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制度公平吗？

这个逻辑就是这样，想要公平，就要标准化；要了标准化，教育就要异化。美国选拔考试标准化程度低，但因为文化和制度的原因，公平尚能在可接受程度上保证。如果中国这么干，你觉得会有公平？

其实我想，如果我们把中国教育的目的完全当成选拔，而没有培育人的因素在其中，那么高考制度就是可接受的。学生们在学校学什么无所谓，哪怕学些阴阳八卦也都可以，反正我们仅仅是要找个标准来考察学习能力，只要有个标准就行，至于标准是什么都无所谓。选拔出来的人，他们脑子里的东西都是垃圾，那也无所谓。我们本来就不在乎他学到什么，我们只知道，他能脱颖而出，表明他的学习能力是超过其他人的，这就达到了选拔的目的。

这个说法有点极端，但我觉得可以提供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高考制度。

这么说吧，在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里，高考已经是目前选拔制度里最为公平的了（虽然仍然有很多问题）。没了这个，选拔只会变得更加不公平。

席琳：我不相信一旦没有了高考，中国的选拔制度里就没有了公平竞争。科举取士摧残和埋没人才，目前大家已经是没有疑义的了，虽然它也貌似公平，可是天下的士子才俊，都为了孔老丈人的那几本破书，钻研来钻研去的，就是偶然出来一两个神童，也终究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所以席琳认为，中国的近代科学之所以落后于西方国家数百年，科举取士是其最大原因。

中国目前的高考制度，不是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全国用统一教材统一试卷，和两千年前的秦皇帝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还是有得一比的，可是它的不统一全国录取分数线，就有点刘文彩似的大斗进小斗出的小家子气了。

所以说到头，高考实在只是现代社会不公平竞争的一块遮羞布而已，能废则废，不能废也要改。否则中国要和世界科技与政治接轨，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baraque：严重同意，科举儒家是近代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阿甘：我认为目前的高考确实很不公平，但与招工招兵招干考公务员比较起来，没那么多黑暗。另外，我认为中国最大的不公平是国家对农民的盘剥，其次是某党对社会资源的全面垄断。


（二）高考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阿甘：请问江青在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的处理上，我觉得她无疑是很高瞻远瞩的。？？？这个结论从何而来呢？

席琳：科举取士的余毒，无疑是跨越时代的。江青能够看到这一点，并竭其所能大力废弃之，是超越同时期很多政治家和教育家的时代壮举。有趣的是，中国的科举制度起源于武则天皇帝，横行肆虐近千年，害了不少的赳赳中华男儿，却终止于另外一位女性。想来也让人汗襟呢！

阿甘：科举应该是在清朝末年就没了的吧，江青的所作所为和科举没有啥关系。至于江青嘛，她自己说了，她就是她老公的一条狗。一条狗能有啥壮举呢？舍己救主？她没干过嘛。

席琳：其实这高考就是科举的延续，是有现代特色的科举。所谓现代特色，就是特殊地域的人群可以拥有特殊的录取分数线。这一点，和国家长期以来对于农民的盘剥并不矛盾，具体就体验在户籍和商品粮制度上。

小平同志的允许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就是建立在这种貌似公平其实不公平制度的基础之上。什么人可以先富起来呢？就是垄断了社会资源的那一小部分人。

阿甘：绝对同意。现在想起来89年我们太缺德了，完全是断人财路啊，怪不得要被坦克车压。

emir： 说中国的科举制度起源于武则天皇帝，不是很正确。科举制度的源头很远，不去说了。就是在唐朝，也是李世民开始搞的。有那个“天下英才入吾彀中”的故事为证。

说它横行肆虐近千年，有点夸张吧。唐宋的科举制度相当成功，起码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好的人才选拔制度。糟糕的是明清，是从明太祖规定八股取士，并且必须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开始的。

至于终止它的，倒真是一位女性，不过不是江青，而是西太后。

席琳：这个纠正还是必要的。虽然科举真正的起源在隋文帝。隋朝之前，只有举荐制度，没有科举考试，可是也造成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和汉魏时期灿烂而健康的中国文化。唐宋文化中最为人傲的唐诗宋词，大概和科举制度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科举制度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大一统和加强皇权或许有某些促进作用，但是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没有任何积极的作用。

封建时期科举制度唯一可取的地方，就是在全国实行统一的分数线。

西太后虽然从形式上废止了传统意义上的科举取士，可是又引进了现代意义上的考试制度，清末民初所谓的洋进士就是这产物。民国的考试和新中国的高考制度，也完全继承了这衣钵，说到底和传统的科举制度并没有什么两样。要说有创新的地方，就是原先考试的是八股，现在考试的是文理八科：语文、政治、（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外语、生物、生物、数学。再就是颇具现代特色的各省不统一录取分数线。

真正废止了科举制度的年代，就是江青当政那几年，也就是文革后期：升高中和大学靠推荐，学校里不考试，集体评估。

当然，这也有它的弊病，否则后来不会被废止，但我却没有听说当时有哪一个小孩子因为压力过大而跳楼或服毒自杀的消息。

阿甘：完全同意emir兄。

席琳：不太同意。全国范围内统一考试不统一录取分数线，就无任何公平可言。在地区范围内，或许正如emir兄所言。建国初期的高干子女，大概又不受此限。不但国内好大学任意挑选，还可以公费出国留学，占尽社会制度风气之先。

大善人：确实不是绝对公平。相对的而已。但中国的环境，想要绝对也不可能。最多也就目前的情况了吧。

emir：不好意思，还要唱点反调。

俺痛恨高考，家里的小侄子和外甥女都很可怜。但更不看好举荐。举荐和考试，俺以为并无绝对的好和坏。关键看它的适用性。举荐的好处是没有一个死板的“格”，所以出于公心的举荐人，容易举荐或在道德方面，或在才能方面甚至德才兼备的人。但毕竟大多数人是有私心的，所以从概率上来说，被举荐的人有问题的多。曹操的唯才是举已经不顾道德方面的要求了，这帮人掌握了举荐权后，后果可想而知。所以司马氏又重新提倡道德。尽管由于其本身的道德规范成问题，很多有道德的士人对其并不买帐。到后来更发展成数百年的门阀制度，对人才的扼杀相当严重。相对来说，考试还是公平很多。舞弊行为虽然不少，毕竟是不合法的。

至于分数线，那是没有的。标准尺度藏在考官和阅卷者的心里。比如明代，秀才是由学政一府一府的考过来，连标准试题都没有。乡试才有一省统一的题目，考进士才有全国统一的题目。从太祖时候，进士就分配了南北名额，因为北方人的考试成绩太差，不强行分配名额的话，就成了南方人一统天下了。现在的高考各地分数线不同，正是从这里得到的灵感。

唐诗宋词乃是文人之学，和作官的能力不相干，科举选拔的是官员，不是文学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考诗词倒是正确的选择。否则都是李白杜甫这样的宰相，天下必然大乱。而唐宋八大家都是科举场上的胜利者，因为他们擅长策论，策论比较能反映作者的政治观点和才能。起码逻辑是不错的。

文革时期的举荐，本身就很不公平，比如黑五类是绝对没指望的。实际操作中，还是当权者的私心起关键作用。更不要说它的指导思想是荒谬可笑的阶级斗争理论。至于自杀的，俺估计还是有的，只不过能获得推荐的人数量本来就少，绝大多数人本身就无指望，也就没有失望，例子自然就少。又是在高压政治下，即使有一些自杀，也被扣个别的政治帽子。谁吃了豹子胆，敢去攻击伟大的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制度不好。

高考迫切需要改进，但现在不适合举荐。

席琳：emir兄说的不错!　容俺再狡辩一下。

您第一段说的很好，俺不同意的一点是举荐制度并不扼杀人才，而只可能是埋没人才。清朝的龚老先生做病梅馆记，呼吁要不拘一格降人材，就是控诉的科举制度对于人才培养和教育最全面和最无情的集体扼杀，其危害性我就不想再强调了。历史上的科举和当今的高考制度，出于对社会资源的全面垄断，规定了天下的士子要上华山，只有读圣贤书这一条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无形中就禁锢了人的思维能力和创造性，扼杀了天才。历史上的张衡和蔡伦，如果也经过了科举考试的选拔，是万万做不出地动仪和造纸的时代壮举的。所以科举和高考出来的人，不是没有才华横溢的，但绝大多数，还是以碌碌无为的庸才居多。

别忘了，科举制度所网罗的，都是历史上各个时代的知识精英。

举荐制度本身并不存在这一点，它强调的是个人的品行和才具的完美结合，强调的是行行出状元，所以不存在对于人才的摧残，而顶多是对于人才的埋没，这人才仍然在社会中存在，只是没有被当局的发现而已。正如老兄所言，举荐制度有它自身的弊端，以至于后来不得不采取科举制度。古人慨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指的就是这意思。可是在一个人治的社会，不管考试的制度多么完善，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举荐。毛泽东选择刘少奇林彪王洪文华国锋作接班人，以及邓小平提拔胡耀邦赵紫阳王兆国江泽民李鹏李瑞环胡锦涛等人，没有一次是经过考试，走的都是举荐这个老模式。

也别忘了，邓小平可是大陆现行的高考制度的恢复者。为此，万民齐呼邓大人的。

您第二段关于分数线，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还不存在标准化和数据化这一说。但是文章的好坏，就如同一件艺术品，还是应该有一个大家公认的标准的，否则也就是舞弊了。当今的高考，也就是相当于古时候的考进士。考小学和初中高中，目前也没有全国的统一分数线。至于划分南人北人，以及后来满人汉人色目人的考卷之分，本身就是科举制度在特定朝代存在的不合理的封建糟粨，在我们号称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是不应该全盘继承过来的。

第三段，拿汉魏的官吏和唐宋的官吏相比，本身就是关公战秦琼，说不出什么优劣的。可是历史上有所谓的唐诗宋词汉文章之说，说明策论做的最好的，不是经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唐宋八大家，而是更早的经过举荐制度选出来的汉代的文学家们。这一点正好说明了科举取士的不堪。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地位，从春秋以降，经秦汉、魏晋、唐宋、明清、以至于现在，不是因为有了科举制度的实施而节节升高，而是因为科举制度的兴起而每况愈下。这也大致说明了科举制度对人才培育的误导和对人才扼杀的问题。

第四段，目前大家都在骂文革，所以我也就不想说什么。只是觉得江青这个人，母鸡司晨吗，和男人的见解自然不一般。

第五，同意老兄的结论，所以我说，江青的作为，超越了时代。

阿甘：呵呵，不得不又一次同意emir兄。就补充一点，那些推荐上来的工农兵大学生其实是很失败的，这个在国内高校是共识。

我还记得我的老师说过那些工农兵大学生进校时居然不会开根号，教起来太痛苦。江青以及她背后的老毛搞的是反知识，反文明运动，没啥可取之处。科举确实不好，推崇愚昧更糟。

席琳：不完全同意阿甘的看法。第一，工农兵大学生在高校做科研，可能是不成功。但是他们的社会经验和人生经历，没有哪一代后来者可以超越。对于人生价值的实现或者人生的意义，不能够用一个简单的标准来衡量。

第二，说毛和江搞的一无是处，也不完全是事实。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本省的思路并没有错。只是任何事就怕搞极端，搞过了头，就无可取之处了。

第三，科举和愚昧，并不是对立的两极。相反，有的时候，它们是一回事。

（三）高考是社会不公的遮羞布

阿甘：不好意思，和席兄较上劲了，只有以前砸老兵时才这么带劲过，嘻嘻，席兄莫怪。

首先，工农兵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和考核是大大降低了要求的（主要是这些人的基础和接受能力有限），毕业后，在高校的从事科研和教学的，在科研单位和工厂做技术工作的，从总体上讲（当然不排除个案）是不合格的，水平比文革前和文革后的大学生有很明显的差距，这是可以肯定的事实而不仅仅是“有可能”。

其次，每代人的“社会经验和人生经历”都不一样（尤其是在急剧变革的当代中国），很难比较，也无所谓超越。他们的社会经验不是在学校里学的，跟受的教育无关，也跟这个只讨论学校教育的帖子无关。

这个帖子不讨论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我就不多说了。

BTW，我检查了一下我的原帖这个地方，有含混的地方，让席兄误解了。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无是处的人是很不好找的，彻底否定江青的是邓大爷（好像他对一个意大利的女记者说过他对江青的评价是负分）而不是阿甘。

不过具体说起知识分子被强制下放劳动这件事，真的要被彻底否定。本来文化和知识资源就缺乏，又被这么浪费，造孽啊。

“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说的比唱的好听，哪里有啥教育？变相的劳改（林彪说的）。

第三，同意您说的科举和愚昧，并不是对立的两极。因为科举也有个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在历史上它起过选拔人才，促进社会阶层上下流通等很好的作用，西方现代的文官制度也对此有借鉴。当然到了后期，科举制度越发僵化，这个时候科举确实导致了愚昧（陈独秀的回忆录对此有很精彩的描述）。

不过，高考和科举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不是一回事。日本韩国现在都有高考，日本的“科学技术创造立国”不仅仅是口号，他们高考的竞争是从幼儿园开始的，这个说来话就长了，打住。

无论如何，对培养人才而言，严格的选拔制度是很有必要的，文革时搞的那一套纯粹是胡来。

当然，现在中国的高考制度弊端太多，我就提一条，不考政治，能办的到吗？当局能同意吗？

还有，老毛的孙子高考200多分能上人大，现在又成了优秀博士。我们却在这里谈论高考制度弊端，他知道了只怕要笑掉大牙。

席琳：哈，捡几个简单的说吧。

第一，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成功的例子还是很多的。说是变相劳改，实在是有一点夸大。当时的十万青年下新疆，下东北，也不全都是强制的，有个人自愿的成分在里面。连我们大学分配时，还有很多的人报名到边疆。从长远来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对于加强民族大融合和开发边疆，应该还是功不可没的。可是由于后来的政策没有到位，变成了历史遗留问题，是始料不及的。看到和尚把经念歪了，也要先检查和尚的嘴，然后再看这经是不是真的不对，不可以一开始就说这经不对。

不久前参加一个研讨会，很多老先生对大陆学术界最痛心疾首的不是教育的投入不多，设备不好，而是踏踏实实干活的人不多，或者说是没有了。实践出真知，一些试验科学，必须要和实践相结合，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袁隆平如果不是整天蹲在乡下观察，而只是在实验室里面想，他根本育不出杂交稻。

第二，人才如何培养和选拔制度应该是没有必然的关系，否则就变成了为选拔而培养人才，迷失了教育的目的是为了造就可以为社会服务的人才，就如同目前的状况一样，千篇一律，高分低能，学非所用，与现实脱节。再说了，严格的选拔制度，也并非高考一条途径。

第三，高考的作用，就是便于统治者垄断人才和教育资源，统一思想，予取予夺，和开启民智，培养人才的教育事业，风马牛不相及。

所以说呀，高考只不过是遮羞布。只是想借袁大头诘谕曹阿瞒的一句话，说这个毛新宇呀，也真是太老实了，我若是他，绝不参加什么劳什子高考而直接进人大，免得给阿甘这样的人留下笑柄。

阿甘：继续反驳。

第一，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成功的例子是很少的。我说少是因为我想不起哪怕一个例子，袁隆平那个不算，他本来就是干那个的。席兄说多，再举几个例子看看？有数据的话，给出比例更好。

第二，（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自愿的不能否定很多是被强制的，对那些被强制的来说就是变相劳改。况且这自愿的里面还包括被蒙蔽的，不然后来的伤痕文学就没了来源。

第三，（实践出真知）这个说法本身无疑是很对的。只是到农村去的知识分子很少有农业知识，在农村他们解决不了啥实际问题，他们学会了种田对他们以后也没用。

第四，人才的选拔制度是人才培养体系中的一部分，象毛新宇那样的智障人士被重点培养纯粹是浪费教育资源。

第五，同意严格的选拔制度，并非高考一条途径。但文革时的推荐制度比高考更糟，更缺乏效率，更不公平。另外别忘了，文革时的推荐制度对被推荐者的忠诚度要求更高。

席琳： 第一，比例没有，因为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统计。看看当年的报纸和红旗杂志，应该会有不少这方面的报道，你也许会说这些报道都不是真实的。

象袁隆平这样的例子应该是很多，而且没有谁是天生就干那个的。随便举几个，我的一个老师，就曾经是保皇派挨批斗，也曾经一年在农村蹲点３６０天，帮农民解决了他一生引以为傲的几件大事情。另外一个是袁隆平的校友，被人称为江湖科学家，８０多岁还坚持在农村蹲点。毛主席的老战友乐天宇，退休后坚持不懈在武陵山区办学，专收那些高考落榜的农家子弟。

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他们的事业，也是他们的追求。

就是现在去问起这一批人，他们对他们的青春，还大多数是无悔的。当然，和他们比起来，我们这一代人要现实的多，也渺小的多。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不复有他们那一代人解放全人类的理想和奉献精神。

第三，所以对这些（没有农业知识的）人，就更需要进行改造。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了人，新中国连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溥仪皇帝都可以改造的生活自理，并现身说法，就不能不说，新中国在创造新的教育理念方面，前无古人。

第四，阿甘不应该说“象毛新宇那样的智障人士被重点培养纯粹是浪费教育资源”。因为教育的目的，就是有教无类。尤其是对残疾人，更应该尊重。

第五，不能完全同意文革时的推荐制度比高考更糟，更缺乏效率，更不公平这个断语。文革时期的推荐，至少不象后来的高考那样劳师动众，劳民伤财，还以高考指挥棒的形式，误导整个教育体制。动用了那么多的社会资源，效率根本就说不上。说推荐不公平，也只能怪当时人的思想境界，还没有那么高尚。

另外，文革时出身要求严，是有当时的时代背景的。当时不只大陆如此，号称自由世界的台湾也如此。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连麦卡锡时代的美国，对政治也很敏感。当时提倡的是又红又专，并没有提倡只红不专。


（四）高考剥夺了人人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阿甘：席兄的风度不错，比老兵强。态度好错误又多，是个扔砖的好目标，嘻嘻。

第一，这些报纸和红旗杂志的声望可不太好，既然号称喉舌，反映的就是统治者的声音，很难作为讨论的依据，除非能另给出可靠的证明。

第二，“都说是被强制的和被蒙蔽的”？这样的表述有吗？谁作的？在哪里作的？我说过的是“有很多是被强制和蒙蔽的”。另外席兄说和他们比起来，我们这一代人要现实的多，也渺小的多。这样的表述太勉强了吧，为了突出一个就贬低另一个不是一个好的作法。

还有，那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蛋们为啥不再愿意跟随老一辈了呢？与老一辈理想的失败有很大关系吧。

第三，席兄说对这些人，就更需要进行改造。直接就给出了这个论点，太突然了，请补充论据和论证。另外请说明“新的教育理念”都包含些啥？

第四，有教无类是孔子的信念。在你夸奖的那个年代，孔子是被打倒的，黑五类是没有资格受高等教育的，这个就是你说的“新的教育理念”吗？

我是很尊重残疾人，但很不尊重特权。生在权贵家中和智力低下都不是毛新宇的错，利用特权谋取不正当利益和恬不知耻就不对了。

第五，文革时期的推荐制度让广大教师和学生知道招工招兵上大学靠的不是学习好而是看谁在特权体系中占据优越的位子，老师不愿意教，学生不愿意学，进大学的人有很多是资质不够，基础不好的，有限的教育资源浪费很大，这样的体系当然是效率不高的。

还有，你说推荐不公平，也只能怪当时人的思想境界，还没有那么高尚。这个和你说的“那一代人们的觉悟，就是那样的革命。一切都听党的话，自动地把火红的青春献给党，献给国家” 是矛盾的吧？

最后，关于又红又专，席兄比我年长，肯定知道“白卷英雄”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说法吧？

席琳：第一，关于以前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声望不好并不等于完全不可信，作为历史资料还是比后来抄来抄去的东西有价值，要知道当时上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头条的，都是要国务院的领导先过目的，不是哪个人一拍脑袋，就出来的东西。

也不同意老一辈理想的失败这个说法。怀旧是人之常情，老一代可能对目前的现实不满，但不一定就说是他们的理想失败。

第二，关于劳动改造，按照毛老人家的理论，是要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这些人的思想，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认为在农村学不到东西，说明还没有彻底的被改造好。就是古代的孟子，也教育读书人要想担当大任，就必须要吃苦耐劳，增益其所不能。

第三，新的教育理念都包含些啥？阿甘再给我设套呀，不就是学制要缩短，教育要改革，教育要为政治服务，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说有教无类是孔子的信念也没错，孔子还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呢。毛老人家说过，只要您说的对，我们就按您的办，这里面也应该包括孔子在内。

第四，资质不高的人难道就不可以上大学？基础不好的人上大学难道就是资源浪费？目前大家都相信或者至少是追求人人生来平等，人人受教育的机会也应该是均等的，目前的高考制度，就是以貌似公平合理的形式，人为地不合理地剥夺了绝大多数人平等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因此，是应当被彻底的废止了的。

另外，办大学和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要提高人的基础，提高人的资质的吗？如果大家资质都够了，基础都好了，人人都英明神武如邓小平，还要你教育干什么。

第五，说推荐不公平，也只能怪当时人的思想境界，还没有那么高尚。和“那一代人们的觉悟，就是那样的革命。一切都听党的话，自动地把火红的青春献给党，献给国家” 。这个没什么矛盾吧？前一个是说当时的一部分人，一旦手中掌握了推荐的权力，就产生了腐败。就产生了您所谓的不公平。权力使人腐败，于当今尤烈，和革命无关。这后一个，讲的是当时普通的老百姓，思想确实比现在的人单纯，党叫干啥就干啥，就是没有被推荐上大学，也口无怨言。

主贴里面提的张玉勤，还有北京景山中学的黄帅，就是宣传白卷英雄时被抓的典型。这些东西，当时和后来都被政治化了。张玉勤的事，绝对是一个刑事案件，学生交了白卷，老师的工作没有做到家，把学生批评了一顿，学生投河自杀了，当老师的绝对要被追究刑事责任。连古人都知道人命关天，当时的学校里面发生了这样的事，绝对是教育体制和老师的素质有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草也好，苗也好，都不应该要，首先要救的，就是孩子们的命。要关心的，也在这个体制下面，还会不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和更多的张玉勤。

因此，在这件事上，撇开了政治上的考量，我非常欣赏江青当时的做法。她至少以自己的权力所及，让全社会来重视这问题。比起那些草菅人命和虚报灾情的行政官员，不止要高明了多少倍。

阿甘：呵呵，板子光打在下级行政官员的屁股上未必公平，虽然草菅人命和虚报灾情让人可恨。古人云：“上有所好，下必效焉”。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反贪官不反皇帝是投降主义。”难道席兄要做投降派？

席琳：关于毛新宇。基本同意阿甘的看法。可是许多事情，或许他也是身不由己的。很多人要是处在他的位置，可能会比他还差劲的多。不信就看看当今走红的权贵的子孙，江绵恒邓楠刘源之流，有几个是靠了自己真实的本领，经高考选拔上去的。

阿甘：哈哈，都是一路货色！所以说拥江（毛）反邓，拥邓反江（毛）都是很无意义的，因为他们都是一路货色！


（五）高考的贻害，千年不治

阿甘：嘻嘻，感觉席兄对老邓很看不惯啊。今天有了点空，继续！

席琳：那是没有的事，没看我一直在为邓同学辩护吗？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也没有高考。

阿甘：关于文革期见的报刊杂志，不是完全不可信，而是可靠性成问题，很难作为讨论的依据，反正我是被党国的宣传给骗怕了。

关于老一代人的理想。我的一个师傅在退休的同时宣布退党，在众人面前说G.C.D.骗了他一辈子，呵呵，有个性，当然反例也有，我们的党委书记开会时就说现在共产主义是低潮，将来一定赤化全球云云。国内现在的年轻人入党的多，信毛共主义的少，大多数是冲好处去的。

席琳：前一个老实八交，后一个言不由衷。我以前的一个朋友，目前也是党委书记，大家见了面，心照不宣，哈哈而已。

关于信仰问题，同意很多人是冲好处去的。这和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入教时的心思相似：It's not hurt.　万一用得上呢，不就亏了。完全是一种投机的心理，说严重一点，自私自利。目前由高考而主导的教育失败，根源也就在这里。

阿甘：关于当群众的学生和先生。呵呵，毛本人喜为人导师，好像基本上没干过农活，要是他没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先下地种庄稼，或象老邓那样去工厂当钳工，要不然请给出他已经被彻底改造好的依据来。

大多数读书人是普通人，当不了大任也不想当大任，强制劳动是不对的。敢问席兄喜欢强制劳动否？或者觉得自己已经被彻底改造好了？嘻嘻。

席琳：对大多数读书人，参加点劳动，体验一下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应该是没有坏处的。

阿甘：大多数读书人本来就是普通老百姓，比如像我父母那样本来就是从农村里出来的，农活全会，无所谓体验一下的说法。学生们基本上也是从农村里出来的，父母出钱让他们进学校是让他们学知识而不是干农活的，用那些家长的话说，真要干农活还不如在生产队，有工分挣。

席琳：当时下乡的知青多是城市人。上海的知青，就新中国对于西北东北和西南的开发功不可没。只是后续的回城措施没有弄好，怪不了初衷的。

阿甘：关于新的教育理念。我哪里敢给席兄设套呀，给人设套也不是阿甘的一贯所为，我是怕误解了席兄，所以要让你给出明确的表述。

学制的长短是可以讨论的，短的长的都有，大概也没有绝对的好坏，能让学生有选择最好。“教育要改革”这句话含义不清，关键是如何改？“教育要为政治服务”,坚决反对这句话！让小孩子往政治里参和干啥？小孩子能懂啥政治？这样作是对小孩子的不负责！！！

“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句话泛泛说起来也不错，不过要是搞的来上北理工的新生居然不会开根号，这是对大学教育的不负责！是对国家未来的军事工业不负责！！！

席琳：中国的政治，和国外的政治，具有不同的涵义。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还有什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都属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教育的范畴，是高尚的。而在国外，政治是脏的。

当年邓小平说，忽视了政治教育，也还是有道理的。

阿甘：　呵呵，8/9年学生们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把老邓给吓的，他说的忽视了政治教育是指洗脑不够，跟席兄讲的中国传统政治教育没关系。

在中国凡是读过点书的人都会受孔子的影响，老毛吸取了别人的思想营养却倒打一耙，很过分。关于教育平等。席兄觉得废除了高考而采用文革时老毛那套推荐制度就能让绝大多数人“平等”地接受高等教育吗？别忘了现在初中还没普及呢。

席琳：初中没有普及，就更应该根据国情，把好钢用在正刄上，办一些技术学校或社区大学，而不是一味地片面地追求高等教育，劳民伤财，办什么世界一流大学。

结果办出来的，充其量只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预科学校。

我的意思是反对高考，但是不反对考试。考试可以作为手段，帮助甄别人才，因材施教，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也给每个人各别的谋生的手段。推荐也可以作为甄别人才的手段，二者没有优劣之分，只是一个制度上的管理的问题：管理得好，就可以公平，管理的不好，什么制度都是瞎搭。但是考试不能成为教育的目的，一切为考试而考试，就本末倒置了。

阿甘:关于教育资源，就在大学扩招后的今天，大学在中国仍然是精英教育，既然不可能人人上大学，选择更合适的人选是对纳税人的负责。

作为选择机制，高考固然弊端很多，文革时老毛那套推荐制度更糟。

席琳：不同意选择更合适的人选是对纳税人负责的观点。正是这种精英意识，是封建糟粕，彻头彻尾的不公平，值得批判。

嘻嘻，咋我认识的好些人（我爸的学生）因为推荐上大学的名额被干部子弟强占而大骂不已呢？

席琳：如果他们都被推荐上了，还会大骂吗？我认识的一些人，考上大学了，照样被别人冒名顶替。还有招生时候的走后门，也无处不在。不能说因为高考了，干部子弟就占不到好处了。农村孩子的高考成绩好，是刚刚恢复高考之后三五之间的事。包产到户了，农村的教育就垮了。

城里的教育，就越来越变成有钱人家的孩子们晋身的工具。目前的状况，穷人家的孩子就是考上了大学，又上得起吗？

所以，高考的作用，是暂时的。而高考的贻害，则是长远的，可谓是謦竹难书，千年不治。

阿甘：显然，在党国普遍腐败的背景下，干部子弟占好处是必然的。 可是与推荐比较起来，高考作为一种制度设计能大大减少党国基层官员的干预，挑选出来的学生质量要有保证一些，这是我支持高考而反对推荐的理由。

席琳：大错特错了。如果不是基层官员们的干预，全国的学生早就对高考不公的事情吵翻了天，上访的上访，罢考的罢考。清末的时候没有地方官的干预，就闹出了个公车上书。

阿甘：江青当时的做法也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所以不能高估。那个老师的作法有问题，工作没有做到家，最多也是取消执教资格加民事责任。追究刑事责任？天啦，又不是老师把她推下河的，席兄能给出“当老师的绝对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据吗？

我又看了一遍，“１９７３年７月，张玉勤在英语期末考试时在考卷背面写了掷地有声的六句话：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ＡＢＣ，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班主任杨天成立即找她谈话，讲了学外语的重要性，并让她在班上做检查。张玉勤拒绝做检查，校长罗长奇７月１２日在全校不点名地批评了她。张玉勤当日离校后没有回家，至１４日才在张玉勤家附近的水库中找到她的尸体。”席兄觉得是班主任杨天成还是校长罗长奇该负刑事责任呢？

席琳：学校不是一般的地方。你看如果在美国，因为老师批评了孩子，导致孩子自尽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以前居住的地方，一个人把自己的小孩丢在家里，去买了一下东西，回来小孩在游泳池里淹死了，一样去坐牢。

阿甘：席兄，这个好像不好比较吧。 要依美国的法律，党国的官员基本上都是罪犯，早就该进大牢了。 江青和这些老师过不去，是有政治目的的，与下面这些可怜的小人物无关，这个席兄很清楚，我就不多说了。

席琳：您以为作为政治家的邓大人让您参加高考，是真的为您和我这样的小人物能够上大学着想呀？还不是一样，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阿甘：我觉得这个小女孩被当时的革命教育带坏了。

席琳：哈哈，这和主贴中专家们的意见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