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西莉获奖 | 我会关注一些中国人看不到的东西 文汇笔会

林西莉写这本书，出于偶然。她1952年高中毕业，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艺术史、历史、语言学，毕业后到德国、意大利专修音乐，后任中学历史教员。她喜欢教书，但不甘心这么早就安顿下来。她对欧洲文化已有基本了解，但仍渴望体验其他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于是拜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为师。高本汉当时已名扬天下，他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经罗常培、赵元任等翻译成中文，成为汉语语言学的经典。高本汉教汉字时，会把字的来源和已知的原型（甲骨文和金文）告诉学生。他的讲授方式，他的博学，他对汉字的热爱深深影响了林西莉。当她的第一任丈夫去瑞典驻华大使馆工作时，她就决定同去中国，到北京大学就读。那个年代要获得中国的留学签证很难，中方审批者不理解她为何要去北大学习。无奈之下，只好求诸名流推荐，甚至获得了国王古斯塔夫六世的许可书。1961年1月2日，他们终于成行。林西莉后来说：“二十八岁来到中国是我生命中的转折点，而那时我并没意识到。” 

几年后林西莉回到斯德哥尔摩，重操教书旧业。一天，十八位中学生联名提学汉语的请求。可是到哪儿找老师呢？林西莉毛遂自荐，得到允准。起初她和学生都觉得很难，但渐渐有了兴趣。当学期结束时，她给文化部写了一封信，学生们都签了名。信里介绍了他们开设汉语课的情况，建议将汉语正式列入中学课程。没想到两个星期就收到答复：秋季那个学期就开课吧。没有教材，自己编。她买了一台复印机，把在北京用过的课本和一本美国出版的中文课本里的笔画、笔顺、图解等复印下来。秋天开学，有二十三名学生报名。瑞典教育系统里从此有了汉语教学。 
 

开课初始，她就认定，不用北大那样死记硬背的办法，而是借鉴高本汉的办法：通过造型生动的甲骨文、金文，让汉字活起来。她还尽量利用中国新的考古发现，一些文物图片，使学生对汉字的形状来历有迹可循。“我发现我的学生的反应和我过去完全一样——我对汉字的结构和早期形式讲授得越多，他们越容易理解和记住这些汉字。当我同时也讲解这些文字所来自的那个世界，讲述古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房子、车辆、衣服以及他们使用的工具，讲述产生这些文字的自然场景——乡野、山河、动物与植物时，效果就特别好。”作为外国人，她对每个汉字、一撇一捺都充满好奇，总是刨根问底。她曾跟我说：“我会关注一些中国人看不到的东西。” 

《汉字王国》内页

随着课程进行，她讲的字词越来越多，积了厚厚一本。有一天她忽然意识到，这些字词或许可以集成一本相当有趣的书呢。当1973年她又有机会得到中国的签证以后，每年都会来一两次，到图书馆查资料，拜访专家学者，前往考古发掘地观察实物，在山东、陕西、河南等地设立考察点。如果发现一种工具或文物器具与某个字字形有关，她便会兴奋得不得了……直到1989年，她五十七岁那年，《汉字王国》问世了。这不是一部博士论文那样的学术著作，而是一部通俗的文化读物。书一出版即在西方引起注意，获得瑞典文学图书最高奖——奥古斯特奖（以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命名），并被陆续翻译成十几种文字，成为西方人学习汉语的必备书。 
 

我敢说，虽然书中的一些研究成果，还未得到专门的研判，但迄今为止，没有一本关于汉字的书，这样简洁明了，这样富有趣味，这样具有启发性和独特的推想。有必要指出的是，她的研究和写作开始于1973年，那时“文化大革命”仍波涛汹涌，没几个中国人关心汉字的事情。 
　　　 

《汉字王国》内页

林西莉从小喜爱音乐。留学北京之前，她就打算不但学习汉语，还要学习中国乐器，比如琵琶，因为琵琶与她弹过的鲁特琴接近。途经莫斯科时，她去拜访一位音乐教授。教授建议，唯一的选择应该是古琴，“古琴和鲁特琴一样，是用来反思和感受心灵的乐器”。在北京，她只身闯到音乐学院造访。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别说是外国人，即便是中国人，没有介绍信也是无法接洽的，何况还有语言不通的问题。幸运的是，接待她的是一位友善的先生，凭借双方都能懂的一点点德语，她说清了来意。通过他，找到了北京古琴研究会。过了许久她才知道，这位先生正是她后来的古琴老师王迪的丈夫。 
 

北京古琴研究会是上世纪50年代初成立的，目的是对全国收藏的古琴进行调查和统计，同时出版和批注所有的古琴名曲，把它们写成五线谱，还监制一些古琴唱片。研究会的工作人员，大都来自旧时代的文人阶层。管平湖的父亲是宫廷画家；溥雪斋是末代皇帝的堂兄；查阜西、吴景略是音乐学院教授，还有汪孟舒、杨葆元等，年轻一辈则有王迪、许健。在林西莉的印象中，这些人都温文尔雅，安安静静，让她很有安全感。在跟王迪学琴时，管平湖、溥雪斋有时会轻手轻脚地走过来，评点一下她的指法。他们偶尔的弹奏令她痴迷……她印象中的管平湖“不过一米五的样子，瘦弱矮小，满头灰白的头发。他把那双又大又黑像树根一样凸凹不平的巨手在琴弦上摊开时，反差极大。他的弹奏如此有力，仿佛整幢楼都要倒塌一般”。 

学琴贯穿林西莉整个留学时光。她借用研究会的一张宋代琴，但她明白，需要有一张自己的琴。可是到处都买不到。知道了她的难处，研究会决定送她一张琴，是明代的“鹤鸣秋月”（据说那时一张明琴不过十几元钱）。离开中国之前，为她安排了一场考试，有二十多位专家在座。专家们评论说，一听就知道是王迪和管平湖的高足。老师们让她找一台录音机，他们弹奏一些曲子，以便她回瑞典后继续学习。她托人从香港买了当时最好的德国根德牌录音机，如同现代烤箱一样的大家伙，录下了管平湖等古琴师弹奏的二十二首曲子。 
 

《汉字王国》完成后，她有心再写一本书，讲述自己在北京古琴研究会学琴的经历，并把古琴介绍给欧洲人。她说：“对我来说，那段时光是无价之宝”，“‘鹤鸣秋月’这张琴，和那些我在北京古琴研究会有幸遇见的人，便是促成我写这本书的重要原因。”《古琴》从准备到写成又用了十五年，并再次获得奥古斯特奖。她还请王迪的女儿、中央民族乐团的古琴师邓红到瑞典做了四十多场演奏，场场爆满。 
 

还在《古琴》正式动笔的1998年，我就跟她说：“您快些写，写出来交给我出中文版。”以后每年见面，都少不了这个话题。中文版于2009年问世，我由山东调到三联书店工作已经七年了。 
 

遗憾的是，1962年离开中国后，诸事忙乱，那盘珍贵的录音带林西莉怎么也找不着了。2014年她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了它，兴奋不已，可是已经没有放这种磁带的录音设备。她打电话给唱片公司的朋友，得到的回答是：“你无论如何不能在录音机上放，不然上面的东西就全毁了。请你到我这里来。”三天后他打来电话说，磁带上录制的东西得救了，“效果非常好。你想让我帮你编配吗？”这些古琴大师的录音中，起码有十首是从未灌过唱片的绝版。她决定把这它们制成CD，与新版的《古琴》一起在中国发行。 

《古琴》尚未封笔，她又有了新的写作冲动：《另一个世界——中国记忆，1961-1962》。“在这部作品里，我将从另一个角度讲述在中国两年的所见所闻。当时我还是一个没有什么阅历的青涩的西方青年人，处于对所有事情都似懂非懂的一个奇怪的中间状态。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1949年革命成功了，一切都已经步入正轨，为什么人民还会挨饿？今后怎么办？没有人知道。作为一个局外人，以我自己的经验讲述了我怎么样从把中国视为洪水猛兽、在很多方面都厌恶她到比较好地理解她——最后不顾一切地爱上她。这是由于我接触了中国文化，特别是文字、音乐和结交了很多不同个性的人。”我与她约好，书写完后，仍请李之义翻译，由我来编。这本书她也写了八年。 
 

在写这本书时，留学时的六大本厚厚的日记和写得密密麻麻的七十九封家信帮了她大忙。当时封闭的中国与她所生活的欧洲反差巨大，她的记述有种陌生感，有种探求、疑问的色彩。一切都很新鲜：教学中的教条主义，市集上的杂耍表演，观者寥寥的名胜古迹，上海、杭州、苏州、广州、武汉等城市的游历。她借了一台照相机，拍了许多照片，其中二百五十多幅组成这本书的重要部分，再现了上世纪中叶的中国，比文字更直观、更具冲击力…… 

在漫长的五十多年里，林西莉的目光一直注视着中国。在这目光里，我们似乎被拉开距离，看到陌生、另一面的自己，令我们心动和深思。此刻，隔着千山万水，我似乎又感觉到她那热切执着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