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札记：《善良与纯真奏鸣曲》
善良与纯真奏鸣曲
—读叶弥《美哉少年》
夏维东
无意中读到叶弥的《美哉少年》，这个小长篇一下子抓住了我。我至今忘不了阅读叶弥《美哉少年》时的感动。不是震撼，是感动，就象一股清风拂面而来。我想不到有人能完全从孩子的角度来写“文革”，而且连语言都是孩子气的。我在一篇谈论迟子建作品的评论里提到迟子建的童话叙事风格，叶弥这篇小说的童话色彩似乎更为纯粹。
小说开头根本看不出来是写文革的，开头是这样写的：“李不安十一岁了，父亲李梦安再三劝他上学，他不肯。为这事，父子两个已经一个星期不说话了。”接下来十一岁的李不安为逃学而在村里流浪，东家一顿西家一顿地吃，吃得理直气壮。他的父母一点不急，两人看《毛泽东选集》，看得津津有味，不过两本《选集》里一本夹的是毛线编结法，一本夹的是食谱，两人一边看一边斗嘴，很好玩。
既然是写文革，那么那些诸如“批斗”、“关押”的“保留曲目”自然不能不写，否则就太不真实了，像王安忆的《富萍》在这方面就矫枉过正了，《富萍》中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安静得就像外星球的世外桃源。王安忆显然想从一种与众不同的视角写那个革命年代，但她做得远远不如叶弥成功。
叶弥没有逃避残酷的现实，那些和历史记忆吻合的场面依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李不安在村里流浪的时候他的父母正因出身问题在学校操场挨批，他的小伙伴告诉他：“你爹弯着腰，你妈站得笔直。”站得笔直的朱雪琴看见了人群中的儿子，于是她拿块石头砸自己的脚，大队书记孙二爷心知肚明还是放她回去，说：“你先回去，把毛选看上一遍，就没事了。”这话说得忒有意思，讲相声似的。
不过孙二爷的好心并不那么纯粹，在后来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美貌的朱雪琴是有所图的。孙二爷大概是小说中难得的一个“坏人”了，可他和以前伤痕文学里坏人也不太一样，在他身上你看不见意识形态的渲染，而且也不穷凶极恶，他只是一个想占漂亮女人便宜的坏男人，还有点缺心眼，听到朱雪琴因丈夫被抓而破口大骂，他居然说：“失望啊失望！可怜我还天天动歪心思。”于是朱雪琴立马把刀放在枕头底下，她告诉儿子说是防坏人，儿子打开门，看着外面的青天白日，像王宝强那样告诉母亲说：“妈，没有坏人。”
这句被作者漫不经心写出来的话其实就是这篇小说的“文眼”：没有坏人。孙二爷不是奸恶之人，他抓住纵火烧屋的李不安后，只说了句：“还不快走？凭你这几根火柴就能烧死我？”张小明的妈也不是。小说中对于“不好”的事情，几乎都是用相声式的手法，付之一笑，在抖包袱似的笑声中，作者显示了包容与仁慈之心。比如上段孙二爷滑稽的“爱的独白”；张小明的妈知道朱雪琴和孙二爷的事后，把朱一顿臭骂，临了还交代一下心迹，拍拍大腿说：“她凭什么就跟孙二爷好上了？”说话的口气分明是相声里的逗哏。孙二爷与张小明妈的“坏”是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弱点，与意识形态无关，我想这也是作者予以包容的原因吧？谁能说自己至善呢？
还有自私的唐寡妇也算得上是个“不好”的人物形像，她用尽一切愚蠢的花招骗走老刺猬的口粮，老刺猬装作什么都不明白任她骗。
流浪汉老刺猬明显是个类型化的人物，是善良与爱的化身。人物类型化有时候其实是必要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阿廖沙就类型化，目的是让他成为其他多面体的参照物。在这篇小说里，类型化同样必不可少。我们知道，童话的本质在于单纯，所有的童话故事里都有一个真善美的形像（这个形像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神仙或动物）。老刺猬正是小说里的这个形像，在孩子气的叙事语言勾勒下，他就像一个从古老童话中走出来的人物，幽默、达观、善良。尽管他有上顿没下顿，而且身体状况极差，可他成天乐呵呵的。他收留了盲眼少年（这个少年后来又被李不安收为弟弟，改名李平安），又收留了流浪的李不安，省下自己的口粮给唐寡妇的孩子们（与孙二爷不同，他对唐寡妇别无所图），最终因无钱看病，死于心力衰竭。
老刺猬其实间接死于其母之手。老刺猬的母亲相当于童话里的巫婆角色，心中充满了对离家出走的丈夫的仇恨，她的眼睛便是被泪水泡瞎的。这个瞎眼的老太太仇恨无处发泄，便转嫁到和负心丈夫嗓音相似的儿子老刺猬身上，这可真是“父债子还”了。儿子每次去看母亲，总是找来诅咒似的恶骂，母亲甚至小孩似地耍赖。老刺猬像父亲包容女儿一样忍受着母亲给予他的一切，并且毫无怨言。大冬天去看母亲，母亲竟然要他去河里摸鱼给她吃，老刺猬二话不说跳进河里给老母亲摸鱼。鱼摸上来了，他的命却丢了。瞎子老娘听到儿子的死讯没有掉一滴眼泪，半个月后她死了──绝食而死，她的死也是童话式的。瞎子老娘的内心就像海明威所说的冰山，我们看到的只是水面上的冰山一角，水面下的才是真正的山啊：那是爱，苦涩的、复杂的爱。瞎子老娘在这里获得了读者的同情：她爱她的丈夫，爱她的儿子，只是她的爱就像没有收件人地址的书信投递不出去，“信封”虽然在泪的梅雨中发酶了，可内容却没有改变，最终以生命为邮资寄了出去。
老刺猬临死放心不下李不安，他对李不安说：“老刺猬想听说说妈的好处你……大声说给我听。”于是孩子跪在老刺猬床前，一件一件地述说着妈妈的好处，说到后来他哭了起来。泪水冲刷了他心中的仇恨，他不仅原谅了妈妈，也原谅了爸爸，他甚至原谅了孙二爷。在李不安含泪的诉说中，老刺猬安详地走了。如果把心灵比作童话中的宝藏，那么善良的老刺猬就是那把打开藏宝之门的金钥匙。盲眼的李平安想必受过很多苦，为了发泄心中的仇恨，多次对李不安和其他人讲述他幻想中的“事实”，他说他用老鼠药毒杀过人。老刺猬死后，两个孩子在回乡的途中，心中再没有了恨意。当李不安被冤枉纵火时，孙大舅问他怎么办，这个孩子说：“不怎么办。我回家睡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老刺猬教我的。”
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和风细雨，即使反讽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不像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那样张牙舞爪。那个曹疯子对李不安说：“我刚才想起了老婆，怕自己太伤心，就背毛主席语录。伤心是不伤心了，但是我背语录背得浑身没几两力气了。”小说里类似这种带着机锋的俏皮话比比皆是。最大的反讽大概是去青岛看美人。
学校派李梦安去青岛取学毛选的经，这家伙回来之后很高兴，成天和老婆嘀嘀咕咕，以至于“李不安觉得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原来李梦安在青岛看见了一个漂亮女人，想必他的文学才能好得很，朱雪琴闻言欲罢不能，不时情不自禁冒出一句：“天下真有这么漂亮的女人？”这对富有情趣的夫妻便去青岛看一位陌生的漂亮女人，在那个“不爱红妆爱武装”的革命年代。朱雪琴看美女回来给儿子上了一堂“美学课”：“不光男人喜欢看美女，女人也喜欢。平凡的女人看见美女，就好像看见她今生的一个梦，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来世该是这个样子的。看见美女，平凡的女人心里会一下子忙碌起来，因为她不知道，当了美女之后，她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在这里作者不动声色地幽了那个时代一默。李不安后来和李平安一起真的步父母后尘去青岛看美女去了，可他没见着，作为读者的我们自然也就没见着，那个美人成为一个“美”的概念和悬念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在那样的年代，一对夫妻和两个孩子千里迢迢去看一个“美人”，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在政治高压之下，对美的追求之心依然不死，就像一个从石头缝里顽强探出头来的小草。如果较真的话，“千里看美人”也许并不真实，但在这篇小说里却一点也不显得虚假，因为小说的童话色彩：在童话里什么都可以发生，哪怕李不安突然变成一只青蛙我都觉得正常。
李不安和著名的童话《青蛙王子》还真的有某种对应关系。王子因巫咒而变成青蛙，后来被公主从井水里救出来而重新成为王子。李不安因为对父母的恨而流浪他乡，在老刺猬那里他学会了善良和宽容，回到故乡的李不安心中已经没有恨了，他甚至原谅了孙二爷。可以说，归来的李不安如同青蛙变成了王子。
《青蛙王子》里的善人不是小公主，而是小公主的父亲──国王，小公主的脾性完全像流浪之前的李不安，如果不是国王的劝导，小公主早把丑陋的青蛙扔到爪哇国里去了。同样如果没遇到老刺猬，很难想象李不安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流浪汉老刺猬就是那个古老童话里的国王──物质一贫如洗、精神上却丰富自足、超然于政治风云之外的国王，他用其言行塑造了李不安和李平安的心灵。
总体而言，我被小说单纯的叙事风格打动了，不过小说似乎还可以再简洁些，比如章四瓦这个莫明其妙的女人似乎可以省略掉，她在火车上以食物引诱李不安对其进行性骚扰，这个人物类似于童话里的女妖形像，但她的出现和消失都太突兀了，没有和小说融为一体，也许作者是想把她竖立为一个独特的“反面教材”吧，可惜没处理好。
《美哉少年》不是“伤痕文学”，它是爱的童话，是一首美丽的奏鸣曲，在这个“下半身写作”甚嚣尘上的时代，显得尤为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