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这是一两年前写的一篇文章，今日稍稍修改，贴出来。

 

昨晚母亲送来微信说自己正在整理旧照片，想搞本影集，以纪念她和父亲相濡以沫的五十年。这想法和我的不谋而合。

 

父母出生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父亲是温州人，六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浙江小县城的一所师范院校工作，认识了母亲。母亲是当地人，师范毕业后在父亲学校的附属小学工作。父亲年长母亲七岁。年轻时的父亲很英俊，母亲则年轻貌美，结婚后，生下了我和弟弟。

 

弟弟比我小三岁多。父母因为工作忙，在他三岁左右，把他放在温州爷爷奶奶家，一放就是一年。等到父母带着我再次去温州时，见到的弟弟脸色苍白，瘦弱的小身子，却挺着圆鼓鼓的肚子。弟弟生病了。母亲为此伤心大哭。从那以后，父母带着弟弟踏上了四处寻医诊断治疗的艰辛之路，寻遍江南小县城的各家医院，都无法诊断究竟是何病。母亲后来提及，非常佩服后来托人找的温州的一位老医生，一摸肚子，就果断断定是结核性腹膜炎，最后是去杭州做的活检，确的诊。那时，医疗条件差，交通落后，去趟杭州，在山里颠簸七八小时不说，乡下人进省城，人生地疏，看病极其困难。最后是老家的一个亲戚，原先在部队工作，托了关系，才看到医生。母亲讲起来，总说弟弟小时候有多乖，打针吃药从不哭闹，医生都直夸他。或许，他人虽小，知道难受，盼着能借医生的妙手和针痛使自己早日好起来，能像同龄孩子一样尽情地玩耍。病情确诊后，就在杭州医院开了刀，至今弟弟的肚子上还留有一条刀疤。这种病，在术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需要持续治疗，以防复发。父母为此经常要背着他上医院，风里来雨里去的，很辛苦。环境逼迫父亲学会了自己打针，消毒针筒、针头，每天按时給他注射。弟弟小小的屁股上扎满了针眼。打多了，一边的肌肉发硬了，就换一边，那一边用热水袋敷疗等着下一波轮到时再接着打。弟弟为此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父母的精心照料使疾病得以彻底根治，从此，弟弟的病再也没有复发过。

 

也许就是在那段困难的日子，父母为医治弟弟的病意见不统一吵过一架。母亲是个性格刚毅的人，认准的事绝不回头，一定会坚持到底。我那时小，并不清楚事情的前前后后，只记得有一回母亲一个人住回自己学校的宿舍，让我在中间传话。小小的我，只知道传话，不懂话中话，传歪了还被母亲骂。最后记得是妥协的父亲带着我去把她“请”回家。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是个动荡时期，文革，计划经济，物质匮乏短缺，城乡差异巨大。所以父母最美好的青春岁月里没有物质上的丰足，精神上的自由，穿的是带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凭票供应的定量食物，住的是才十几二十几平米不隔音的木板屋和后来潮湿的平房。主要的娱乐是看样板戏，听样板戏，唱红歌，跳忠字舞。检查、学习、批斗是他们那时生活的主旋律。白天上班，晚上学习、谈心，统一思想。记得自己高中时，在母亲学校的小屋里读书，发现父亲写给母亲的信，书信的最后一句都不忘写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庆幸地是，父母明智善良，远离是非，即不是造反派，也不是批斗对象。父亲倒是下过乡，到五七干校劳动学习过一年。日子就在父母谨小慎微和勤俭节约中度过一年又一年。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的大江南北时，父母已步入中年。父亲凭着他踏实的业务和做事一贯认真的态度，步入了学校管理的最高层，每日疲于应付繁琐的人事问题，身体也每况愈下，出现了心脏早搏，常常是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中。母亲见况，擅自去学校要求辞去父亲的职位，为此父母大吵了一架。这是我记忆中父母仅有几次大争吵中的另一次。

 

父母间的恩爱直到我自己步入婚姻殿堂后才深有体会。2014年五月，父母再次有幸来我家生活相处了三个多月。每日印入眼帘的一幕是，父亲坐在桌前敲电脑，或写文章，母亲则在一边看iPad上的新闻，然后做做饭，到院子里洗洗衣物。十九岁的女儿，有一日突然跟我说，“妈妈，我很惊讶地发现外公外婆很相爱”。不知她是从何得出的结论。或许是她目睹了父母间曾有的争吵而惊讶于外公外婆间的和谐，总而言之，那是一双年轻鲜亮的眼睛从点滴细微的日常生活中观察发现的，确也概括得入木三分。

 

其实父母的性格迥异，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相处相爱。像很多中国家庭，母亲是家中的决策人，非常能干，凡事果断力行，家里家外一把手。父亲跟着母亲，也习惯了不操心，让母亲拿主意。小时候，家里烧饭用煤饼，头天晚上做完晚饭，将炉子悶盖好，第二天早上，打开后，就可以接着用。常常，炉子到第二天早上就灭了，得重新生火启灶。在手忙脚乱的清晨，这种技术含量较高的活还是得父亲来做，尤其是冬天，天冷，炉子也容易灭。每每此时，父亲得起床生火，烧上泡饭，让我们吃了赶去上学。再则，那时住在山上的宿舍，煤球要从山下拉上来，在这件事上，父亲也得亲历亲为。除此之外，父亲好像基本不做什么家务，连扛水、提水也是我和母亲提着水桶、扛着扁担完成的。不过，家中的整理收拾应该有父亲的一份功劳。记忆中，家中的书本总是摆放得有条不紊，整整齐齐。我们的东西只要是在父亲手里存放着，就不会丢失。退休后，父亲在母亲的督促下，开始烧饭，洗碗，做的也像模像样。

 

父母间的和谐要归功于母亲的明事理和能干， 更重要的是父亲性格的温和，处事的宽仁和豁达。母亲的姐夫姨丈在世时常说父亲是难得的好人，对母亲乡下的亲戚不停地来借钱，来打搅麻烦，从未有过怨言和微词。

 

母亲常说，他们这代人苦了一辈子，退休后这些年是他们人生中最享福的时光。他们每月有一大笔退休工资，退休工资也几乎每年在涨。父母退休后，都在各自的单位发挥着余热。母亲退休后帮助培养年轻教师，父亲则被原学校返聘，做督导、编校誌干得不亦乐乎。父亲自学了电脑，学会了五笔，按母亲的话说，几乎每天坐在电脑前面。母亲后来硬是拉着他每天走路，锻炼一个小时。父亲上年纪了，记性特别不好，有段时间都怀疑他是不是有老年痴呆症的前兆了，可是当他讲起学校的事情、感兴趣的话题，脑子又是那么清楚，那么有条理，滔滔不绝。母亲几年前还跟我讲起一件事，说父亲背着她写书，想出版，等书的样稿出来后才告诉母亲。父亲原来每个月的工资如数上交给母亲管理的，那日，母亲就问父亲，出书的钱哪里来的？父亲笑了, 原来还有私房钱，还说这私房钱够他再出几本的。母亲说给我听，我俩大笑，看似这么老实的父亲，心里还是有点小九九的，哪里还有老年痴呆症的症状啊。

 

我和弟弟都远离家乡，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好在这些年，父亲和母亲的身体还行，互相照顾着。母亲一直说，他们能自己照顾好自己，不用麻烦我们，就是她最大的心愿，也是对儿女最大的爱。希望吧，希望他们能再这样坚持些年，等着我告老还乡，回去陪伴照顾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