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宿母校，改变人生

投 宿 母 校，改 变 人 生

1977年10月中旬，我从江苏滨海出差到南京。那些年我住过许多旅社，然而这次却鬼使神差般来到母校南京大学招待所求宿。其实我并非到南大出差，连住宿介绍信都没有；仿佛是冥冥中自有定数，招待所竟然破例允许我入住。当时的南大招待所位于南园食堂旁边，条件简陋，一个房间摆四张床。不过我并不在乎，因为我不是冲着好的住宿条件来的。我之所以投宿南大，潜意识里是由于对母校的回忆与面对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

大学生活是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我于1963年考取南京大学。这里有美丽的校园、先进的仪器设备和丰富的图书资料、更有许多令人尊敬的教授，我为自己有幸进入这样一所重点高等学府而兴奋不已。我就读的生物化学专业是重点专业，一级教授郑集先生参加了新生欢迎会。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亲切勉励我们，大学毕业后还要考研究生，立志毕生从事科学研究。在学期间，我就像干海绵一样，如饥似渴地吸取科学知识。

不过我的大学生活并不尽如人意，1966年后有整整两年被文化大革命空耗。1968年我由南大毕业，分配到滨海县，九年间先后接受贫下中农与工人的“再教育”。到1977年时，我的处境用两个字便可概括：无望。首先是事业无望：我在一个四、五十人的小厂，所用非所学。守着个1930年代落后的苏联化工产品丁钠橡胶，生产过程易燃易爆易中毒，身为技术员的我终日担心受怕。其次是生活无望：住在有江苏西伯利亚之称的滨海，生活之苦自不待言；加之地处偏僻，到南京要在汽车上颠簸十个小时。再者是前途无望：如果说自己这辈子不得不耗在滨海，莫非我的孩子们也要在这穷乡僻壤度过一生？

离开母校九年后得以重返住宿，我寻访了上过课的西南大楼、住过五年的12舍、古色古香的图书馆、还有许多留下过我足迹之处。早晨我听着校园广播响起熟悉的乐曲，看着学生们跑步做操，同他们一起在南园食堂用餐，目送他们背着书包到北园上课。在这样熟悉的氛围中，我不禁想起，就在并不久远前，自己也曾是其中一员，那是一段多么朝气蓬勃、令人向往的生活！身处母校，我的心中不由得泛起对往昔岁月的怀念；对照无望的现实，失落感无以复加；同时也再次激起了自己对科学研究的向往。

10月22日我的命运开始改变。那天我从南大招待所出来朝新街口走去，途经《新华日报》社，我习惯性停下来阅读报纸。那时的报纸只有四个版面，花两、三分钟便能浏览完。然而那天的报纸，我却足足看了一个小时，因为头版下方一篇文章，让我眼睛一亮，牢牢吸引了我。这篇题为《高等学校将恢复招收研究生》的消息，讲了中央招生工作会议精神，阐明恢复招收研究生的目的和重要意义，指出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单位推荐、文化考试、择优录取”。那时《新华日报》社的阅报栏，相同的报纸张贴了七、八份，沿着围墙一字儿排开。我从第一份报纸读起，接着读第二份、第三份，读的都是这同一篇文章，等看完最后一份报纸，我差不多能把全文背出来了。

这条消息虽然只有二、三百字，却让我振奋不已：改变无望现状的机会终于到来了！自己多年来朝思暮想盼望的，不正是这一天吗？对于我这样既无后台、又无门路的寒门知识分子来说，这极可能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次不搏，更待何时？我报考的决心，在读报那一刻，就已经定下了。我不去新街口了，直接返回南大，从母校老师那里获得了与考研相关的许多信息。

可以想见，1977年10月22日那天，全国在文革期间毕业的约七十万 “老五届”大学生，许多人都在纠结同一个问题：报考还是不报考？许多人担心在文革中损失了十年时间，来不及准备考试。对于我来说，这从一开始就不是问题，我根本就不曾为此纠结过。我想，自己来不及充分准备，竞争对手们不也是准备不充分吗？大家在同等水平竞争，何惧之有？后来得知，当年全国共有63500人报考，10708人成为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考取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每每想起这段经历，我就感叹：人生机会往往稍纵即逝，机会来了就要毫不犹豫地把握住，免得追悔莫及。

我十分认同作家柳青的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对于我来说，1977年10月投宿母校所经历的，就是决定我人生道路的紧要处。这是因为，如果没有报考研究生，我便不可能结束长达十年的蹉跎，得以从事钟爱的科学研究，从而为科学殿堂添上一两块砖瓦；我和家人也不可能走出穷乡僻壤，更不可能来到美国改变生活轨迹。正因为这一段在我人生道路上如此重要，四十多年前投宿母校和在报社前读报的场景，至今依旧历历在目，使得年逾古稀的我，得以记下在这个人生转捩点的点点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