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22：1974年，10岁，第一次吃荞麦面花卷 --- 记文革后期的工作组（第二部分）

文革时期，在我们那里的村子里，有各种工作队或工作组。在我的《故事11，我第一次吃喇叭花根》我曾经讲过文革中为了我家宅基地不被夺走，我父亲连夜舌战工作组，那是早期的工作组。我太小，还不太了解他们来村里都干什么。   

等我上小学后，就记得有一些工作组常年住在村子里，一般是两三个人的为多，他们就要号饭。    

最早的一次印象是这样的。71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四个工作组的人在我姥姥家炕头饭桌上吃过早饭，闲的无聊，就干这样一件事。   

他们把别人送给我聋哑人大舅的几本《人民画报》拿过来，这几本画报应该是1969、1970、1971年的，因为我注意到有建国二十周年白天长安街游行的照片，有天安门广场放烟花的照片，有五一劳动节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北面竖立的孙中山画像，还有热烈欢迎罗马尼亚贵宾的照片（周恩来总理和齐奥塞斯库每只手各领着一个带红领巾的少年，总理右臂由于受伤向上端着，弄得这个画面有那个小孩被生拉硬扯的感觉）。这几个工作组的人显然是看过这些旧画报的，他们只是快速翻看着，然后用圆珠笔把有些人的头部涂黑。这应该是林陈叶黄吴李江吧，反正我认得瘦子林彪和胖子吴法宪虽然当时我不知道那个胖子的名字。他们事后告诉姥姥，这几本画报消过毒了。   

有的工作队，好像任务不太明确，只见他们在村子里晃悠上几个月，有他们无他们好像没有啥区别。    

有的就特别能折腾，有一个叫刘培夫的唐山下乡知青，成了典型，后来调到我们公社当团委书记。他第一次露面是在我们小学一次批判两个学生的地富家长的大会后做报告，讲的是农村阶级斗争新动向。他讲一口好听的本县话，而不是讲唐山话。他长得细皮嫩肉，讲话时爱用舌头舔嘴唇。再过两天，他就在我们村长期蹲点了，也完全弄成一副农民打扮，就是那张脸太白太嫩，显得一点也不协调。       

他到村里来，干的头一件事就是把村里面所有的地富反坏右都召集起来开批斗会，不管男的女的、戴帽的摘帽的。那天晚上，差不多所有的黑五类分子都被民兵连长用青杨树条子抽了一遍，那杨树条子青皮剥落，上面粘着红色的血迹。那天估计是小朋友们中心情不好的人最多比例的一天，估计7～9%的小朋友们的父辈或祖辈在台上挨着批斗。      

第二天开始，那些戴帽的黑五类还要自己打锣打镲在村里游街，这持续了好长时间。有一个教师（帅哥好义大伯）早晨去公社所在村小学上班时看见自己的爹在敲着锣自我批判，就忍不住说了一句“搞形式主义”，这就被人告发到刘培夫哪里。我记得当天上午我们小学校长就要求各班班主任老师从学生那里搜集好义老师在我们小学工作时的反动言论，当天晚上，我大队部前面的广场又一次灯火通明，全体村民和学生批判好义站在主席台上的好义（不用撅屁股猫腰低头认罪）。最后还要让他自己自我批判。        

这个刘培夫，还带着村里的基干民兵，把村民晒在街上的干草收走，可这一下引起众怒， 村民郭大奶仗着自己老伴解放前是长工（就是老怪物儿子家的长工）、仗着儿子是造反派、村干部，就带头和刘培夫干上了，而且晚上大队干部还开会围攻刘培夫，这让刘培夫有些招架不住。  

75年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我不仅没有吃到月饼（就是杂拌、酥皮儿），而且作为童工白白给本村第二生产队剥玉米皮差不多到晚上九点半，清清楚楚的看到了八月十五云遮月，感觉到了秋夜里的露水。记得回家时，妈妈弟弟他们都早已睡着了。

这也是刘培夫留给我的记忆，让我注意到清冷的月光下，一切显得别样的凄美。  

最厉害的是城关工委书记张文辉（一个工委书记管着七八个公社书记），他是在我村西南的南庄坨蹲点。张书记干了这样一件恩泽南庄坨村民至今的事情。在1974年，他让南庄坨村占了我们村老大的便宜。我们村（大队）党支部和村民进行了激烈的抵制，大字报也贴满了大队部的院墙。记得一张大字报上是这样写的：

拿着我们大队的好地换（来）癞地；

拿着我们大队的平地换（来）洼地；

拿着我们大队的近地换（来）远地；

拿着我们大队的黑地换（来）沙地；

拿着我们大队的整地换（来）零地；

拿着我们大队的水地换（来）旱地。

癞地就是收成差产量低的土地，黑地指的是黑土地，水地就是能抽地下水灌溉的土地。众网友明白是咋回事了吧？！

最后，有十多个干部组成的工作队临时入住我们村，强行对党支部和村民进行打压。一天上午，工委书记带人召开全村大会，当时的党支部书记作了长篇检讨，他的声音低沉的很，慢慢的念着检讨书。念完以后，他走到主席台的一个角落，蹲下身子，然后把头深埋在两臂里，后来是谁继续在主席台上讲话，都不是我的关注了，我只用眼睛盯着他，释放着自己无能为力的同情，我想大多数村民当时也是这样吧。这个大队支部书记德生大伯，我一直对他保有十分尊重，可惜我阔别故乡之后返回时，他已经在六十多岁就去世了。  

文革中，有些损失是暂时性的，但是割地是永久性的。近代中国发生的很多事情，都与割地赔款相干吧！   

到现在我们村里还是在耕种着这些“坏地”。每次我回家，穿过扩大后的县城，穿过滦河故道公园，再经过这些远离我们村而属于我们村的田地时，都会想起了当年大字报上的那些话。   

后来上高中了，我们在冬天玩一种顶拐游戏。我们二班和五班的男同学经常对垒。五班男生里面就有张文辉的儿子。我们俩的个头差不多，他甚至比我壮一些，更细皮嫩肉一些（当然了，十几年里他吃啥我吃啥？）。但是擂台赛时经常是我两个剩下夺冠。我一般让排在我前面的孟高刘三位同学尽可能消磨他的体力，最后拿出我从小干农活的耐力（俗称后返劲儿）跟他磨，找准一个机会，在他用一个单腿跳着来猛冲进攻我时，我抓好机会，快速一躲再快速转身一挑，他就是身形向上略微一蹿，然后一个仰八叉倒在地上。

为什么有时候八路军拼刺刀也拼得过日本鬼子？除了别的，还有一股仇恨在里面。

我的张同学，现在也是副院长级别的法官，去年还在一个老同学女儿结婚的喜宴上一起喝喜酒。到现在我也没有为当年单挑他感到内疚，老同学你不能怨我啊，谁让你爹当年欺负我们一个村的所有人？     

住在村里面的工作队以及临时到村里来的干部就要号饭，我不知道是所有的村民家庭都要号饭，还是只有贫下中农才有资格号饭。反正我们家我爷爷家我姥姥家都要号饭。  

我们那里，毕竟是有在外读书传统的、有在外经商传统的、毕竟是热情好客的，所以文革中的村民虽然对下乡蹲点来的干部充满敌意和鄙视（他们不就是来折腾人的吗？），但是面子上还是有着起码的礼貌。每次号饭还是用上家里有的最好的一点东西。比如吃早饭，除了高粱米粥，一般会用白菜炒黄豆芽（村干部提前2天通知的号饭，来得及），尽管一年下来从生产队也分不到几斤黄豆，或者用豆瓣酱炒份鸡蛋。晚饭也是这样的。

至于中午饭，我不记得夏天吃什么了，只记得在冬天一般是做高粱米干饭里面放上红小豆，菜一般是白菜炖粉条。这也是农民能够拿出来的最好的招待了。

工作组的人不是白吃的，他们吃过以后会留下一些粮票和现金。但是，他们吃上一天的号饭，不会留下2斤粮票吧？他们吃商品粮的，每个月的定量好像是36斤？那么好吃的饭菜，我认为我能吃二斤。

工作队的人吃过饭后出门时，男女主人送人家时还要客客气气，说招待不周。如果男主人是上得台面的，比如说是吃商品粮的，有可能会陪着工作组的人吃，但是一般的说工作组人自己吃。    

村民也有不客气的时候，比如工委书记带队到我们村来强行换地时，村民们愤怒了，真的用最差的伙食招待他们。早饭就是高粱米粥，蒸红薯，盐腌的萝卜做咸菜，爱吃不吃；中午是死面棒子面窝头，白菜汤。大约一个星期就是这种招待。   

大约是在74年秋，二队种了二亩地的大葱，经过一个冬天，这些葱在75年的春天返了青，长得又高又大，一根葱叶有二尺多长，而且葱管已经抽出来葱苞头，在那个到处黄土地的春天煞是好看。队干部准备等打下葱籽以后到东北去买，估计能卖500多块钱。二队村民都期待着，期待着完秋分红时能多分几块钱。   

一天二队的几个老农在葱地里用锄头耪着杂草（其实就是松松土），这时候腰里别着盒子枪的公社书记曹孝儒从一个村来我们村时恰好骑车路过这块比较隐蔽的地块，他发现了葱秧。      

他支起自行车，走到一个老农面前说“这葱地不能这样耪，你把锄给我”。曹书记拿起锄来，猫腰低头干起来，他不是用锄去锄杂草，而且对着一棵棵大葱锄下去。几十分钟下来，好色身虚的曹书记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再看那二亩葱地，每一棵大葱都被齐刷刷沿着地皮斩断了，葱籽肯定是长不了，500块钱就没了。  

曹书记满意地继续骑向我们村，待到他走远时，身后是老农们的破口大骂，估计他九代祖宗都开始在坟地里打着喷嚏。   

中午这顿饭就没法去一般村民家吃号饭了，只得在大队书记家吃，大队书记媳妇给曹书记做的葱油饼，西红柿葱花香菜虾皮鸡蛋汤。   

这是事后住在书记家后院的蒋大奶和我奶奶闲聊时讲的。

蒋大奶卷好一根纸烟，点着，使劲抽一口，然后呸的一声吐出一口痰，以TMD开头，说“他曹孝儒也配吃人烙的葱油饼？喝人熬的洋柿子葱花鸡蛋汤？”，再以“真cao他妈的”结尾。   

那个刘培夫，在我们家号过几次饭。他这时候话不多，显得很腼腆的。有一次不知道我们家怎么就有了一本没有前后封面的小人书，是关于古代的一个爱情故事，当然是反对封建地主恶霸的，这本小人书比一般的小人书大一号，而且文字表述是用诗词押韵的的形式。情节我不做叙述，里面的女主角叫苦姐，还有“高唐知县官”，因此我知道在山东有一个高唐县。

尽管妈妈已经收拾了屋子，但是这本小人书就是随便放在柜子上的。我看见这个刘培夫拿起小人书认真读着，我担心了，万一他把它当封资修批判怎么办？

可是刘培夫只是看了看，吃过饭后也没有说什么就离开了。他离开的那个时刻，我觉得刘培夫们好像也是和我们一样的有些常性，心理上的距离因此不再是那样遥远。

 

1974年的一个春天日子，又轮到我们家号饭了，妈妈有些发愁，爸爸正好在号饭的前一天在家，就跟妈妈说“不是有前几天领回来的荞麦面吗，做荞麦卷子吧，放些五香粉葱花盐面儿，很好吃的”。

那天中午，妈妈真的做了荞麦面卷子招待工作组，工作组的三个人我都不太熟悉，好像是没有什么架子的三个矮胖老头，他们连连赞美我妈妈做的荞麦面花卷好吃。你想想啊，让你每天中午吃高粱米豆干饭就白菜炖粉条吃上三个月，你也吃腻了，他们也乐意换换口味（我们那里会说：“换换口味，他们也乐意”。这好象是满族人的讲话习惯？）。   

他们走后，妈妈和我们兄妹弟一起吃午饭。这个荞麦面没有什么太好吃，干干的硬硬的，但是无论如何比高粱米和棒子面好吃吧。   

以后再没有吃过荞麦面花卷。再以后吃荞麦食品就是吃韩国凉面了，那是在1988年以后。我真的十分喜欢荞麦做的冷面。    

荞麦和紫苏（苏子）含有丰富的亚麻酸，这对人体很好，建议众网友多吃，北美韩国超市里面卖的那种黑面条就是荞麦面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