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10 ： 1967年元宵节，2.7岁，第一次吃元宵

今天是元宵节，写一个吃元宵的故事。

1967年元宵节，我大约2.7岁，在那以前是不是被家人喂过元宵？或自己抢吃或偷吃过元宵？我不记得了。所以，1967年元宵节的元宵，被定义为我第一次吃元宵。

话说1966年，文革开始，这是一场触及每一个人灵魂的大革命，触及每一个人灵魂。

我爷爷从解放前在地处解放区的家乡就是教师了，还编排过很多有反封建反帝的评剧故事，很受贫下中农们的欢迎。他的杰作，就是在1948年促成了我们家一个长工的婚姻（这个长工后来死于1976年9月10日晚上，他的临终遗言有一句“我终于死在他后面了”。这相当于现代版的“时日曷丧，予及如偕亡！”）。但是他在62年被下放当农民了。就是说，经过大炼钢铁、放卫星、开食堂等折腾，普通农村人，即政府管理能力比较强的平原地区，除了特别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是有饿死人的了。我原来说过，我们村400多人，老人们为主的饿死了20多人（上面提及的那个长工说的，他说道他奶奶饿死（专家说应该叫营养性死亡，我TM也是专家，怎么说话没有这样缺德过？）时板着指头数的）。我也在76年前某一天亲耳听被从南京下放赶回家的老汉奸堂爷爷说过，60年他们去安徽某一个皖北村子，一个村子就是死的，不是饿死就是逃荒要饭走了。那怎么办，执行政策一贯左的河北省当局，就让100多万公教人员下放。自愿或强迫，我爷爷是被强迫”自愿“回乡当农民的，1962年，他的月工资是38元，以后就没有了，成了一个纯粹的农民，虽然他身体不是太好。

至于我父亲，61年刚刚高师毕业（就是初中毕业后上的师范学校），在一个村里的学校工作，最初工资29元，可是工作不到一年多就被下放了。原因很简单，校长看我父亲长得太帅了，想把外甥女嫁给他。我爸爸没有愿意，以后嘛，就我们家人不得罪君子专得罪小人的性格，肯定不会让校长满意，所以也被下放了。57年时他刚刚初中毕业考虑到自己家里只有爷爷一个人工作，家里还有4个弟弟妹妹，就上了师范没有继续上高中，师范学校那时候被学生戏称为吃饭学校，有助学金不用交学费的。结果是他的初中同学在大跃进时代几乎全部上了大学，最大官有当厅长的和大学党委副书记的（也是教授）。这也是他的终身遗憾。可是62年一下放，年纪轻轻的他也成为农民了。62年，全国绝大多数人家开始过好日子的时候，我们家一下子收入少了67元。父亲郁闷是肯定的，这时候一个年长的颜姓老师（故事1，第一次吃河鱼里面提及过）提醒他，作为一个刚刚毕业的师范生，被下放是不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让他向县教育局申诉，并且帮他修改申诉信。执行国家政策的县教育局在让他在63年春到另一个村子的学校教书，同年和我母亲结婚。至于我父亲有多帅。74年底邻村放演电影《侦察兵》，我发现那个王心刚扮演的侦察兵排长郭锐特别像我大姑家的大表哥（当年22岁），回去告诉我妈妈。我妈妈淡淡的说:"人家都说像你爸"。那时候的农村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一部侦察兵，看了绝对20多场（请注意，二十多场，现在让10岁多的孩子看一场电影达二十多场，估计每次要给他100-1000块钱，并且要允许他随时睡觉）。以后再看电影《侦察兵》，觉得王心刚和我爸爸像极了，尤其是身穿国民党军官服的王心刚对两个救下来的村干部说：“同志，再咬咬牙，坚持一下，苦日子很快就过去了”和神气十足的对国民党小军官说“你们的炮是怎么保养的，啊？”的时候。至于俺， 虽不及我父亲“帅度”的30%，但是一米八的个儿、白白净净的，只要情到深处酝酿出一首诗，当年搞定一个白富美还是没问题。

我们家是贫下中农，按说文革中不应该受冲击，但是我爷爷在37～38年作为流亡学生，在武汉的那一段历史说不清（没有人当证人），是属于有历史问题的人，村里人本来看不惯过去我们家几代人高高在上的样子（那句话怎么说：来往有鸿儒，出入无白丁。想一想我太外祖父给他舅舅拜年去时和平辈亲戚兼党的创始人坐在一个炕桌上吃饭喝酒是什么情景？），这时候一定要找机会整一整。至于我父亲，当时也陷入一件麻烦事，在教育局被办学习班（这件事儿很有趣，下一个故事里再讲）。所以冲击就来了。首先是那个养汉老婆（故事3，第一次吃海鱼里面提及过）的女儿嫁到我们邻居，对我们的宅基地窥伺已久（他们夫妇俩诬陷我父母歪曲毛主席语录，这件事儿也很有趣，下一个故事里再讲）。我祖父和父亲觉察到了他们的非分之心，在1966年秋在两家之间垒起来一堵墙。结果养汉老婆的儿子作为造反派的头儿带着红卫兵在1966年冬天把它拆了，我也不知道用的什么理由（还是别问母亲这些事的细节了，何必勾起来她的伤心？）。1966年底，我才两岁半，这差不多是我记忆最早的事情之一（更早的两件事，一是一个要饭的敲我们家门时，村里的一个坏孩子用弹弓在远处射他，射中了，他开口大骂，我妈妈开门给他了一斤多苞米，那个坏孩子的爷爷也走过来给要饭的一碗高粱米；另一件事是我妈妈去县医院看病回到家里吃蔬菜和高粱米混起来的所谓菜粥）。记得我坐在西屋的炕上，屋子外面人声鼎沸，轰轰隆隆墙被推倒的声音不断传来。估计大人的情绪影响着我，我记得这是我第一次很害怕的时刻，当时的这个情形在以后数十次出现在我脑海里。

我对1968年春节的印象不深，但是记得元宵节，吃过早饭，我爷爷突然说要过节吃元宵，突发奇想？或者是自小养成的公子哥儿的脾气一上来就是要吃？或者是要冲淡一下家里面业已压抑的气氛？不得而知。我奶奶要带全家过紧日子，肯定不愿意，好像还高声吵起来了，我记不得具体情节了。我脑海里的另一个场景是很少砸碾子的爷爷居然亲自出马到对门邻居的碾房里面推碾子（他个子高，腰板直，一圈一圈的走着，我记得清楚）。面是用当地特产粘高粱碾出来的，不是各位网友用的江米或糯米（吃糯米是我上大学以后的事情） 。馅儿是用的红糖，芝麻和青丝玫瑰和（huo）的，当时我们家有一丛玫瑰树，每年春天爷爷采一些做玫瑰酱（这种玫瑰，不是情人节送的那种。在我眼里，情人节送的那种玫瑰花，那是月季，一种月季而已）。

元宵的做法，有包元宵和摇元宵两种。记得爷爷那天是摇的元宵，动作很潇洒，用放在大簸箕中的干面摇，馅儿要不断的用温水弄湿了。至于吃元宵，肯定是吃了，什么味儿，好吃不好吃，元宵汤好喝不好喝，早已忘了。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至今最后一次在老家吃元宵。以后家里面变得更穷，就没有再吃过元宵了。

下一次涉及到元宵这个词，是1974年批林批孔，我们小学校长给我们上政治课，讲孔老二周游列国，落魄时用一文钱吃元宵，多次要元宵汤的故事。一个俗不可耐的瞎编的故事，估计来自早期的相声段子，记得侯宝林说过的。

再一次吃元宵应该是上大学以后了。我几乎不爱吃元宵，宁愿吃粘豆包，小年（腊月二十三）回老家看母亲，母亲特意提前包了一大堆粘豆包，我带回去都放到冰箱冷冻室了，这样过几天回到国内时还可以吃粘豆包。

我不太爱吃元宵，似乎元宵总让我回忆到不愉快的过去往事。孔雀女领导也不愿意听这些陈皮子烂芝麻的往事。今年我们家也没有买元宵。

1995年我有了孩子，在我们家，每年过得节的俗名依次是饺子节、汤圆节、粽子节、月饼节、栗子节、糖果节、火鸡节。各位网友应该差不多知道是什么意思。

爷爷讲过，袁世凯当总统时，不愿意“袁消”或“袁削”，手下人特意改成汤圆，我一般随南方人领导叫汤圆。明天领导上班，孩子们上学，我在家里中午吃什么，要不去超市买些汤圆（元宵）回来应应节气？

谨以第10篇博文献给各位网友，希望您关于元宵和元宵节的回忆是温馨的、至少是单纯的。

祝各位汤圆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