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博士杨君舌战中领馆官员

张又普：女博士杨君（转载）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高喊男女平等，但实际上是很难平等的，在我周围的朋友圈里，高学历者众多，但女博士的比率却很低，屈指可数，杨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人。大约在1958年前后，杨女士出生于湖南省的一个干部家庭，从小聪明伶俐，智力超群，很有语言天才，身为湖南人，普通话说的非常标准，没有一点地方口音。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中国的学校被关闭，但杨女士没有停止学习，她在家庭的影响下，努力学习英语，进步神速，很快就成了当地一所学校的英语老师。1976年毛泽东去世，次年恢复大学入学考试，12年的毕业生云集一堂，全中国共有570万人参加了高考，但只录取了27.5万人，大概可以说是1949年之后竞争最激烈的一次高考吧。那一年，杨女士考取了东北某大学的东语系，攻读日本语专业。日本统治东北14年，所以那里的日语水平比较高。杨女士的大学同学们几乎全都来自东北，几乎全都在入学前就有很好的日语基础，只有南方学生杨女士一人连日语字母都没有学过。然而依靠她出众的天才与努力，很快就鹤立鸡群，傲视全班。

1981年秋季，在我们77级毕业前夕，中国进行了一次全国研究生统一考试，大约有20万人左右参加了此次考试，共有9,363人获得了国内研究生的入学资格。接着，国家教委又从中选拔了900人作为出国留学研究生，这些人，一半左右被派往美国，149人被派往日本，其余的人则被派往欧洲、加拿大、澳洲等地。杨女士就是”首期留日研究生”149人当中的一人，是她们学校那一年唯一一位考取了国派留学生的毕业生。1982年3月至9月，在大连外语学院参加了为期半年的出国留学培训，与我同班，因而相识。到达日本后，我们又一起在筑波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再次同学三年，相互间更为熟悉与了解。

在那个时代的留学生里，共产党员人数很多，有个别人高调做人，逢人便炫耀自己是个党员，更有甚者，每个星期都给驻日使馆打电话，汇报留学生们的思想动态。弄得我们这些平头百姓，见了那种党员就躲得远远的。然而杨女士却是一位谦虚谨慎、低调做人的人，一直到我们分别十几年之后，我才听说她不到二十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筑波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杨女士与一位拥有日本国籍的台湾人谈恋爱，使她在留学生中名声大震，并引起驻日使馆的干涉与反对。1988年3月，我们博士毕业，按规定应该回国效力，然而那时我们才发现，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回国。大使馆派来三位领事来到筑波大学，召集我们开会，责令我们回国。并对我们威胁道：今后不再为我们延期护照，这样一来，一年之后，我们大家就会成非法居留者。至于党员同学，不回国者一律开除党籍。那时，我们大家手中都是中国护照，无可选择，身不由己，大家吓得鸦雀无声。这时，只有杨女士一个人挺身而出，指出：拒发护照的做法违反了中国的法律，而且一个人的人生应该由自己来决定，这是我们的基本人权，如果认为我们花了政府的钱，我们可以连本带利退还。这种“拿钱买自由”的方法是当时东南亚各国的普遍现象，然而使馆官员们好像以前从未听说过这种方法，深感意外，并当场严词拒绝。不过一年多之后，中国政府出台了一个新的规定：国派留学生如果不愿意回国，还钱就可以了，并且还规定，以后出国的人，出国之前就要立下日后还钱的字句。我相信，杨女士是第一位向中国政府提出“拿钱买自由”这一方案的人。当时，面对杨女士的慷慨陈词，使馆官员喝令我们大家退场，只留下杨女士一人与之舌战。当我离开会议室的大门时，回头看了一眼，杨女士以一敌三，已经泪流满面了。

拒发护照这种做法是驻日使馆的土政策，不仅违反了中国法律，也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中国驻美大使馆就反对这一做法，因为这就成了申请政治避难的最有力的证据。那时为了获得合法护照、滞留海外，众留日学生们真是做到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约有以下几种方法：

(1)先暂时回国，避避风头，待稳定下来之后，再重新申请护照，二次出国。
(2)设法到美国去出差，向中国驻美使馆申请护照。
(3)设法与驻日使馆的一些官员相识，私下里送一些贿赂，即可合法延期护照。
(4)设法移民加拿大、美国、或其他国家，申请其他国家的护照。
(5)其他一些聪明睿智、妙不可言的方法，这里不便于详细介绍。

2017年6月，微信群把我们这批人重新联系到了一起，我们当年的149人除12人情况不详外，137人直接或间接地取得了联系，占总数的92%。在这137人当中，有65人陆续返回了中国，有72人定居海外，回国率占47%。这个回国率与当时“首期留学北美研究生”的回国率相比，算是比较高的，这与日本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可能有关，并且与驻日使馆拒发护照也可能有关。在八十年代，外国留学生想要留在日本，是相当困难的。而且想要绕过驻日使馆的阻挠，合法延期中国护照，也是很难的。我相信，当年杨博士的挺身而出、舌战驻日使馆官员，为日后提高移居海外的比率，应该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杨女士博士毕业后，与台湾男友结婚，两人都获得了日本某大学终生教授的职务，数十年后，其夫君成了系主任级别的资深教授。杨女士婚后幸福美满，夫妻恩爱，不久就怀上一对双胞胎。杨女士身材娇小，肚子里的两个儿子却茁壮成长，体积很大，导致难产。杨女士拼尽了人生最后的一点力气，勉强生下了两位宝宝，自己却陷入深度昏迷之中，数小时之后，杨女士死于产后心力衰竭。日本是个医学非常发达的国家，产妇死亡率几乎是零，然而这个小概率事件就落到了杨女士的身上，我相信，她的去世对日本医学界都有一些影响，此后，身材娇小的女性生孩子时，剖腹产的比率可能有所增加。

杨女士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不惜抛弃自己的共产党党籍，不惜抛弃自己的中国国籍，舌战中国驻日使馆官员，为众留学生日后获得自由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她所提议的“拿钱买自由”这一方案，一年多之后被中国政府采纳，成为后来公费出国留学的国策，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一小段文章。谨以此文回忆历史，纪念杨博士短暂而又丰富多彩的人生，衷心祝愿她冥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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