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50年祭
我们在北京展览馆前留张影，就各自去插队了
张亦峥：我的知青50年祭
五十年，就他妈是一瞬。
不然，那些久远的，苦辣酸甜搅成一团的往事，怎么能如此清晰，如此生动地在我眼前轮番滚动？欢歌笑语的明媚春光，苦雨凄风的阵阵悲凉，怒火中烧的填膺愤懑，江河化酒的豪气飞扬，种种画面一闪而过，比好莱坞大片还特么波澜壮阔，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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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2月18号，从北京站开出的专列，把我们1000多北京知青抛到了中条山北麓，黄土高原的腹地，一个叫横水的末等小站。小站每天只过两趟仅挂四节车皮的票车。
站前的货场上，一个中年人扯着脖子喊着，他代表11万绛县人民欢迎我们来插队。后来有人说，这人就是县太爷李海友，一个行政15级干部。我听不清，也不想听清他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我觉得这就是一场梦。我怎么会来到这鬼地方？
两天前，我的班主任陈玉书先生，亲自把我的学生档案送到区安置办。我从农科院的学习班直接就去了海淀镇派出所。那年头，我们院儿里的半大孩子都兴当顽主，就像当年英国的孩子喜欢当嘻皮士一样。顽主主要的业务是抽烟喝酒打群架，寻衅滋事拍婆子。
我跟着折腾了三两个月，顽主沒炼成，却折进了学习班。三个月后，学习班领导说，你要是不去插队，就出不来了，或者升级进分局。我想一想，别逞强了，插就插吧，先出来再说。
在派出所，警察叔叔前前后后不到一分钟就注销了我的北京户口。我突然感觉，我被这个城市抛弃了，就像是一块抹布擦完桌子，就被人丢弃了。从今往后，我和这个城市没有一点关系了。和海淀街上的仁和酒家没关系了，这里有我最喜欢的猪皮酱冻和莲花白酒；和华侨饭店楼下的大同酒家没关系了，这里有物美价廉的四喜丸子；和香山的玉华山庄没关系了，这里有我凭栏远眺的断壁残垣；和灯市东口的奶站没关系了，这里有三毛八一块的奶油蛋糕和七毛一块的叫做树根的巧克力派。这都是我常常出没的地方，如今我都没有空档再看它们一眼，和它们做一个情真意切的告别，就得惨淡地远赴他乡了。
没想到，这一走，直到我在外漂泊了25年后，才赶上知青返回北京的末班车。这是后话。
而当时，我的预感不久就得到了验证。一个月后，我从山西逃回北京。当天，我们院的片警就登门造访。此后的许多年，每每我回家探亲，前脚进门，后脚跟进的就是片警。每每，他都会用同样的话盘问我回北京干什么？为什么不在村里好好待着思想改造？我说我改造的年头跟八年抗战差不多了。可他总是用怀疑的眼神盯着我，仿佛我就是首都治安的安全隐患。这时候，他总是像当初那样，用不容分辨的口气说：马上，买火车票，哪儿来回哪儿去。
说着说着就跑偏了。还是回到刚才的叙述吧。
我的户口在派出所被注销后，陈先生很友善地看了我一眼，跟我说了句什么。不过当时我心有旁鹜没听清。一出派出所才想起来，想问问他。可他已经骑着他那辆英国进口的全链套凤头飘然而去。也许，他的任务就是盯着我销掉北京户口，完事大吉，自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先撤了。
2005年，我去攀枝花采访，竟与他各自东西33年后不期而遇。作为攀枝花市政府的贵宾，他正端坐在一个招商会的主席台上。这时，他已然至少做了20年繁荣集团的总裁，身上多了北京市政协委员、香港作家协会荣誉主席等10多个头衔。名片上的墨迹出自“陆军上将”蒋纬国之手。我给他拍照，他很友善地表达谢意。我给他鞠躬，说陈老师你还记得我吗？他还是友善地笑。
我说我是您的学生呀。他这才认出了我，很诧异：你怎么会在这里？你怎么也会老了呢？我说，我就是来采访您的这个大会的，您都一头白发了，我自然也该鬓染秋霜啊。我真想马上问问，当年在派出所里，他跟我说了句什么。但我不能在台上久留。后来，种种原因终是没能问成。瞧，我又扯远了。还是回到横水车站吧。
李海友讲完很久，来接我们的村民才把我们和行李一起让上骡子拉的三套车。暮色中，大车在的沟沟壑壑中蹒跚前行。赶车的后生跟我们说些当地的风土人情。他说，别看我们小山沟，深山出俊鸟呢。这话立即牵动了我们这些浑身都泛滥着荷尔蒙的坏小子的神经，争相问：真的？那俊鸟在哪儿呢？后生说，进了村，大队给你们的欢迎晚会上就有呢。
进了村时，天黑透了。虽说饥肠辘辘，却没心思眷顾村民给我们备下的油馍和粉条炖肉，一门心思先睹深山俊鸟的风采。夜深了，好不容易，一个俊鸟才在气死风灯下登台了。细细看过，却是三十大几的李铁梅兼小常宝。于是一个个又赶紧回去光顾我们曾一度放弃的油馍和炖肉。悲哀，我今后的生活就要在这个没有俊鸟的地方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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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村里没有俊鸟，几个年龄大些的知青，就在同来的女知青中找寻他们的俊鸟了。不久，三几双知青就在一起明铺明盖了。记得村里有个退伍兵曾问其中的一对，你们就不怕弄出点儿啥吗？真要是弄出点啥，可就真得扎根农村一辈子了。那对知青回说：啥事也不会有。问为啥没事？男的从兜里掏出个小包包，扬了扬，说我有这。问这是啥？男的说：麝香。退伍兵说，怪不得。这玩意厉害呀，揣在怀里瓜地里走一遭，路过的瓜秧秧分分钟就耷拉了脑瓜，去球了。我问，那瓜秧秧为啥去球了呢？退伍兵说，麝香呀。我说，麝香咋就让瓜秧秧去球了呢？退伍兵笑起来，笑得不怀好意，说小球娃子你刨根问底打听这干球啥？弄得我感觉求知像是多大罪过似的。
还有一次，退伍兵去另一对知青屋里闲坐。这对也是早早就住在了一起。退伍兵又是好心好意，提醒了一回。男的从炕头搬过一块砖搁在炕当间，说：我就好比是梁山伯，她就好比是祝英台，这砖头就是隔着的一面墙。别说我们俩绝对纯洁，就算是我不纯洁了，中间不是还隔着一堵墙吗？你说能出啥事？退伍兵很诡异地晃晃脑袋，眨眨眼睛，冷冷地笑，想说什么却咽了回去。
好多年以后，我家儿子都能打酱油了。一天我和一个知青聊起当年的事，忽然就想起退伍兵咽下去的话，那一定是：日鬼哪，鬼他妈才信！可那时，我关于性学的全部知识，只限于幼儿园时，一个小朋友说的话，他是他妈大便时拉出来的。所以，我至今都觉得愧对知识青年的称谓，因为我真是个无知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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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不得是谁写的一首诗。诗里说：我从不欣赏宁静的乡间夏夜，这儿哪儿谈得上诗的意境，那不见边际的点点寒星，怎敌得过王府街头的闪闪霓红？这诗真说到我心坎了。只是我才疏学浅，说不出这等文采飞扬的诗句。因为，此时的我毕竟只有16岁。一个说孩子不是孩子，说大人不是大人的年龄。在这样的年龄，我更追求人的第一种本能。那就是吃喝——人类最大最直接最可行的欲望。
所以必须要提一下我们下车的晋南重镇横水街。横水只有一条小街，还被一座石桥断开。桥东叫东横水，归绛县，桥西叫西横水，归闻喜。村里人说横水镇当年也是晋豫陕三省通衢，繁华似锦。是否繁华似锦，我无从考证，我只认小镇的羊汤耐人回味。我肚子里通常没啥油水，只要兜里有个毛八七时，就蹿到了西横水的羊汤铺子。
汤锅就支在烟薰火燎的铺面上，锅直径二尺，汤总是常年翻滚着，像济南的趵突泉，只不过翻着的是奶色的白花，一朵朵浪花的边上还荡着一抹抹红油，七八截鹅黄色的葱段点缀其间，煞是鲜亮诱人。案上有只掉了瓷的搪瓷盆，盛满了肚啦肺啦肠啦肝啦什么的羊下水。切的条是条，块是块，很匀很碎。
那个红光满面的胖掌柜，用那只油腻腻的胖手的三个指头，捏来捏去，就把各种下水，撒在了一只只海碗里，那海碗比小砂锅还大。然后，哗地一声浇上一大马勺羊汤，很亮地喊一声，喝了您，就直接把汤碗捧到你手上，而不会搁在桌子上。
喝羊汤就讲究捧上碗，蹲在什么地方喝，仿佛这样喝才地道。桌子早就看不出本色，上面有个黑瓷小碗，里面是暗红色的油泼辣子，有的喝汤的人就围着桌子，蹲在条凳上，像盘踞在山石上的鸟们。那海碗齐整洁净的不多。或豁牙露齿，或污渍斑斑。可你只要尝一口那汤，就不会在意那碗是多么的不堪入目，你甚至会把那碗和饱经沧桑联系在一起，你只管闷头滋滋溜溜地嘬一口，便辣的你眼泪鼻涕一起流，可那火辣，那鲜香，又诱惑你一口一口喝下去，你歇气儿的功夫，便会用筷子搅搅碗底，擒上一块或者一条什么肝啦肚啦的，极细致地咀嚼，就会觉得天下美味尽在其中啦。再恋恋不舍地喝上几口，那汤就见底了。
这时，你便不由响响亮亮打上几个喷嚏，然后抹一把一脑门子的汗珠子，从里到外都是热呼呼的，像是刚从澡堂子里出来，全身的污泥浊水，全心的不爽不快都会荡然无存，只剩下轻松畅快和那种腾云驾雾的舒坦。就又把碗抻过去添汤。添汤是不用加钱的。就有人从随身带着的手巾包里掏出自带的白馍或者黑馍，又实实在在地美了一回。那时我最大的奢望就是去一次西横水喝上两碗羊汤，来时喝一碗，回时喝一碗。
1988年，我去太原开会，顺便回了一趟村里。村里，几个我插队时的伙伴，已经发财致富了。我跟他们说起羊汤，他们说现在谁还喝那玩意？鱼、肉、王八乌龟啥的，有的是。早给你在县招待所定了几天的席。在我一再坚持下，他们才在为我接风的餐桌上，给我上了一碗羊汤。
那汤盛在细瓷碗里，温吞吞的，下面沉着的全是一片片上好的羊腿肉，哪里有一根肚啦肺啦什么的，全无半点当年的味道。我说，肚呢，肺呢，肠子什么的呢？他们笑了说，那是烂肉汤，你喝当然要喝好肉的啦。我说，我就要喝烂肉的。他们说，烂肉？这里没有。这可是县里最高档的餐厅。我四下看看，果然全是些看似有身份的人物在吃喝，有的还在划拳。旁边一桌吆三喝四，喝得正欢，那声浪吵得我都听不清村民们说什么了。
一位老兄看在眼里，走过去，指着我跟他们说，你都悄悄的，打枪的不要。看到那个穿浅色夹克的吗？那是个记者，我村里的知青，专门是来查你们的。可不敢张狂哩。瞬间，邻桌就没了声音。目光齐刷刷都罩在了我身上。一个胖子走过来，手里端着一支青岛啤酒说，我是那个那个……算是个负责人吧，我敬你一杯。这时，他身后立时上来个人，叭的一声拉开一支青岛啤酒，双手捧给我。我说，谢谢。可是我不喝啤酒。那胖子身后又蹿上一人，手里拎着一瓶汾酒，霎时就斟好一盅，胖子放下手里的青啤，双手捧过敬给我。
我只好接过一下倒进嘴里。我说，我不是来查你们的。胖子说，那咱就交个朋友。我说，朋友就免了吧，我怕我酒后就记不起您，您该多伤心？胖子说，我不伤心。我能记得您啊。我说您还是好好喝您的酒更好些。胖子说，那晚上，咱们还在这儿好好聊聊。我说，晚上在这儿没关系，反正这张桌子都定了好几天。只是还有几个老乡，不方便呢。
胖子还在纠缠不休，我说，您要是再没完没了，我可要真查查您了。顿顿喝顿顿吃，是不是公款呢？胖子这才叫人搬来两箱青岛厅啤道别。我说我说过，我不喝啤酒。村里老乡就说，人家啥啥局长都送来了，咱就收了算球。另外几个老乡附和：就是。不喝白不喝。我说：喝了也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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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初就有了大学要招生的消息。还模模糊糊听说了一些入学的条件。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经大队贫下中农推荐。其时，我爸妈都发到了干校。我自然算是可教好子女，底儿潮。再不好好表现，百分之千没我什么事。所以，我不能好吃懒做，得好好干几天活了。至少要混到贫下中农推荐我上大学那一天。
正好，公社水利的重点工程——水库就设在我们村的西沟。其时，正赶上水库大坝核心槽合龙口。我自然要上。挖土方、推小车，逮啥干啥。最关键的是，为了清除核心槽源源冒出的积水，我在泥汤子里泡了一夜。
恰恰第二天，公社水库工地总指挥到场检查工程质量，一眼就看到了槽底下，一脸一身泥汤，没有半点儿孩子样的我。总指挥问大队书记，那娃是谁屋里的？还真肯干。书记说是二队的北京知青。总指挥立刻召开现场会，会上重点表扬了我，说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全公社青年学习的榜样。还说要提拔我到公社供销社当售货员。
我得意到忘乎所以，得寸进尺，说总指挥，我不想当售货员，您要是真想提拔我，就提拔我当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吧。他却说，娃，你憨着哩你，你这些北京娃就是因为书读多了才打发到我们山沟沟里来。还想上学，就打发你下十八层地狱哩！
我说我已经在地狱里了，一层也好，十八层也罢，没啥差别呢。总指挥眉头骤然紧蹙说，啥地狱，社会主义新农村咋就成了地狱呢？你娃意识反动哩！你娃哪儿都别去了，继续改造吧你。
没想到我的阴谋破产得这么快，我肠子都悔青了。他以为是把我吓得不敢吭声，便缓和了语气说，你娃可不敢满嘴跑火车胡球说哩，让人听见送你县大狱哩。你娃还是在村里接受再教育更妥贴哩，这可是为你好哩。说完，还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的工农兵大学生梦就这样破产了。前前后后不到一个月。
从此，我不再上工。上工对我已经没什么意义了。事实上，我们修建的那水库，也没实现过多久的浇地功能。若干年后，那库区只见泥沙不见水，倒是长出了一沟的莲花。我们村的藕倒是在当地扬了名，一斤要比别人的多了两三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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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干活了，总得找点事干。我记不起从哪儿弄了一套华中师院的汉语讲义，饥不择食地读起来。边读边做笔记。那昏黄的小小煤油灯薰得我鼻孔黢黑，吐口痰也黢黑，我就像一个饿死鬼狂吞我能搜寻到的每一本书，记得砖头样的《怎么办》，用了一天一夜我就读完，还意犹未尽。什么狄更斯、勃朗特姐妹、萨克雷、史蒂文森；什么欧·亨利、马克·吐温、杰克·伦敦、西奥多·德莱塞；什么巴尔扎克、莫泊桑、大小仲马、斯汤达、福楼拜尔、雨果、罗曼·罗兰；什么契科夫、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妥斯妥也夫斯基、老小托尔斯泰，这些人类的大师为我展开了一个无限广阔的从未经验过的天地，这里有凯旋的长号，也有真挚的爱情，有不屈的奋斗，也有沉重的思索，总之，有激动人心，丰富多彩的生活。
当然，在我生吞活剥这些人类遗产的闲暇里，也做过偷鸡摸狗的勾当。有好多年，我吃菜馆，一看到鸡就恶心。2000年山西电视台的记者到我们村拍一个有关知青的专题片。记者采访我们的老队长庚辰叔。记者问他对当年知青偷鸡摸狗怎么看。庚辰叔说，那娃们栖惶（可怜的意思）着呢，饿急了，不吃个鸡吃个狗，你让他吃啥嘛？好几千里从北京来到咱这儿，总不能让娃们也像咱一样饿着吧。
村里的知青把这片子的拷贝放给我看，我几乎掉下鳄鱼的眼泪。就为庚辰叔的这句话，我把我有限的青春年华都扔到这儿，也值啦。就这样，在这些图书的海洋里，我拚命地吸吮着精神的乳汁，在高原厚重的黄土里，积淀着我不拔的坚韧。我不再为当不成工农兵学员而耿耿于怀了，因为那时我已经相信，虽然那些人比我幸运，但攫取知识，我绝不会比他们差到哪儿去。甚至会超越他们中的某些人。事实是，若干年后，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虽没能混来国家部委金奖，但银奖、铜奖还是混来了两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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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春末，我又一次回到我的小山村。我不知道我回去要干什么？也许暮年已至，就是要寻找当年，我们这些知青的痕迹。
村子的变化挺大。原先，穿村而过把村子一分两半，轧满车辙的土街已被一条水泥马路取代。原先饭时，抱着海碗，蹲在墙根，吃饭兼晒阳阳的夯汉们一个也不见了。饭后，坐了一排，一边纳着鞋底子，一边说笑着扯着闲言碎语的婆娘们也消失了。临街立起一座座高墙大院，那些瑟缩的土房几乎见不到了。但整个村子却静悄悄的几乎见不到行人，自然就少了人气。
陪着我的村民说，年轻人都去城里了，或者去外面打工了。我说，都去了哪儿呢？他说，哪儿都有，县城、省城、北京、青岛，还有的去了新疆。我说，那地呢？不种了？他说，好多人把地给人包了去，收点儿租金呗。我说，那我认识的人就不多了吧？他说是，好多人都走了。我说走哪儿去了？他说地下呗。我说，不在了？他说，是。
正说着，远处过来个中年人，他说，你认识他吗？我说不认识。他说，你走了快50年了，他才40多岁，你到哪儿认识他？看起来，这里已经看不到我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痕迹了。也许当年就不曾留下什么痕迹。
中午，在村民家吃饭。就有人大声大嗓地在院外喊我的名字。进来了竟是当年的队长庚辰叔，快90的人啦，竟然骑着洋马（自行车）来看我。当年，他当队长时，就常常关照我们。我们偷队里的东西，他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的，但我们还常常得了便宜卖乖。我们后来彻底敬重他，是因为他曾以农民的睿智化解了一场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危机。
那天，村子里的一个积极分子向他报告说，一个成份不好的年轻人在村子的磨道里日拉磨的驴。说这可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坏分子强奸社会主义的驴，不光是强奸犯，还是现行反革命。一定要批斗。批倒批臭后，送县法办。庚辰叔只是淡淡说：他日驴，那驴告官了吗？
那人说，驴没告。庚辰叔说，驴没告就是你情我愿，顶多算是顺奸，搞个关系算不得啥球事。算球吧。积极分子无话可说，那本该批倒批臭的青年屁事都没了……
这回他听说我回村子了，就是来叫我去他家里吃碗挑起（面条）。我说，您老这岁数还骑车？他说，还种着几亩地呢。我说，您苦了一辈子了。咋不跟儿子们去城里？他说，住不惯啊。还是住在土房窑洞里安稳。我说，当年我没少胡球惹事生非。他说，娃年轻时哪个不胡球闹腾呢？你们这些娃心眼儿都好，不是恶人。我说，谢谢您跟电视台记者给我们说好话。他说，我就是实话实说。那年景，你们也得填肚皮哩。要是把你们饿坏了，咋跟你屋里的老人交代？
我离开村子那天，天刚亮，我一推门，他正立在我住的那家门外。他手里拿着个布包。包里是一包平遥牛肉和一包柿疙瘩。他说，送送你，这是路上吃的。我说，五六个小时就到了。不用了。他说，哪成？这柿疙瘩是你婶婶晾晒的，美着哩。他老伴也是近90岁的人了。我只好接过来。心里酸酸的。
送我去侯马的车都开了。这位年近90的老人还站在村口冲我招手。我想，这不就是我在寻找的痕迹？毕竟几十年啊，谁能说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呢？雁过还留声呢，何况人过。蒙蒙的雾色中，老人的身影越来越小，心头也就升起了几分苍凉。
今年正好是知青上山下乡50周年。绛县县委发了通知说，4月24日在县里举行庆祝知青下乡50周年活动。说实话，我真想再次回到当年我生活过的中条山下的那个小村落。可是，到了这把年纪混来了一身病。什么哮喘、腹胀、高血压、甲状腺肿、双肾囊肿，最近又添了糖尿病嫌疑和疑似脑梗，还有一个血检，一个肺功能，一个脑电图和一个核磁共振申请正在等待中。还是少给别人，也少给自己找麻烦吧。说不定哪一天，我就会离去。
事实上，我们一同插队的22人中，至少有三人已经离去。所以，我有一个奢望：在我离去以后，把我的骨灰就扬在中条山的罅隙里。如果可能再在岩壁上刻下两行小字：这里躺着一个当年的知青（其实是个无知青年），一生也没做过什么值得记忆的好事，但他的确不是坏人。
我知道，要实现这个奢望，肯定比实现当年一气喝两碗羊汤的奢望难度更大些。所以，这只是我的奢望。能不能实现就另说了。所以，这个奢望权当我这篇祭文的结语吧。
【作者简介：张亦峥，1950年代初期生于北京，1960年代后期赴山西、黑龙江插队，1970年代末期开始小说写作，两三年止，1980年代初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参与两本省刊和两本国家期刊的创刊、策划、采编及终审工作真到退休。】
来源：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