，美国教师队伍的总体的平均素质和敬业精神也与先进国家有不小的差距。
美国有许多有理想、热情和使命感的优秀教师，他们或许像Anthony Yom那样一举成名，更多则是散落在各学区里默默无闻。但是总体上，美国公校教师队伍的平均素质却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不小，而且还存在一定比例的完全不合格教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育学教授David Berliner是一个偏向教师工会的学者，他的保守估测是加州27.5万教师队伍中有1-3% 、即约2750至8250名的教师严重不合格。
要想成为一名公校教师，必须进入各大学教育院系或教师培训学院学习并考取教师资格。美国师范生相当多数来自高中毕业生里成绩较差的一群，卢梭-杜威式的进步教育思想浸淫下的教师学院对未来教师的培训不是侧重学科知识，而是把将近一半的时间用于学习各种花哨和漫无边际的教育理论、教育哲学、各种政治正确观点、各种主义和各种思潮。前文提及五十年代一本著名的书《为什么约翰尼不会读书？》，1998年有人写了一篇“为什么约翰尼的老师不会教书？”，里面详述了美国的教师学院是如何培养未来的教师的 -- 文化多元性、社区建设、高层次思考……除了学习知识，其它一切都很重要。
自从杜威、Kilpatrick在上个世纪初领导的进步教育革命得势后，到了二十年代末期，美国的中小学课堂由原来面向老师面向黑板的阵列变成了学生每五六个人围坐一桌的形式，即由以教师为中心变成了以学生为中心，传统授课变成了以学生“自我发现”、“批判性思考”、“小组讨论”、“头脑风暴”、“高层次思考”为主的形式，考试和成绩报告单被以妨碍创造性思维的名义被丢弃了。普天下的学童如果能选择都会选择不要考试，考试却是调动普天下学生学习、帮助学生真正落实对知识的掌握的最有效的指挥棒。然而，进步教育专家用“Teach-to-Test”几个字就把人噎回去，例如Linda Darling-Hammond 这位在全美极负盛名的斯坦福大学教育家就是出了名地反对考试。
笔者体验过一节二年级的数学课：孩子们五个一组轮流到各个桌子上做不同的活动(activity),其中一张桌子的活动是做一道简单的统计练习。只听得孩子们一边漫不经心地在纸上随意涂写，一边聊着迪士尼电影和生日聚会，错的多对的少，更谈不上答题工整和规范。直至下课时，老师也没有讲解。几天后，笔者在孩子书包里看到了这张练习纸，错误还在纸上，没有任何批改，只是戳了个笑脸印章。想想毕竟二年级的孩子，笔者也未放在心上。后来笔者发现上了初中的六年级的孩子的数学作业，老师居然也一整年没有批改过时，真是吃了不小的一惊 -- 天下还有从来不改作业的中学老师 -- 不过很快笔者就对此不再吃惊了，反而是听说谁家的孩子碰上了改作业的老师时吃了一惊。
美国小学教师就像全科医生一样，一人带一个班，英语、数学、科学、美术都一人担当，体育老师教数学课不是什么稀奇事。教师之间没有像中国教研组那样的“专研”互帮活动，每个班级的老师各自为政，教什么怎样教，改不改作业，全看老师脾气。小学和初中的多数教师的数学教学没深度，小学作业常常是寥寥几道傻瓜式练习题，只管教，不管落实，很少教怎样审题、怎样推理、怎样严谨地书写解题步骤，因此学生往往一碰到稍稍有点难度的题目就完全懵懂。一些老师上课时甚至不讲课而是直接让学生自学，有问题再问。一些老师热衷于让学生互相教、互相改作业，而且有大把的教育专家的理论证明这样做的优越性。即使在全美排名居前的公校，很多教师的教学方式也是如此。如果孩子能碰到一个教学水平高又尽心尽责的优秀老师，那就像中了彩票。差学区的公校老师更多扮演的是保育员的角色，至于教授知识那就像是刀耕火种，学生能学会多少只有天知道。
当然，多数老师对学生和家长和蔼可亲，一口一个甜心叫得你心醉，把每个孩子都夸成一朵花。孩子们在小学和初中的作业和考试很容易就得高分，老师、家长和学生们就这么晕晕乎乎地沉醉在皆大欢喜中长大，直至学生升入高中后才惊觉自己的根基坑坑洼洼。由于小学、初中数学课程太拖沓太浅薄，高中时诸多内容匆忙进场、一笔带过，造成学生普遍的学习困难和莫大压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公校的低质量教学正是造成高中学生学业不堪重负的重要根源。
美国不少家长们一味地希望孩子们有个快乐的童年，反对小学和初中给孩子布置作业和考试，殊不知这样快乐的童年是以高中和大学时期几倍的压力甚至抑郁为代价的。在孩子身体和智力发育最快、求知欲最旺盛的时期硬生生地塞给他们空洞的课程，无异于在雨水丰沛的春天里在丰饶的土壤上撒播一把干瘪的种子。美国公校如果能采用优秀教材，坚持小学生每天20分钟、初中生每天40分钟的高质量作业练习，达到代数1应是毫不费力的目标，追上国际先进水平也指日可待。
美国学校从初中六、七年级起就实行走班制，不再有一个固定的班集体和固定教室，学生缺乏一种归属感，也少有像中国那般朝夕相处数载建立起来的珍贵的同窗情谊。当老师讲课吸引不了学生时，围坐一桌的学生就开始嘻嘻哈哈闹堂。从初中起，学生之间的学业差距就日积跬步，直至高中被分流到4、5条轨道。本来十三四岁正是人生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当一部分后进学生日益遭受学习的挫败感时，他们会逐渐失去对学习的兴趣，失去自信心和上进心，学习成了一件痛苦的事。为什么多年来美国初中高中会流行反智文化，毒品、校园霸凌各校园都不能幸免？一定程度上可归咎于平庸松垮的小学和初中教育使得多数学生没有打下坚实的学习根基，学生无法从学习有挑战性的知识中充实自己，无法获得学习的乐趣，身体快速发育之时却在心智上逐渐迷失。高中的数学作业做得快和慢之间可以相差几个小时，在初中没有得到过解题思维和方法训练而且根基处处残缺的学生往往要花很多时间在作业上，很多学生还有丰富的课外活动，因此许多高中学生睡眠严重不足。由于学生之间的学业差距到高中阶段越拉越大，同龄人之间的压力（peer pressure）、来自学习的挫败感和睡眠严重不足便成了高中生抑郁的根源之一。
数学是美国进步教育下的重灾区，其他科目也同样受其祸害。在政治意识形态为重、知识为副的进步教育的长驱直入下，“社会研究(social study)”代替了传统的历史，“英语语言艺术(English Language Arts)”代替了传统的“英语语言文学(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初中的物理、化学、生物课程被综合成了一门没有深度的大杂烩“科学”课。在国家数学教师协会NCTM拼命地降低数学教学标准的同时，国家英语教师协会NCTE也没闲着。在哥大教师学院阅读与写作项目、New York City Writing Project等的指导下，NCTE多年来一直在不断地降低英语教学中的词汇、语法、句法和精读的重要性。在笔者当地中学的一次家长会上，英语教师组长专门做了一个报告，告诉家长们为什么不教传统语法，为什么学生作文上只有很少的批注，为什么让学生互相改作文，据说是怕干扰了学生思路的流畅性云云。NCTE的网页上有不少关于为啥不再教传统语法的高论，比如，“我的建议是，用你的耳朵，如果听着顺耳，大概就是对的”。The Atlantic网站上的“写作的革命The Writing Revolution”，“Why American Students Can’t Write”，以及“为什么约翰尼不会写作，即使他去了普林斯顿（Why Johnny Can't Write, Even Though He Went to Princeton）”等一系列文章提醒家长：是不是将来美国学生要向外国同学学习英语语法了？
以哈佛耶鲁清华北大为目标，拽着孩子们用短跑的速度在跑中国教育的马拉松的中国家长们，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国的应试教育毁了孩子的创造性，美式西方教育适合培养创造性人才，能够诞生乔布斯和盖茨。一位在加拿大有多年教学经验的沈乾若博士在她的“六十年亲历之中西教育”一文中为我们点破了这个泡泡：因为美国课堂很多老师不怎么教，少数好学的学生只好靠自学，这部分自推学生在自学过程中获得了非凡的学习能力、自律精神和天马行空的创造性，就像在贫瘠土壤里野蛮生长出来的植物一样，比温室里的花朵当然更具顽强的生命力和创造性。对于美国小学数学课堂不重基本算术技能、鼓励孩子们创造自己算法的教学模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学系教授W. Stephen Wilson这样说：“人们以为能够在小学的数学课堂里教会学生创造性。忘掉创造性吧。真正罕有的学生就是那些能对直白的问题给出直截了当的解答的学生”。
进步教育的绵延一个多世纪的耕耘，已经使得美国的教育系统蜕变成了贫瘠的土壤甚至处处盐碱地，让多数本应长成参天大树的孩子长成了中看不中用的空心树。美加两国许多有识之士对教育现状忧心如焚奔走呼号，一些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谈及教育惨状甚至痛哭失声。一位读者说，在作家James Delisle的《弄傻美国：摧残我们最聪明孩子心智的战争》“Dumbing Down America: The War on Our Nation's Brightest Young Minds ”一书的宣讲会上，几千名家长和孩子坐满了会场，许多人想起在学校的经历抹眼泪。
总之，低劣的课本、松散的教程安排、蜻蜓点水式的教学、傻瓜式的寥寥几道练习题，再加上老师很少批改作业，少有真正的考试,这样刀耕火种的美式教学方式下，若没有家长辅导或上课外班，生长在普通社区的孩子都很难达到真正优良的水平。差学区的弱势群体学生们本来生存环境就糟糕，不少甚至生存在凶险赤贫的环境里，在家里得不到父母的辅导也无钱上补习班，完全只能靠课堂学习，就更需要教师的课堂教学和作业练习特别给力才行。然而，美国公校的平庸教学甚至无法让许多差学区的孩子掌握基本的读写和小学数学，像East Palo Alto这样位处硅谷中心的差学区的孩子在最近加州统考中数学和英语两科的及格率分别只有12%和17%。建立在公民纳税基础上的公立教育却无法赋予学生最基本的知识能力，无法给底层百姓一条上升的通道。这样令人绝望的教学成果必然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沉重的经济负担，造成民众的进一步割裂，经济的萎靡和犯罪的猖獗。而以教育为重、向国际标准看齐的亚裔家庭因为无意间“拉大了”各族群之间的学业差距(achievement gap)，也难免会成为替罪羊或招来一些人的嫉恨。
我们不妨以下面这个式子来描述美国K-12数学教育特征：
平庸的教学 + 低劣教材 + 正常智力学生 = 数学低能的学生
口口声声高喊“社会公正”口号的教育既得利益集团们，不但没有发挥保障社会公平的功能，反而正是他们偷走了孩子们的未来，抢夺了孩子们未来的竞争生存能力，阻断了社会阶层流动的可能性，加剧了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美国教育既得利益集团联合阵线中的统帅就是教师工会。美国教师工会可谓是加勒比海域的百慕大三角，冷冷地酷酷地吞噬了任何试图飞过来轰炸一把的振兴教育的努力。鉴于教师工会这头怪兽实在太法力无边了，笔者特为读者君找来一盘美式经典早餐，先停歇脑补一下世界领先的美国洗脑术，再回头来顶礼膜拜之。
22. 煎鸡蛋与培根 -- 美式经典早餐的来历与弗洛伊德洗脑术
在苏斯博士写于1960年的《绿鸡蛋与火腿》这部儿童经典中，在Sam-I-Am的百般纠缠劝说下，那个不知名的倒霉鬼终于屈服吃下了一盘绿鸡蛋与火腿，并承认自己喜欢上了这盘早餐。现实生活中，的确有一个美国人将煎鸡蛋与培根炒作成正宗美式早餐，并像Sam-I-Am那样不依不饶地说服美国人彻底喜欢上了它。他就是被时代周刊列为二十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百人之一的Edward Bernays。有评论家说：“如果对Bernays和他的公关行业继承者们没有一定了解，我们不可能从根本上理解过去一百年来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发展”。
Edward Bernays(1891−1995)出生于奥地利的一个犹太家庭，自幼在纽约长大，从康奈尔大学农业系毕业后以新闻记者起家。一战期间他在威尔逊总统的公共信息委员会工作，成功地向美国民众灌输了“为了将民主带到全欧洲”这一参战动员令，获得总统赏识并参加了巴黎和会。国内国际这番经历使得Bernays认识到宣传攻势在左右民众思想上具有令人惊叹的巨大能量，他用“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s)”一词来替代了被德国纳粹用得带有贬义的“宣传（propaganda）”一词，将心理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理论引用进来，开创了美国公共关系这个新行业。Bernays是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外甥加外侄。实际上，正是这位外甥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成功地将弗洛伊德炒作成举世皆知的美国主流心理学家，同时又三句话内言必称“我的叔叔弗洛伊德”把自己炒作成了美国公共关系第一人。
Bernays受法国心理学家Gustave Le Bon(1841-1931)的影响很大。Le Bon在他的从众心理学开山作品《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分析了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的行为，指出一个个有自己独立见解的人一旦加入一个受人们崇拜的某种意识形态所蛊惑的群体，他的个性便会被湮没，思辨能力变弱，群体的思想便会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群体的行为也会表现出排斥异议、极端化、情绪化及低智商化等特点，进而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Bernays将Le Bon和Wilfred Trotter（1872 -1939）的从众心理学与他的叔叔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结合起来，形成一整套他自己的宣传（propaganda）哲学。在1928年出版的《宣传（Propaganda）》一书中，Bernays写道：“那些操纵社会中这一无形的机制的人组成了我们国家的隐形政府，他们是我们国家的真正统治力量…… 这些我们从未听说的人物在统治我们，塑造我们的思想，左右我们的喜好，对我们的想法观点给出建议。这是我们民主社会组织形态的逻辑结果。如果千千万万的人们要生活在一起组成一个运转有序的社会，大家就必须如此合作……几乎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商业层面，无论是我们的社会行为还是我们的道德思想，我们都是被相对少数的一些人所主宰……这些人了解大众群体的思维过程和社会范式特征。他们是牵动控制公众思想的绳索的人们”。Bernays认为美国公众的民主判断靠不住，很容易投票给错误的人或错误的事情，公众应该得到来自上层引导。他称此种引导为一种“开明的专制（enlightened despotism）”，将运用宣传技巧来统一公众意见称作“统一思想工程（engineering of consent）”，宣称操纵公众意见是民主的必要部分，对大众的习惯和意见进行故意的、高明的操纵是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元素，民主的一大特征就是用大众媒体和广告来操纵选民的思想和行动。
不幸的是，杀人恶魔们成了这些从众心理学说的粉丝。历史学家George Mosse 断言二十年代兴起的法西斯领导理论与Le Bon的著述有很大关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精读过《乌合之众》一书，希特勒的自传 《我的奋斗》就引用了该书片段。这本书还影响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们。1933年，德国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向赫氏报业记者Karl Wiegand展示了他的宣传图书馆，告知来访者他正以Bernays的《凝结公众意见（Crystallizing Public Opinion）》一书为指导，研究摧毁德国的犹太人的宣传攻势。这位拥有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杀人狂魔从Le Bon和Bernays的书中得到心理学的理论指导，并总结出自己的宣传法宝，比如“混杂部分真相的说谎比直接说谎更有效”、“如果撒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某种可信的力量。而且，民众在大谎和小谎之间更容易成为前者的俘虏。因为民众自己时常在小事情上说小谎，而不好意思编造大谎”等等。
1967年4月，Palo Alto的Cubberley高中历史老师Ron Jones的课上，学生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德国民众会容许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上台，为什么他们在战后可以宣称自己对集中营和大屠杀毫不知情，声称自己从未参与屠杀自己的犹太人邻居甚至朋友的行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Jones策划了一场“The Wave”试验。他每天像政治家一样，用“纪律铸造力量”、“集体铸造力量”、“荣誉铸造力量”等口号向15岁的孩子们发表煽动性演说，灌输集体主义，要求他们绝对服从，严守纪律。不知情的学生们非常投入地参与了这项运动，设计了自己的口号和波浪状敬礼手势，发传单贴广告制作小旗子，活动很快蔓延到全校。第五天中午，学生们聚集在礼堂等待一个总统竞选人前来宣布“第三波青年行动”，会场上旗帜飘扬，口号震天，齐刷刷地做着波浪状敬礼，一些学生尖叫着流下了激动的眼泪。这时Jones老师出现在台前，告诉学生们这不过是一场教学试验，让大家亲身体验一回宣传煽动和乌合之众的可怕力量。这场失控的试验给学生和Jones留下了心理创伤，受到老师和家长们的责难。两年后Jones被解职，离开了学校。这场试验后来被写成畅销书，拍成了获奖影片和音乐剧。2017年3月22日晚上，在已经改成了Cubberley社区剧院的Cubberley高中礼堂原址，Jones和当年的两位“The Wave”学生，带着"The Lesson Plan"这部世界知名的纪录片首次回到故事发生地放映，和大家一起追忆了发生在50年前的那场成功过了头的教学试验。
二十世纪进步时代的政治家Theodore Roosevelt和 Charles G. Dawes等同样善于借助宣传机器的力量推动当时的各项激进改革。Bernays是1924年Calvin Coolidge在竞选总统连任时雇佣的公共顾问，他为总统安排了与演艺明星的煎饼早餐会，被以后的政治家们纷纷仿效。在冷战时期，Bernays以弗洛伊德理论为根据，主张媒体要强化民众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心理，这一建议获得采纳，民间的恐共情结成为冷战时期的美国强有力的武器。2002 年BBC出品的纪录片“自我的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Self）”以弗洛伊德和他的同为精神分析师的女儿Anna Freud以及外甥Bernays为主角，讲述了那些手握权力的人们如何在当代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试图控制危险的群众。片中吐露，政治谋略家 Philip Gould 和弗洛伊德的曾孙、公关顾问Matthew Freud在九十年代帮助民主党在美国和新工党在英国重新上位中起了关键作用，他们使用的聚焦人群（focus group）战略,原本就是精神分析师所发明的一种心理疗法，后被美国大公司用作一种营销心理战术，即允许消费者表达他们的情感和需要，就像病人在进行心理治疗中一样。据传在五十年代Bernays还通过将危地马拉的 Guzman上校划归为共产主义者在各大媒体上讨伐，从而成功地帮助跨国水果公司 United Fruit Company和美国中情局推翻了这位民选总统。
Bernays的客户上至总统，下至民间团体，还有一长串的著名大公司如宝洁、美洲烟草公司、卡地亚、通用电气、道奇等。Bernays认为宣传和新闻炒作是合法的商业工具，新闻而非广告才是不知不觉地向公众传达信息的最佳媒介。他不屑将自己与一般的广告人相提并论，自认层次更高，把自己定位为企业和机构的精神分析师。Bernays最喜欢的操纵公众意见的技巧之一就是间接地用“第三方权威”（"third party authorities"）来为客户作推销：“如果你能影响权威人物，那么你就自动地引导了受权威人物影响的群众”。他还发明了“捆绑（Tie-in）”式的宣传策略，即在不同的场所、时机和载体上统一策划、协作推广的策略，例如通过电台、报纸和商场展示等各环节协作共同促销某一商品。
Bernays有许多宣传炒作的经典案例。道奇汽车、宝洁香皂、芭蕾舞、流行色、一次性纸杯、时装女帽和丝袜、书籍等等都是他是他的公关服务对象。1929年，Bernays在纽约复活节的游行花车上安排了抽着象征“自由的火炬”的香烟的女模特，为美洲烟草公司成功地推动了妇女在公共场所吸烟的合法化。他在1929年为通用电气策划了“光的五十年金色庆典”，成功地让世界相信了爱迪生是电灯泡的发明人，虽然 Joseph Swan比爱迪生更早发明了电灯泡。受雇于美国铝业公司，Bernays还通过美国牙医协会让大众相信了自来水氟化有益健康。
今天美国千家万户的百姓以煎鸡蛋和培根为国民早餐，世界各地的星级酒店也将之作为标准美式早餐与爱尔兰、英式、大陆早餐并列，这也是Bernays打在在美国文化上的一个烙印。早先美国人的早餐多以咖啡面包果汁为主。在二十年代冰箱还不普及的年代，为了帮一家食品商推销培根，他请他的医生发信给5000个医生询问是否同意早餐吃饱比只是胡乱吃点喝点更有益健康，得到4500封回信称赞同。于是在他的策划下，全国大报小报都开始刊登“4500名医生呼吁早餐要饱餐一顿”这样的文章，另一些报道则跟进鼓吹培根和鸡蛋应该是早餐主食。美国民众信以为真，培根销量直线上升了，煎鸡蛋和培根成了美国千家万户的经典早餐。
对于Bernays和他的公关行业大佬们在美国的呼风唤雨，美国不乏清醒之士抨击他们是宣传机器和欺骗性的舆情操纵者，他们目中只有游说集团的利益而无视公众利益，他们秘密地制造一些“事件”来为客户获取新闻媒体的免费报道，而不是通过正当的付费广告来博取关注。最高法院副院长Felix Frankfurter (1882–1965)在致Franklin Roosevelt总统信中将 Bernays 和另一位公关祖师爷 Ivy Lee(1877–1934)贬为“对公众思想的职业下毒者，从愚蠢、法西斯主义和自私自利的人性中的渔利者”。
公共关系史学家Stuart Ewen说，政治运动曾经是为了赢得头脑清醒思维理性的公民的支持，为了促进符合公众需要的事务；而当今的政治家的政治运动大多是为了迎合消费者社会的出自狭隘的一己私利的原始欲求，除此之外与公众事务毫无干系。当今世界上，商业界和政界用心理学技巧来解读、创造和满足公众的愿望，并让自己的产品和言论尽可能地讨消费者和投票人的欢心。大家心照不宣的是：总是讲真话，讲比听众预期的还要多的真话，但是绝不要告知事实的全部真相（“Always tell the truth. Tell a lot of the truth. Tell a lot more of the truth than anybody expects you to tell. But never tell the whole truth.”）。当我们面对新闻媒体，面对公知和意见领袖的呼召，面对候选人的各种许诺劝言，面对种种新潮教育理论（包括幼儿早教理论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尤其当面对来自世界一流大学的专家学者高深玄妙的论文报告时，请不妨回想一下弗洛伊德的外甥和他炒作的煎鸡蛋与培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