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拉克六年时间里杂记（ZT）

        飞哥，是文中的主人公——身材挺拔，玉树临风，颜值很高，也不失风趣幽默。他在伊拉克有六年之久，从他最初去的2005年到他离开的2011年，是充满危险和挑战的六年，也是伊拉克业务快速发展的六年。这六年，发生了哪些故事，听飞哥给我们讲。

“不用再考虑了，我去”

        那还是2005年初。有一天领导找到我，说伊拉克市场潜力很大，需要人手，问我愿不愿意去，常驻地在巴格达。我当场就答应了。领导可能觉得这是个大事，没想到我答应得这么爽快，严肃了一下说，你好好考虑考虑。我说，不用考虑了，我去。我当时为什么答应那么快，是觉得这是公司对我的一种信任。
        我记得第一次入境巴格达是2005年6月3日，凌晨4点多，飞机从约旦首都安曼起飞，当飞到巴格达上空的时候，天刚蒙蒙亮，俯瞰着波光粼粼的底格里斯河和这座刚刚从沉睡中醒来的拥有7000年文明的历史古城，我能感觉到巴格达的美。飞机径直飞到巴格达机场正上空，然后一圈一圈地开始盘旋下降，问了旁边的伊拉克人才知道，因为担心飞机在下降过程中遭遇炮弹袭击，所以飞机会一直保持飞行高度，直到机场上空安全区域再缓缓下降。司机接到我们驱车驶出巴格达机场的时候，一条英阿双语的醒目标语由远及近：You are leaving the secure area。

伊拉克的母亲河之一底格里斯河

曾经美丽的伊拉克

“怕与不怕”

        在巴格达工作和生活，被谈论最多的就是“安全”问题，我觉得要经历从“怕”到“不怕”再到“怕”的过程。一开始一定是害怕的，无论是耳濡目染，还是身临其境，那都是和平年代体验不到的特殊经历；随着时间的推移，见的多了，对爆炸、恐怖袭击就会产生麻木甚至侥幸心理；到后来，当真正经历了近在咫尺的危险后，我们会真正体会那种窒息的恐惧，感叹生命的宝贵。
        2006年底到2007年初，是我所经历的巴格达最乱的时候，枪战、爆炸、绑架事件不断。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市场部人员搬到了中国大使馆所在的曼苏尔酒店暂时过渡。那段时间，每天早上6点钟左右都是在枪战和爆炸声中醒来的，按照当时在一起的新华社记者闫珺岩的说法，在房间里就能清晰辨别出窗外激战双方使用的是何种武器装备。偶尔飞过的F18的轰鸣声也会让这个城市感到异常不安。
        我们和大使馆馆员们住在同一层楼。馆员们房间的每一个阳台上都用矿泉水瓶装满水从下到上堆砌起来做成了防御工事，使馆的王主任说流弹会经常打到房间里来，但遇到水以后会明显减速，所以用矿泉水来阻挡流弹是最好的办法。我当时还不以为然，觉得他们紧张过度了，我成天在外面跑，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不也好好的。没过多久，一发狙击步枪的子弹打到大使的房间里面去了，就是平时使馆官员开会的地方。几天后，我正在房间里开电话会议，“叮”的一声，一发流弹打到我的阳台上，入墙三分，我本能的趴在地上，这才意识到，危险原来很近，起身后赶紧把一个办公室桌拆了，用桌板挡住窗户。
        我们尽可能地把住所的防护措施做好，减少外出，有时还是防不胜防。我们暂住的那家酒店有56个保安，每天进出要经过几道安检。有一次就在酒店大堂，一名自杀袭击者引爆全身炸药，死伤了20多人。爆炸后参赞很严肃地跟我说，爆炸的地方就是你平时打电话的地方（因为3楼的手机信号不好，所以我每次都习惯走到大堂来），从此以后，我也很少去酒店大堂了，整个活动空间就局限于酒店三楼。在三楼工作，吃饭，运动，睡觉，被“圈养”了。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的办公室要经常移址，基本上一年搬一个地方。因为巴格达的外国人不多，我们进进出出很容易成为被盯梢和绑架的目标。2008年，随着业务和人员的增加，我们搬到了巴勒斯坦酒店。入住没多久，一颗炮弹就打到了二楼，我们厨房的那一层，幸好没有人员伤亡，我们都很欣慰。最严重爆炸发生2010年1月，巴勒斯坦酒店被临时征用举行阿盟会议，酒店限期我们必须搬出。办公室设在酒店的好处是，它的安防措施有保障，不足是，它随时可以把我们一脚踢出去。经一番寻找，最后决定搬到巴比伦酒店。忙活了一个月，签好了租约，做好了内装修，购买了桌椅，就准备搬进去了。就在1月下旬某一天，巴格达三个酒店同时发生爆炸，包括巴比伦酒店。我们所租办公室的门窗全被震碎了，我的房间，铝合金门窗都被炸掉了，玻璃全被冲击波震碎了，汽车碎片都飞到了阳台上。因为爆炸发生在下班时间，大部分员工都下班了，那次爆炸，只有一名本地员工受了轻伤，其他人都安然无恙。

        我的同事中，有几个人是经历过近在咫尺的爆炸的。Woody就是其中一个，有一次他和另外一个同事与跟伊拉克电信的客户一起去伊拉克贸易银行办理信用证，我们当时签的合同都是信用证付款，信用证开出来才能触发发货。他们前脚刚进到银行，银行门口就发生了爆炸，他们跟着人流往里面跑，一直躲在厕所里面，五分钟后又发生一次爆炸，等到他们出来的时候，他跟我讲都是踩着烧焦的尸块出来的，一路上狂吐不止。他们都是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都是刚刚到海外不久，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我很担心这件事请对他们的影响，考虑先让他们休个假调整一下。但第二天，他们就又投入到工作中去了，也许他们也害怕，但没有谁打退堂鼓，没有人抱怨。说实话，我很佩服他们。

        在这里要说一个人，彪哥，他是传输产品经理，一个湖南小伙，很聪明。他到了巴格达第一天就给我们讲了一套自己做的胶片，讲的不是巴格达的传输网络图，而是巴格达市政交通路线上爆炸和冲突的分析统计图。他对过去一年在巴格达以及周边地区发生过的所有爆炸做了一个统计，当时还没有什么大数据，他都是手工录入的，就是在新闻上搜，然后经常爆炸的地点标注出来，他总结了一些规律，就跟我们讲在哪几个地方会经常发生爆炸，我们去见客户时应该选择什么路线。从那时候起，我们真正开始有意识地思考安全防范了。
        后来，随着业务和人员的逐步增长，在安全防范和应对方面，我们逐步开始有了预案和演练，发生什么情况的危险，应该采取什么措施，都逐步在研究和出台。

让伊拉克人民能通上电话”

        即使在最乱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保证外出拜访客户的。每次出门前，都要给代表打个电话汇报，说明要去哪，见谁，谈什么事情，大概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回来。同时还会给商务参赞打个电话，同样的事情要汇报两次，回来之后分别再打两个电话报平安。
        当然，只凭一腔热血是完全不够的，必须通过踏踏实实地做好基础工作，才能赢得客户尊重和信任。当时的伊拉克电信公司，经历了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后，他们自己都不清楚在全国的交换机有多少个点，每个点有什么类型的设备，容量有多少，已经用了多少，站址的精确信息也没有，网络的规划，改造等等都无从谈起。伊拉克战争以后，很多中产阶级外流，优秀人才流失严重。我们的本地团队一个站一个站跑，到现场看，把客户每个点的数据记录下来，我们的工程师把客户全国的网络图画出来，把我们规划的骨干传输、核心网、接入网的网络规划彩打出来，交给客户。客户交换机和传输部的经理看了之后很震惊，满意的不得了，挂在办公室的墙上，还把我们打印的图纸挂在了通信部长和副部长的办公室里，他们自己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华为帮他们做了。
        从2006年到2010年，我们每年都给伊拉克电信做网络演进的规划，第一年该做啥？第二年怎么样？三年以后什么样？我们遇到了非常务实的客户和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无论是客户高层还是中层，都把伊拉克的通信网络设施建设当做一个长期的基础工程来抓，我们也抓住了机会，在西方友商采取请出来的策略的时候，华为恰恰相反，我们采取的是长期的本地化的战略，我们把华为的技术专家从机关请到了巴格达，为客户作了为期几个月的覆盖通信端到端解决方案的现场培训，我们的付出，努力都是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一切为了客户服务。后来，伊拉克通信部主动提出要和华为成立了一个联合规划的团队，一起致力于伊拉克电信网络建设和演进的长期规划。
        伊拉克人民对无线通讯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第一张移动通信网络，也是华为承建的。在放号第一天，营业厅门口挤满了人，他们蜂拥而至，是为了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得到无线通信的服务。看到人们渴望的眼神，想想华为给超过半数的伊拉克人民提供了通信和连接，给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觉得，所有的付出和艰辛都微不足道。

 

＂任何时候，都要营造好一个小环境”

        在伊拉克的这些年，外部环境虽然恶劣，但我们尽可能地营造好自己的小环境。那时候的巴格达一天只有一两个小时供电，这一两个小时中间还会间断很多次，在没有市电时，我们就通过自己的油机供电。一遇到停电或者油机坏了的情况，我们就要选择一个备选方案。有一次，酒店的油机坏了，我们临时在附近找了一个小酒店，酒店的资源有限，我们11个人挤在一个十几平米的房间里，三个人挤一张床，地上还睡了两个。大家每天坦诚相见，谁睡觉说梦话谁磨牙，都清楚的很，大家也很开心。
        为了大家的安全，除了见客户，我不允许大家外出，出去都需要提前申请。但生活不能太单调，必须安排一些文体活动。酒店二楼废弃的网球场被我们改装成了篮球场，酒店地下一层开设了健身房，到了夏天，还有游泳池。我们自己还从国内带了一套万利达DVD，装了卡拉OK。

        说到酒店的篮球场，其实就是装了一个简易的篮板和篮框，就能让我们这群人在工作之余欢欣雀跃一整天。白天太热，只有在傍晚的时候最合适。那段时间经常会有炮弹打过来，目标是我们酒店对面的绿区，我们和绿区之间就是古老的底格里斯河。炮弹一旦进入到绿区的防空范围之内，警报声就会响起，我们一开始没经验，警报一响就躲起来，因为知道有炮弹来了，躲了几次发现危险离我们这还有一段距离，不会炸到我们这边来，后来就习惯了。警报一响，说明在河对岸，我们可以继续打球，从容镇定地完成投篮动作，完全不受任何影响，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这样的画面始终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群年轻的中国小伙在硝烟和余晖交织的夕阳里挥洒汗水，勇往直前。
        有人问，是什么让这些年轻人在那么危险的环境中支撑下来。我觉得，绝对不是补助，而是因为这些人。这些人的确简单、粗线条，在专注做事，更重要的是，大家觉得自己的工作有价值，有意义。伊拉克百废待兴，大家觉得我能让伊拉克人民能通上电话，本身就很有意。

 

“人总是要经历一些事情，才会成长”

        2007年10月份，我邀请通讯部长去参加北京展。前一晚我到部长家里，把这次参展和参观公司的所有的事项都给部长做了汇报，并提供了部长机票、行程表、与中国工信部的会谈等材料，约好第二天一早在巴格达机场见面一同前往北京。
        第二天一早6点多我就出发了，司机载着我从办公室开车出来大概5分钟左右，我已经开始更换SIM卡了，完全没有留意周边的情况。办公室前面正在修路，很崎岖，每到一个路口司机都必须减速。正当我们减速通过一个路口时，后面突然有辆车停下来了，下来两个人，迅速跑到我们车前面，每人拿着一把枪，一个指着我的头，一个指向司机的头。我看到两张面无表情的脸，第一反应是：坏了！今天终于轮到我了！大脑一片空白。那一瞬间的感觉是极度的窒息、绝望。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这次回不来了。《无间道》里面的一句话刹那间闪过脑海：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因为在伊拉克生活了这么多年，每天听到很多这样的新闻，“绑架”—“撕票”。那一刻，想到了父母，百感交集。
        两个歹徒用枪敲窗户示意我们开门，不开门就开枪，司机把车门锁着，僵持了几秒钟。那两个人愈发暴躁了，示意要开枪，实在没办法，司机就把车门解锁了。
        解锁了之后，两个歹徒一边一个开始抢我们的东西，把司机的手机、身份证、车钥匙都抢走了，一个歹徒抢走我的电脑包，开始拉住我的衣服，我以为他要拉我下车，就本能地反抗，往车里面使劲，他拉不动我，用枪托重重地打了我一下，我没看清怎么打的，就觉得嘴酸痛，突然间鲜血直流，全都流到衣服上了。这个时候他也不拉我了，又去后面开后备箱拿我的行李。我突然意识过来，这不是绑架，这可能是抢劫，当时突然很高兴。有一种突然释放的感觉，活过来的感觉。我当时还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用英语跟歹徒说，能不能把护照和机票留给我，我今天还要去机场。他们应该是听不懂我说话，或者根本就没理我，瞬间上车就不见踪影了。
        我和司机就站在那里，早晨六点半左右，天刚刚亮，街上一个行人都没有，十月的巴格达早上已经很冷了，我满身是血在路边等了十五分钟，看有一个人开车过来，赶紧拦过去，好心人把我们拉到办公室。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赶紧把保安叫醒，用他的手机给部长拨电话，告诉他我遇到点意外，不能陪同阁下一同前往北京了，但我已经安排好了所有的接待环节和日程，请部长一定如期前往。后来部长当天一个人只身从巴格达经迪拜转机飞到北京参展。还两次从中国打电话慰问我，我非常感动。
        我之前从来没有害怕过，只有那一次，一刹那间，觉得，生命走到尽头了，很多事情还没有做。那时候最担心的是父母，还没有好好孝敬父母，如果突然间我这个儿子消失了，他们会怎样的痛心。
        这个事情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没有了护照等证件，中国驻伊拉克领馆也没有开领事业务，我不能在伊拉克呆了，必须回国补办护照。因此我回国休了个假，正好两周的时间，刚好补办护照。这两周的时间里，我也能静下心来想想我下一步该怎么去规划？甚至考虑过要离开伊拉克换个国家。两周后我还是回到了巴格达，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如果我这个时候离开，对整个团队的士气影响会很大的。我觉得，我必须呆在这个地方，和这一群兄弟一起，这就是一种缘分。
        从2005年到2011年，在伊拉克的六年，是我生命中最难忘的经历。年少时，人生难得有光荣时刻；年老时，我们的人生将攥满沉甸甸的回忆。如果能这样，活一回也值了。

后记：

        在飞哥2011年离开伊拉克时，巴格达办事处已经发展成150人规模的组织，员工的居住，生活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善。时间在推进，故事还在继续。岁月的变迁，更迭的是故事，不变的是奋斗，历久弥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