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北革命先驱的一面旗帜--记江禹烈烈士

江禹烈，原名家辉，字甸之。1899年10月25日出生于崇安城关的一位盐商家庭里。他的父亲江作梁成家之后，继承了祖父经营的协泰盐店，并兼管十几亩薄田。母亲胡牵妹是位贤慧的旧式家庭主妇，掌管着江氏大家庭上下老少近20人的繁杂家务。江禹烈上有长兄，下有4个弟妹。父亲在旧社会里四处奔走，惨淡经营，还是承受不起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和兵痞盗贼的的欺榨勒索，常年入不敷出，生活很是清苦。加上官府腐败，听任瘟疫流行，致使病魔接连夺走了他的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残酷的现实在幼年江禹烈的脑海中留下了难忘的阴影。

江禹烈在8岁时受教于二伯父江作柱。在家庭私塾的启蒙教育中，他孜孜不倦地日夜攻读。由于江禹烈秉性耿直，坦率好问，往往给同学留下了戆直、迟钝、愚鲁的错觉。对此，他并不计较，仍然是“心有所思，随口而出，无论臧否，不事文饰。与人交亦常以忠信自勉，故人多乐与交游。”他也因此赢得了二伯父的厚爱，特地为他起了禹烈的学名，取字甸之，深寓“禹甸忠烈”之意。二伯父望侄长大报效社稷的苦心，更加激励着江禹烈服膺华夏的大志。

正当13岁的江禹烈埋头背诵《春秋》、《论语》、《孟子》等古书的时候，震撼全国的辛亥革命爆发了。革命的热潮冲击着幽静的书斋，江禹烈坐不住了。他和同学们走出私塾，全神倾听着有关推翻清廷、缔造民国的议论，脑海中奔流着前所未有的激情。1912年初，在上海起义中因军功卓绝而被擢升为镇江勤务督察长的刘逊谦将军回到家乡崇安，为了启迪民智，进一步鼓吹革命，刘将军下令挨家挨户查剪辩子。老百姓兴高彩烈，封建遗老垂头丧气；少年的江禹烈兴奋得彻夜不眠。从此，他更加向往新学，立志长大后要象刘逊谦那样，做一个献身辕轩，振兴民族的革命志士。

1915年，17岁的江禹烈说服了双亲，进入了县立高等小学。这所小学的前身是1903年创办的新式学校??中西学堂，素有革命家摇篮之美誉。江禹烈进入这所富有民主，自由色彩的新式学校之后，压抑的思想顿时象脱缰之马，奔放驰聘，如饥似渴地追求着新知识，博览古今中外有关阐述科学、民主的书籍。

1917年，19岁的江禹烈遵照父命，按照本邑早婚的风俗与仙店的农村姑娘周坤娥完婚。第二年，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幸福的小家庭生活并没有成为江禹烈追求真理的羁绊。这一年夏天小学毕业之后，他告别骄妻爱女，第一次远离家门，和同窗好友衷至纯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设在福州的省立第一中学。在中学的学习生涯中，他生活俭朴，攻读刻苦，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在福州苦读四年，他不仅学业猛进，而且还初步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他和衷至纯等经常到崇邑革命老前辈潘谷公家中面聆教诲。潘谷公当时在福州担任进步报纸《闽报》的主编，经常以犀利的笔锋抨击地方军阀的劣迹荷政，深受民众欢迎。江禹烈往访时，健谈的潘谷公滔滔不绝地向着比他年小16岁的忘年之交倾谈祖国的命运、革命的鸿图，使他初步认清了挽救中国必须铲除军阀，打倒列强的道理。

1919年“五四”爱国反帝运动的浪潮席卷福州，各校学生纷纷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行动，抗议北洋军阀的卖国行径。愤怒的学生蜂涌到日本领事馆前示威。工人、商人、市民也纷纷组织起来为学生撑腰。他和衷至纯、张固、左诗赞等在省立第一中学求学的同乡学友一起，跟随着潮水般的队伍并肩前进，奋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坚决抵制日货!”等口号。学生们沿途散布传单，发表演讲。江禹烈和同乡学友们热血沸腾，嗓门都喊哑了。在查封、焚烧日货中，江禹烈深情地对学友说：“帝国主义所以要欺侮我们，是因为他们经济富裕、科学发达。我们要拯救中华，除了振兴实业之外，就没有其他道路。”从此，他更加关心社会问题，更加向往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抱定了上北京钻研工业科学、借以施展救国济民的鸿鹄大志。

1922年，江禹烈从中学毕业了。由于家境衰落，无力缴纳昂贵的大学学费和生活费，他陷入了失学的危境。父亲只想给他谋个糊口的差事，但他不愿改变初衷。在他的哀求下，父亲只得变卖了家中的部分田产，为他凑足了路费和学费。这年夏天，他和衷至纯一起考入了北京国立工业大学，来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北京。

到北京之后，江禹烈并没有很好地实现自己“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美好理想。党领导下的学生群众运动促使他从书斋走向街头。在1923年李大钊同志领导的“驱彭斗争”中，他投入到千余名学生的示威游行队伍中去，高呼口号，坚决要求撤军阀豢养的无耻政客彭允夷的教育总长职务。斗争逐渐深入之后，群众自觉地掀起反帝高潮。江禹烈目睹示威学生惨遭反动军警毒打、300多人横卧街头、鲜血淋漓，心中升腾着无法扑灭的烈火。他在日记里奋笔疾书：“今日驱彭之请愿不特无愿可偿，反遭国会毒打，致重伤几十人，但学生本神圣不可侵犯，今被此无人格之徒大辱，安肯与之干休!”事件发生之后，李大钊同志起草通电，谴责军阀政府的暴行，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并进一步发展成了以“打倒军阀”、“推翻(军阀)政府”、“否认(军阀)国会”为中心口号的广泛的政治宣传。江禹烈在党领导的这场斗争中逐渐觉醒了。他在日记中以质问反动派的口气写道：“此种国会，尚不解散，吾民岂不甘受各国所轻乎?!”反动军阀的无情棍棒的确把他的“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幻梦击得无影无踪。在彷徨中他冷静地观察社会，认真地阅读了当时流传于青年之中的《新青年》、《向导》、《先驱》等共产党人创办的进步刊物，探索自己所热衷追求的“科学救国”之所以行不通的根本原因，终于从朦胧和疑惑中得出了明确的答案。他在1923年的日记中斩钉截铁地写道：“内有军阀之摧残，外有帝国主义之压迫。害虫不先铲除，根芽无从滋长。”“帝国主义未打倒之前，真正为人类谋幸福的实业是不能在中国发达的。”他还曾对同学明确地表达了对“读书救国”的彻底否定：“我们整日埋首在实验室，固然是好的，但是中国目前用不着这般书呆子，所要的是革命的人才。”他甚至向这位同学更进一步地阐述了自己的立场：“无产者与有产者的利益，是互相冲突的，绝无调和之余地”。江禹烈的思想突变，说明了当法虽然中国共产党诞生仅仅是一两年，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已经点燃了先进青年江禹烈心中的革命火种。他在1923年2月26日日记中毅然宣称：“从今以后，吾愿与同志作革命事业矣!”这充分表达了他决心参加中国共产党，誓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终身的坚强信念。

1923年2月7日，军阀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残酷杀害京汉铁路工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北京学生联合会发表通电与宣言，痛斥军阀的罪行。许多学生在《北京学生联合会会刊》上发表文章，对中国革命前途、道路、方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江禹烈也参加了这场论战。他写道：“吾之所最赞成者，即所谓用手枪等为过激的革命。……吾辈若不从过激手段着手，仍作此种无益举动(按指罢市、罢工、罢课)，则彼等更从此施以残毒压制，岂不于事无补哉!”这年暑假期间，他在家乡崇安和杨峻德、衷志纯等数十名闽北籍在外求学的同志组织了“建属六邑国内外留学同志会”，并发表了《宣言》，主张从文化宣传着手，启迪民智，打倒一切恶势力，改造社会。翌年暑假，学生带着大量书籍、刊物回到家乡，在自己家中办起暑期学校，向工农群众大力宣传革命思想。江禹烈写道：“做革命事业者，实以工农为最，我们应从此入手。”他把北方的革命火种播到家乡崇安，成为鲁迅所热情讴歌的希腊神话中的盗火之神。

正当江禹烈倾尽全力，利用暑期在家中向工农宣传革命的时刻，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协泰盐店的运盐船只遭到土匪的袭击而沉没，店铺倒闭，经济窘迫，江禹烈只好辍学在家。在这一年中，他目睹地方官府腐败，兵匪不分，土豪捐棍为非作歹，穷苦百姓怨声载道，心中更加不满旧社会的反动统治，于是经常来往于福州、南平、建瓯及闽北各地，联系志同道合的学友，宣传革命，切磋真理。他还经常向北京的同学函询北方革命斗争的情况，也将闽北的现状向北京的同学作介绍。在江禹烈的积极参与下，“闽省旅京学生会”于1925年4月创办了会刊《闽灯》。刊物“于军阀恶棍之横行，努力攻击；青年思想之灌输，不遗余力。”还在省内外各地设立代购处。革命的火种从此播得更广了!

江禹烈在家乡崇安，还进行了“五卅”运动中的反帝大宣传。当他接到“五卅”惨案发生地上海的通电后，立即在崇安高小、县立职业学校、南门小学中进行宣传发动，组织了400余名学生和进步教师进行罢课以示抗议。示威游行的队伍高举“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三角旗，高呼“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等口号，散发传单，发表演说。他还组织洋货检查队，深入大街小巷，封缴日货，并把他们集中在大岭头城隍庙外烧毁。学生的反帝宣传得到了崇安各界人士的支持，邮电工人、商人也相继罢工罢市。这是崇安县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它为两年后崇安党组织的建立，为以后学生运动和工农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思想启蒙作用。

这年暑假，一些在外地求学的同学如徐履峻、衷志纯、董涵球、董世闻等先后回乡，他们经常聚集在江禹烈家中，畅谈自1924年国共合作以后全国各地蓬勃开展革命运动的盛况。江禹烈在家里再也呆不下了，暑假还没有结束，他就告别了刚刚分娩的妻子，同回校求学的同乡一道，负箧北上，重返北京。

1925年秋天，北京充满了一片革命生机。10月7日，中共北方区委和共青团北方区委联合发出《告工农、学生、军士书》，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与段祺瑞政府勾结，召开关税会议，分裂反帝统一战线。中旬，党团还组织了多次要求关税自主、反对关税会议的示威游行。刚刚回到北京的江禹烈立即投进游行队伍，并加入了“学生军”及“北京革命学生敢死队”。革命斗争一浪紧接一浪。11月28日，北京爆发了以推翻段祺瑞政权和建立“国民政府”为目的的革命运动??“首都革命”。这天上午，江禹烈作为学生敢死队的成员和工人保卫队并肩走在群众队伍的最前面。在神武门前开完示威大会后，李大钊同志率领队伍，秩序井然地向着执政府前进。示威的群众包围了执政府，赶跑了警察总监，占领了警察局和邮电局，在段祺瑞的巢穴，险些抓住这个独夫国赋。江禹烈兴奋得彻夜不眠，他为民众的威力而激动万分，也为未能掌握武装达到推翻段祺瑞政府而深表遗憾。这一段时间里，他精力充沛，大力鼓吹革命。他在日记中，痛骂官僚，痛骂议员，痛骂政棍，痛骂洋鬼子，痛骂假礼教，痛骂污浊的中国社会。这年年底，他在北京工业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人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江禹烈也加入了国民党。

1926年，北方革命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形成前所未有的高潮。1至2月份，北京一连举行数次反对英、日帝国主义扶植直、奉系军阀的示威大会，引起了日、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府对倾向革命的冯玉祥国民军的仇视。这年3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豢养的奉系张作霖部队，日本帝国主义便公开出兵干预。3月12日，两艘日舰驶进大沽口，公然炮击国民军，国民军亦开枪还击。于是日本便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议，并联合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等国，借口维护《辛丑条约》，3月16日以八国名义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津沽间的军事行动和撤除防务等等，并限于48小时以内答复。日本帝国主义悍然侵犯中国主权的强盗行径，激起了北京各界的强烈愤慨。江禹烈义填膺地告诉同学说：“帝国主义的‘哀的美顿书’(即最后通牒)又来逼命了，段祺瑞这个儿皇帝不敢得罪洋太上皇，国耻!国耻!我再也不能忍耐了!”

在党和李大钊同志的领导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立即在北京展开了。3月17日下午3时，北京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200余所学校、团体，共有代表400余人，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3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国民大会。江禹烈连夜通知应到会的人及时赶去开会。18日上午10时，北京总工会、总商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和各校学生5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抗议八国最后通牒，要求驱逐八国公使出境。正午12时，2000多群众开始游行示威，江禹烈走在浩浩荡荡的群众里，与学友们互相鼓舞激励，还帮助带队的同志整理队形。示威群众到铁狮子胡同向段祺瑞执政府请愿，李大钊、陈乔年、赵世炎等党的负责同志参加了示威游行。陈毅同志和北师大党支部书记黄道以及邵式平同志作为学生领袖，也率队来到执政府门前的大空坪上。面对着执政府，游行队伍分列成数十列。李大钊同志偕王荷波同志紧靠大门左边石狮子左侧，站在队伍的最前面。当时中共北京地委西部委员书记乐天宇带领西部各团体队伍站在第二列的最前面。作为北工大党支部书记的江禹烈则带领该校队伍站在第三列最前面。如临大敌的执政府卫队荷枪实弹，虎视眈眈。当游行代表正在商量下一步对策时，段祺瑞竟然纵容卫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开枪，接着，手持木棍、马刀的卫兵又凶狠地冲杀过来。江禹烈首当其冲，口部中弹，仆倒在地，鲜血淋漓。但他完全置生死于度外，当学校同学要扶他起来时，他忍痛挣扎着回答：“不要紧，你们快跑，枪弹密得很!”话刚讲完，追打砍杀的卫队强盗又践踏而过，江禹烈的肠子和肾脏暴露在身外，惨不忍睹。当用人力车运往协和医院后，他双眼圆睁，仍然痛骂卖国贼亡国奴不已，直到当晚9时含恨去世，年仅28岁。这次被称为“3?18”惨案的死亡烈士共47人(其中不知名的两名)。北京工业大学的建瓯籍学生刘葆彝(序五)、四川籍学生陈燮(调元)同时殉难。

“3?18”惨案的第二天，北京各校停课。国立北京工业大学师生于上午9时召开了500余人的紧急会议，决定组织“3?18”惨案善后委员会，议决了对江禹烈等三烈士进行厚殓以及惩凶、抚恤、建碑、罢课等项事宜。3月28日，学校为三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三烈士的灵柩上覆盖着五色国旗。同学们抚棺痛泣，悲愤交加。4月1日，“建属六邑同学会”在北京建宁会馆再次举行江、刘两位闽北籍烈士的追悼会。闽省旅京学生会的会刊《闽灯》于4月份出版了纪念专号，发表了《为三月十八日北京大屠杀事告福建民众书》，号召“闽人速起而救福建”。

江禹烈精神不死。他影响了家乡一代爱国的有志之士。这年5年间，江禹烈、刘葆彝生前好友衷至纯、吴文林以及长辈潘谷公、潘祖武等人护送烈士巨幅遗像，并携带烈士遗物、血衣等经福州分别到达崇安、建瓯。在福州，闽北旅省同学会为两位英烈开了追悼会。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潘谷公的夫人郑心如率子女献给两烈士一副挽联：“为国牺牲心可碎，前仆后继志益坚。”崇安各界人士于6月份在县立高等小学为江禹烈隆重召开追悼大会，并举行了展示血衣的游行。烈士的妻子手牵幼女，怀抱尚在襁褓之中的男婴，恸哭几至昏迷，路人无不掩面挥泪。随后，在清献镇大岭头的高等小学的校门前建造江烈士的衣冠　，并树碑纪念。

正当江禹烈烈士播下的革命火种在闽北燎原之时，北京人民仍然铭记着他的勋业。“三?一八”惨案两周年之时，北平特别市政府在民众舆论的压力下，把41位烈士的忠骸移葬于建在海淀区“圆明园”风景区“九州清宴殿”的3?18”烈士公墓内，树碑供人瞻仰，碑上镌着市长何其巩撰写的39位烈士的墓表。公墓的西北角，另外矗立着国立北京工业大学专为本校的江禹烈、刘葆彝、陈燮三烈士建的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