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五千年”第二部《西风烈：西周篇》（四十）

        据《尸子》说：“武王伐纣，鱼辛谏曰：岁在北方不北征”，颇为耐人寻味。如果从周原直接进攻殷商，那是南征而不是北伐，鱼辛当时为什么不进言姬发不宜出兵？无论南征或是北伐，征伐的对象都是帝辛，没有区别。这暗示了姬发率军南下时，一定用的是别的借口，就像上次打着祭奠文王的旗号一样，随军而来的鱼辛并不知道要开战。

       等周军从盟津向朝歌进军时，鱼辛才意识到真要打仗了，他的谏言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他认为武王兵力不足以撼动帝辛；二、他不知道姬发收到密信。他能在武王面前说得上话，说明他是重臣，但武王没有告诉他实情。他当然不能说了，否则《太誓》、《牧誓》还怎么说得出口？！基于此，姬发拒谏鱼辛。

        总而言之，英明神武的周武王一甩孟津观兵的窝囊相，果断地下令全军全速前进，不分昼夜，风雨无阻。《吕氏春秋·贵因》说：“武王至鲔水（即孟津附近），天雨雪，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军师皆谏日：‘卒病，请休之。’”，我相信军师肯定不包括首席军师姜先生，因为他和姬发最清楚，什么叫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错过这次机会，就等着被“北征”吧。那些生病的士兵，不知道会被怎么处理，背着他们急行军显然不太可能；就地解散更不可能，如此机密的军事行动万一走漏了风声怎么办？姬发不可能冒这个险。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了，病了，那就去死。

        姬发进军牧野之前，卜了一挂，卜辞显示大凶。姜子牙一脚踏碎蓍草和龟甲，用浓重的山东腔对姬发说，看来俺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连老天爷都不知道，否则怎么可能大凶呢？利润越大，风险越大，反之亦然！姬发心中虽然打鼓，但是对姜子牙的分析很是同意。

         于是他们选择逆天而行。周武王和他的太公望真的像圣人赞扬的那样敬畏天命吗？他们对天命的那份虔诚比商王武丁差远了，虽然武丁也爱做点可爱的小动作，比如以各种理由推迟妇好的出征，但不管怎样，他最后还是顺天命而为：如果卜辞显示妇好可以出征，他不敢逆天而行，只能提心吊胆地送妇出征。

       为了那次决战， 姬发带了多少军队？《史记·周本纪》说：“武王率戎车三百，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这比成汤伐桀的军队人数多了很多，成汤当时的嫡系部队不过万把人而已。这句话里疑点很多，虎贲是禁卫军，一个个都是百里挑一的格斗高手，还得通过“政审”才行，怎么可能有多达三千人的配备？清朝的禁卫军才一千七百七十人而已！虎贲作为禁卫军的代名词，直到唐代才废止。《尚书·牧誓》序里说“虎贲三百人”是靠谱的，而且和三百乘兵车吻合，即每辆战车配备一名虎贲士兵督阵。

        司马迁的“虎贲三千人”是根据孟子提供的数据。《孟子·尽心下》里给虎贲军人数乘以十，不知道理由是什么，这么大的阵仗，明显是要营造“血流漂杵”的恐怖现场。可孟老先生明明坚决否认“血流漂杵”，因为他认为“德配于天”的周武王只要一出现在战场，敌人就会被感动得受不了，主动放下兵器，热烈盈眶地投降，根本不可能有流血事件发生，战场成了士兵们的战地大联欢。按孟老先生的期待与逻辑，虎贲三百人都是在添乱，何况三千人？孟圣人难道转眼就忘了他自己的名言“尽信书不如无书”？

        司马迁沿用孟子的“数据”，令人觉得奇怪的是，《史记》的前四卷引用了很多《尚书》里的文字，为什么写周武王的军队配置就把《尚书》丢在一边呢？实在要解释的话，只能说司马迁用这种方式再次向孟子“致敬”，就像他大张旗鼓地援引《万章》里两句话去“宣扬”尧、舜、禹禅位的盛况。

        更奇怪的是“甲士四万五千人”的说法，这似乎是司马迁的独家“统计”数字，不见于任何史料，而且说不通。春秋之前的兵车编制最多为七十五人，其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那么甲士一共才九百人，距离四万五差太多了！退一步说，七十五人全是甲士（太豪华了），那也只有一半之数；再退一步，姬昌的兵车配置到了顶级，每辆一百甲士，还差一万五！满打满算，周军人数都不会超出三万三（假设真有虎贲三千）。当然了，“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大大增加了“血流漂杵”的可能性，除非你跟孟子一样“不信书”。朝歌城东南淇河、沧河交汇处有个薛村，谐音“血村”，据说便是当年“血流漂杵”的地方。

        《周本纪》还有更让人吃惊的统计数字：“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四千乘是个什么概念？如果姬发的三百乘配备三万士兵，那么四千乘就表示四十万人！哪来的？《竹书》明确说明前来汇合的诸侯只有那八个方国，也就是说每方国平均有兵车五百乘，比大周的兵车还要多两百乘，如此兵强马壮的方国需要听命于姬发吗？这八方首脑莫非有受虐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