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度执行力高的不可持续性

有时候看到国内抗疫执行力之高，也有点不可思议之感。一个地方出现一个感染者，上千万人口的城市说封就封了，马上开始普查。几乎每家门口都会出现人监督，上千万人的普检说干就干，也用不了几天。常常十天半个月，该地的疫情就解决了，通常会伴随着一些官员被撤职，然后该地又恢复原状，可以不戴口罩自由通行了。

回观美加，那可是不一般的情景。我在加拿大经历过一次隔离，一共14天在家，第一，八天隔离机构会邮寄给我一个采集盒，通过网上一个类似Zoom的软件，约到后有人看着你采集完标本，放在备好的回寄邮包，邮递公司会自动取回。以后每天只要电话报告一下有没有症状即可，没有任何人，任何追踪App来监视你。唯一要担忧的是，如果外出出了车祸被逮住了，那可是违反了隔离法，要承受8000元的罚款或留下刑事纪录的惩罚。总之，这种隔离没有任何强制性，执行全靠自觉，因为人性总是会见缝插针利用制度的弱点，因此执行力肯定不如中国的隔离制度。

我的准儿媳是加拿大的家庭医生，和我讲了参加疫苗注射的情况。每个疫苗注射点，通常医生护士有二十人左右，医生每小时200元，护士50元，还有几十人的注册，保安，试剂准备等人员，都是要钱的，这样算下来，光工资支出一天一个点就得有十万左右。整个加拿大得有上百个多点，就算100个吧，那一天的开销就得一千万了。这只是个3000多万人口的国家，搞这么一种不严格的抗疫措施，也搞得劳民伤财，效果也不怎么好。

中国进行过全民普测，全城封闭的千万人口城市何止十个，有的还多次普测，在大冬天的，经常会出现可歌可泣的事迹。但这些执行都需要人，需要钱的，就算把钱由加元变成人民币，也是个天文数字了，更何况中国实施的力度岂是加拿大可比的。不说成本，也不谈结果，光是那么多人竟然被动员起来，那么多人承受这种折腾，在美加也是难以想象的。

拜登总统发布了一个总统令，要求所有雇员超过100人的公司都必须强制打疫苗，结果被抗诉违宪，不了了之，更别说封城了！在中国，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中国制度上的执行力，我认为是来自于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官员问责制！这种制度并非本朝专有，明朝就有了，到了清朝发扬光大，到本朝则更加严酷。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在春秋战国时代就由以民为本，逐渐发展到以君为本，商鞅的法家观点，更走向了以愚民，弱民，贫民而达到绝对地控制人民为目的。政府由一个因管理需要产生的服务机构，异化为主体，而被服务的人民反而成了附属物。君要治好民，最核心的就是如何使用好官吏！

官员的权力很大，任用官员的权力来自于上面，因此官员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让上面满意。但官员也有欺上瞒下的问题，上面也不太清楚下情，常常被下面欺骗。一旦出了问题，调查非常耗费时间，而且很多事通常可以找到借口，因此从调查开始，时间通常需要一年半载，最后多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官员们会发现作弊的收获比成本大很多，因此变本加厉。

明朝时，发明了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官员问责制。只要出了问题，一律处罚负责的官员，而不去调查。比如皇帝要求各地犯罪率要低于1%，有个地方因为一场群体事件，死了几十个人，犯罪率肯定高于1%.朝廷就不分青红皂白，撤了这个地方的官，严重的还杀了他。这给各地官员极大的震撼，为了防患于未然，加强了监控和提前解决民间矛盾的力度，这客观上是有力于朝廷目标的实现的，牺牲品是一些运气不佳的官员。

这种方法容易操作，皇帝用不着怎么废心，定个目标，达不到就处罚，更省去了调查的麻烦。官员们为了保住乌纱帽（利益极大），只能跟着皇帝指挥棒转，还要时刻警惕。

在本次抗疫方面，这种效应非常明显。上面定个目标，各地必须保持零感染率！出现问题就要问责，问题越大处理越严重，置之不理最严重。当一个地方出了病例，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一级级压任务，压力由地方主管传导到最下一级部门，为了保官，不惜一切代价，于是个人的休息时间自然不在话下，成本也不在话下，一个千万人口的封城行动就一夜间得以实施了！

有得就有失。当年陈胜吴广所以反，就是因为有个不分青红皂白的过期问斩制，“等死，死国可也！”。这种问责制，第一会造成官员隐瞒问题，就像2019年疫情初起时发生在武汉官员那儿的事；第二会造成因一刀切造成的矫枉过正，为了抗疫，什么都停下来，就像宁波港几十亿美元的货，就因为出现一个无症状感染者而停发，其损失难以估计，而无数个人因为抗疫而产生损失，可以是难产得不到救治死亡，可以是重要的约会无法实现，可以是公司没有按时交货从而导致倒闭，在官员为了保住官位的强大动力下，这些都成了牺牲品。第三，会导致科学的解决方法无人问津，因为那和保住官员的官位无关。上海的张文宏提了和病毒共存的话题，马上被挖地三尺，无人敢再提此事。

而且，这个机制的前提，是上级对下级有绝对的控制，但这并不是天然如此的。权力机制发生问题，上级叫不动下级，也无法撤了下级的情况，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共产党也经常冒出“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抱怨。为了保持政令的通畅，习近平以雷霆手段反腐，才做到这点，但问题还是会反复出现。

说到底，还是以民为本还是以君为本的问题。政府的功用，本来就是为了一个社会解决公共管理的机器，却反过来成了一个社会的主人，要人民当政府的奴隶。就好比日本电影“七武士”里的农民，因为不堪匪患，请了武士来保卫村庄。如果武士们为了保卫村庄，就要村民们给他们做奴隶，那些农民何必出钱来请主人，直接给强盗当奴隶得了，还不要出钱。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为了抗击日本人，抓人民当壮丁，虐待人民，无预警炸了黄河瑅坝淹了几百万人民，那人民要这个政府干嘛，还不如直接给日本人当奴隶，也最多不过如此！

新冠病毒本来最多也就造成2%左右的死亡，为了防止这2%的死亡，整个社会要当奴隶，走到那儿都要受监控，政府还自以为得计，美其名曰执行力强。岂知一个反宾为主的政府，才是人民最大的敌人，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社会，越是在危机时刻，越是要警惕政府利用这个机会剥夺人民的权利！

决定权应该交给人民，就像战争，由人民投票决定是死战还是投降，而不是由统治者决定，二战中芬兰民主投票投降，命运蛮好，希特勒一人决定血战到底，德国二百万妇女被奸，国碎家破。美国是大多数人民决定不要再封城了，不许政府搞强制接种，民意决定他们愿意接受2%的牺牲，胜过失去自由，成为政府的奴隶。中国有给民众表决的权力吗，政府一意孤行地封城，其目的并不是为了人民，而是为了更有力地控制民众，如果单从死亡率来说，癌症的死亡率几乎100%，每年死200万人以上，绝对数和相对数都高新冠很多，为什么政府不禁止高致癌的烟草业？

这种执行力，没有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