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16：1972年，8岁，第一次吃猕猴桃 （第二部分）

本故事的第一部分的结尾给读者的感觉是这似乎是讲一个因果报应的故事。本人特此声明：本人是科技工作者，也是无神论者，不是冯梦龙，也不会宣传迷信。俗话说瞎梦瞎梦，一个人一晚上要做好多个梦。齐邵文自己逼死柳魁一这事儿，无论别人还是他自己，肯定都觉得有些太过了。他背上生了疮，开始有生理感觉，而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相关的两件事就相关联起来了。

 

作为二儿子的齐邵文生前已经和三个兄弟分了家。他死后，两个儿子经营着家业，财富继续增加。据村民讲他们家的金元宝有一小簸箕。可惜的是他大儿子齐正庸也是三十多岁就不幸过世，用的棺材是柏木的，据说百年不烂。当然了文革期间，他的棺材被村民扒出来，用来打成了盖锅板去集上卖了（大跃进文革期间的中国大陆，我认为其文明程度大约相当于元朝末年吧。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文明程度，如果剥离科技进步因素的影响，大致相当于晚明万历天启崇祯年间水平。当然了，肯定比韩非子《孤愤》里记录的把死人骨头从坟里刨出来当柴烧的春秋战国时期要进步）。

这个齐邵文大儿子齐正庸的大儿子齐好德，也就是齐邵文的大孙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or大革文化命？）如火如荼进行中的一天，用剪刀抹了脖子，就在自家炕上。他是小学教师，怀疑自己一句口号喊错了，就从此心神不宁，最后自杀。

那天早晨只有3岁的我还在被窝里，就听得街上有人惊叫“好德抹脖子了”。据后来大人们说，这个齐好德整天害怕红卫兵来抓他，一直有自杀倾向，他妈妈和两个弟弟轮流看着他。那天清晨，一个弟弟去地里打柴，一个弟弟去井上挑水，他妈妈做完早饭，正在给他准备洗脸水，当老娘亲端着脸盆进到齐好德住的厢房屋里时，齐好德已经用剪刀剪开脖子上的主动脉，在本能性地挣扎扑腾。抢救肯定是来不及了，悲愤中的老母亲，在没有造反派的逼迫的情况下，也嘴上说着恨他的话，最后是用他鲜血染红的炕席把他卷起来埋掉了。在我们老家这叫“软埋”，属于最差的死亡待遇。他是我们村在文革中唯二自杀成功的，其他几个付诸于自杀的实践或想自杀都没有成功，或者胆量说还不够。齐好德抹脖子了，啥也不用操心了，留下了伤心欲绝的母亲，他的二弟，不久就精神分裂了，到现在也是一个精神病人，一个老光棍儿。

想自杀而没有成功包括齐邵文的亲侄孙，就是我在故事里面提及的、大帅哥、经常借给我爸爸钱的好义大伯。被红卫兵打的浑身血迹斑斑，还要像铧犁一样弄起来，用嘴鼻啃地。

齐邵文另一个亲侄孙的妻子，文革中得了痢疾，去了县医院但是没有合格医生（他们都蹲牛棚去了），年纪轻轻就死去了。留下几个未成年的孩子，其中的三儿子后来成了我的表姐夫（我二舅的大女婿），一个能人。

另外，大队书记的爹，做了“茬子官”而不幸离世。这是当地人一种诙谐的说法。秋天收割玉米时，他老人家一走神，想到自己跳楼自杀的女婿。女婿是在沈阳工作的城里人。他的小孩子在外面高喊口号“打倒毛主席，保卫刘少奇”，被红卫兵抓住，审问他们谁教他们这样喊的，小孩子们说爸爸教的。实际上爸爸教的口号是“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少不更事的小孩子们完全记反了。后来这个爸爸经不住红卫兵的折磨，只好跳楼自杀身亡。老爷子干庄稼活儿时一想到这里，一分神被一棵玉米茬子绊了一下，就跌倒坐在另一个锋利的玉米茬子上了，锋利的玉米茬子插入肛门损伤了直肠和内脏（这就是所谓的“做茬子官”）。大伙儿七手八脚，赶紧把老人送县医院抢救治疗，但是文革中的县医院的医生都撅屁股猫腰挂牌子挨批斗去了，给他治伤的都是造反派（刚毕业的大学生和护士），结果得了败血症，几天后不幸离世。

过去我妈妈用这个故事做例子告诫当时只有5岁左右的我小孩子家：不要在外面乱说话。出于不能失去父亲的恐惧，我真的照办了，但是从那时起，我害怕三件事发生，一个是怕做茬子官，一个是怕从高处掉下去，一个是怕看到抹脖子。

在过去的农村，杀猪、宰羊、杀鸡，都是孩子们的乐事，要早早占好地形去欣赏个从头到尾的。可是每当我看到killer用杀猪刀把牛脖子割开、用杀猪刀把羊脖子割开、或用剪刀把鸡脖子割开，我好像耳边总会响起来“好德抹脖子了”。好在杀猪都是用杀猪刀从脖子处捅进去到心脏，不会让我有抹脖子的联想。

 

继续讲完这个故事。

话说着在齐邵文儿辈闷声发大财的时候，本地就解放了，齐邵文的大儿媳一家和二儿子一家就都成了地主。属于革命的对象。

我们那里，解放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土改，即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和财产都分给农民。过了不久，又有一个“复查”，就是拷打地主富农，让他们把土改时藏起来的金银财宝交出来。

我当时健在的两个曾外祖父（我奶奶的爸爸和我姥姥的爸爸）都是地主，但是都没有挨揍，一则是他们年纪大了，二则是他们都是开明士绅，解放前对共产党一直就不错（抗日时期捐12支枪给八路军），何况有女婿、孙子们为共产党干部。他们在儿孙的启发教育下就在拷问开始不久就把埋起来的值钱货都交出来了。

当然有敬酒不吃吃罚酒的，比如我妈妈的唯一姑父。别看他的一个儿子是省党校教员，另一个儿子是著名雕刻家（还是湘西凤凰县出身的著名文学家SCW的女婿），这个并不是土鳖的土鳖就是怎样挨揍也不交出来金银财宝，气得村干部到他们家大骂，乃至摔东西，结果顺手拿起来一个小板凳摔下去碎开的时候，一下子摔出来一个金元宝。闹了半天，他们家把贵重品都藏在那些不起眼的小板凳里面了。当然了，最后我妈的这个姑父在文革中自杀，生前被极度羞辱、死后被更极度羞辱。

我们村负责拷打地主富农逼他们交出藏起来的金银财宝的是一个残废复员军人，一个外姓人、外村人，一个到六十年代末我都记事儿时才娶上一个拖油瓶老婆的外号大董瓜的光棍儿，这个大董瓜年轻时拷打起地主富农来可下狠手的，尤其是对那些中青年媳妇们、寡妇们。

这个齐邵文的守寡的大儿媳，屁股上被打后留下的伤疤有中号像章那么大。这个寡妇可能经此一事后是想开了，把唯一女儿嫁给了严庄最穷的一个小伙子，又娶了一个本村最穷的外姓人家的闺女做儿媳。她的孙子也就是齐邵文的曾孙，比我小25岁，大学毕业后在我公司干过一小段时间，一口一声大哥的叫着我，让我公司其他老员工很不受用。他现在北京发展很好。

解放，不仅要分了地主富农的地，他们家的房子也要分给穷人。这个齐邵文后代的宅院里，就住进去了三户贫农。其中包括一户复员残疾军人。

这个张姓残废军人在我的故事11---第一次吃喇叭花中是造反派，是反面角色。但是在这个故事里应该是正面角色。

张军，娶了一个严庄女子，生了3男5女共八个孩子。按国家规定，张军这种在解放海南岛渡海战役中被打断一条腿的残疾军人，国家终其身要赡养，和他妻子每个月应该有几十元的固定抚恤金，而他们的八个儿女，国家要自出生照顾到18岁，每个月给18元钱。

我记得是他们夫妇俩、他们的8个子女，长得白、长得高、长得美。他们家的孩子，除了二儿子改开以后到广州做买卖发财后包二奶找小三之外，其他孩子都很正派。

前几年回家时在本村同姓的几个人闲聊，有一个叔叔辈的还愤愤不平：“他们家八个孩子，一个月给18块，养他们18年，8x12x18等于三万多，我们那时候干一天活儿才挣几毛钱。他们跟（元朝时）蒙古保长似的，纯粹靠我们养活他们一家”。

我赶紧说：他们是于国有功之人，那朝那代都是这样做，这你可不能怨。

 

这个张家一大家子人就住在齐邵文的大宅院里，并且占着整个东面的整一半。

齐邵文还有一个小儿子齐正凯，这个小儿子大高个、很潇洒，不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都过得高高兴兴，也几乎没有被当地富反坏右批斗过。

齐正凯有三个儿子，有一个儿子上了大学，作为地富子女，被分配到偏远的贵州省工作，而且迟迟没有成家。他的两个小儿子在农村受歧视，说不上媳妇也就算了，可是这个大学毕业生不应该说不上媳妇呀。他的地主婆妈着急的很，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张军妻子严素贤知道这些情况。

张军的大舅子严昭友是我们小学的校长，柳魁一的儿子柳希元是这个小学的教师，而柳希元的女儿，那个小精子，由于人长得漂亮，家境又好，看不上一般农民，到近三十了还没有对象。每天看着女儿被太阳晒不黑的那张美脸，她爹妈简直急死了。

严素贤有一次回娘家，大家谈起来这两个未婚未嫁之人，严素贤突发奇想，何不让他们成婚配？

这行吗？有一些年纪的人还记得当年之事，只能摇头。

这个严素贤也是贤（闲）的，说管它呢，问一问两家再说。

严校长先问的女方，柳希元老师当然头摇得像拨浪鼓。可是下班回家后看着那么大的闺女，虽然是漂漂亮亮的，还得和其他农民一样下地干农活。不是家里需要不需要她下地干活，而是那个年代不干活就是政治问题。柳老师就和老伴儿说起来，老伴才不管他们老柳家和老齐家的那些杀父之仇的旧事，就说我们问问闺女看她啥意思。小精子当然答应了，她1939年才出生，那时候她爷爷早被人气死八九年了，她心里面才没有那个仇、没有那个恨。

女方搞定了，再去问男方，男方爹妈当然也是不同意。可是事后想来又想，儿子近30的人了，还等那年那月才能有个老婆？自己仨儿子都没有老婆，少亡的大哥齐正庸的仨儿子也都没有老婆。要断子绝孙了。

地主婆就对地主说：柳魁一毕竟是让咱们爹气死的，这都新社会了，人家不和我们计较，我们也就别计较了。

所以，严氏兄妹从中做媒，这事有了希望。齐家赶紧给儿子写信让他探亲回趟家。儿子看有媳妇可娶，痛痛快快请了探亲假回来了。

郎才女貌，这事儿就成了，两个人结了婚，小精子随丈夫去了贵州。一年后生了个女儿。

小精子（我应该叫柳姨或大妈）带女儿回老家探亲，就来我们家看她的闺蜜我的妈。还给我妈带来了贵州特产马粪果。

所以，我在1973年，就吃过猕猴桃了。比天津北京的城里人还早上十几年。

猕猴桃我还是不太爱吃，一般一年下来能够吃四五个吧。

 

这个跨度近40年的别人的故事，我还经常想起来，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把它写成一篇长篇小说。都是现在没有时间，将来老了有空闲了，写出来也没有人看了。

齐邵文有两个儿子，六个孙子，除了一个抹脖子自杀和一个得精神病的，其他四个孙子都娶上了媳妇，哪怕是在76年文革结束后老大不小时才娶上的媳妇。齐邵文的曾孙应该有4个吧。除了我提及的那个在我公司干过一段时间的，还有一个考上北京理工大学的，都算有出息吧。

 

我小时候从这个故事学到的是：

1. 杀人不过头点地，做事情不要太损太狠太绝。齐邵文祖孙三代或者少亡或者横死，总让人觉得有因果报应在里面。至少让村野之人茶余饭后有谈资。

2. 人一定要有气量，至少要显得有气度。柳魁一也是有钱有势的人家，何必把那个村长看得那么重？输了一个村长，不应该气成那样。最后把命都搭进去，更不应该，更不值得。

3. 小人物的命运是被大时代所决定的。。。。。。自主的成分占比例很小。而现在这个时代仍然是这样吗？

4. 爱情的力量有可能就是最大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