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打共和国主席女儿的假

现在时兴打假，看见下面这文章，是歌颂前国家主席和他的女儿的。咱也比葫芦画瓢，随便在鸡蛋里面挑点骨头，较一下真，打一打假。

她改变了自己的名字 共和国主席之女的人生起落　文章来源: 新闻午报 于 2006-08-02

王晴与刘少奇

在北京，有一个叫王晴的女人，与她初次接触打交道，如果是在她担任北京食品研究所所长时，那就可能给你留下这样的印象：她是一个做事干练、雷厉风行的女强人；如果是在国内贸易部的办公大楼里见到她，面对科技司司长王晴，跟她谈公事，最好把各种数据图表都准备妥了，要不然，她会用一连串的问题把你问倒。再稍稍打听一下，或许就会得知，这位科技司司长可不简单，她是中国第一个完成学位如期回国的双学位硕士，曾是军马场的女知青。当然，你可能还会十分吃惊地听到某位深知底细的人悄悄对你说一个秘密：“知道吗？她的父亲是谁？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王晴原名叫刘平平。

1、少年时挨饿的滋味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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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即使不在困难时期，刘家的物质生活也非常一般。那时候，刘少奇同志的工资是404元，王光美则是120多元，要养活孩子和阿姨7个人，经常还有亲戚朋友往来。很长时间，孩子们每月的零花钱只有2元，除了吃饭，几乎没有零食。有时只有一个苹果，由母亲作主，把这个唯一的苹果切开，少奇同志一半，最小的女儿小小一半。

工资都那么高了，５２４元一个月，还说是生活一般。那新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农民，都不知道是怎么样活了。记得８０年代初我们都念中学时，菜金一个月才只２元，哪里有什么零花钱呢。更何况记者说的是在五六十年代。

这样的生活也值得抱怨，后来被送到乡下，是一点都不亏的。

2、周总理接她们去打球

9岁那年，爸爸交给平平一封信，让她送给妈妈。她自己倒汽车、挤火车，又步行十几里，赶到在农村“蹲点”的妈妈面前时，妈妈愣住了，怎么让这么小的孩子专门来送一封信？

等她拆开信一看，才晓得这是少奇同志教育与培养女儿的一次实践，以此锻炼她的能力。

可怜天下父母心，竟有这样去锻炼孩子的。好多农家子弟，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坐火车。人家可好，拿了国家的交通工具作玩具。还好意思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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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平平和周总理接触较多，关系也格外亲密。1963年的一天，总理突然打电话让平平和几个弟弟妹妹去打乒乓球，他陪着孩子们玩了整整一个下午。孩子们玩得很开心，然后，周总理又派人把他们送回家。此事过去很久，平平才知道其中的原委。

原来，总理从情报部门得知，当时正在柬埔寨出访的刘少奇主席那天下午面临一场谋杀，为了防止万一敌人对刘少奇子女也进行攻击，他就在采取措施的同时，把孩子们也叫到了身边。由于措施及时，刘主席安然无恙。消息传来，总理才放心地让孩子们离去。在送孩子们走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平平说：“要好好地爱你们的爸爸。”

周总理这人也是，对自己那么不尽人情，可是对江青林彪刘少奇这些领导，极尽拍马之能。一个大国总理，日理万机，竟然有功夫陪几个小孩子去打球，可谓是不务正业的了。

想一想，孩子们也都不傻，布什总统赔谁家小孩子玩整整一个下午，这些小孩子还会不开心？

3、“文革”中，她成了造反派陷害母亲的人质

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革”爆发时，16岁的刘平平也是一腔豪情，誓死捍卫毛主席，要与“帝修反”斗争到底。运动初期，红卫兵组织还把一直是学生干部的她推出来，当了头儿。平平与同学们一起，雄赳赳、气昂昂，刷标语、穿军装、唱造反歌、“破旧立新”。

只是出于善良与人道的本能，平平比同学们多了几分冷静，她不赞成打人、搞武斗，而在其他诸多的“革命”行动中，她则总是身先士卒，冲在前面，是名副其实的红卫兵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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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别人的命成，因为别人不是人；可是一到革自己的命，全都成了迫害，成了阴谋。

1968年的新春，对平平毫无温暖可言。爸爸妈妈早已不知道被隔离在哪里，姐弟几人分别住校，连最小的妹妹小小也和赵阿姨一起被赶出中南海。3月26日，平平突然被关进北京卫戍区监狱。进去以前搜身检查，甚至把发卡、裤带也拿走了。

问一问后来林彪的女儿，还有其他数不清的被投进监狱的犯人，坐监狱的时候，是不是要搜身检查，是不是可以带发卡和裤带。如果都是一样，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4、改名“王晴”的刘平平拿到四个学位

粉碎“四人帮”，刘平平与她的弟妹们才回到了北京。他们的父母还没有解放，含冤而逝的父亲的骨灰也还不知去向。但是，他们刘家的几个子女，不光被允许参加刚刚恢复的高考，还都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成了改革开放时期的第一代大学生……

最好把高考的成绩也公布一下，别以为别的考生，都是傻子。

学有所长的刘平平有机会到美国去深造，她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王晴。出国时，刘平平已经31岁，国家规定她在5年里拿到学位，可1986年她回国时，已经拿到4个学位：家政系食品专业学士、食品营养科学硕士、食品营养硕士和营养教育博士。

国内都大学毕业了，还有必要读国外的学士？要不就是因为成绩差，国内的学士没有拿到？再说啦，国家再有钱，有必要读两个食品营养学的硕士吗？显摆，有这么显的吗？

平平的博士学位指导教师、美国国会议员卡索教授，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她：“王晴是我最优秀的学生，她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并且肯定有一个伟大的前途。”

值得说明的是，卡索教授是在看了《纽约时报》的报道后，才知道王晴的真实身份。他在给平平的电话里感叹：“我现在知道你学习的动力来自哪里了。”

这老卡，不愧是当政客的，连拍马屁，也都呱呱的响。

5、北京第一条豆浆生产线在她手上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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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最后一年，平平做完了全部前期工作，回国就直接进了豆制品厂。老赵阿姨半是心疼，半是埋怨：“那些日子里，平平是我们家回来最晚的人，一般到晚上点，十一二点回来是常事。生孩子在医院里，还找人说工作，休息一个月就又上班了。”

1987年，北京第一条豆浆生产线投产，袋袋浓鲜豆浆一上市就成了抢手货。与此同时，平平的论文在美国顺利通过，指导教师说，这是唯一一篇理论实践同时实现的论文。

前面都说１９８６年回国时拿了四个学位的了，论文却是１９８７年才通过，而且论文是在国内完成的。那谁敢保证，里面没有秘书们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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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改变自己的名字；她在研究所正式参加工作后，严肃声明：要我做什么工作都可以，可是，我拒绝利用我的社会关系去办任何事。但是刘平平也好，王晴也罢，她却永远摆脱不了父亲的影响。和“文革”中摆脱不了家庭厄运一样，平平时至今日摆脱不了这种苦恼。但是，和公平最后属于她的父母一样，历史也会同样给予她的儿女。

哈哈，得过了便宜，再卖乖，是这些高干子弟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