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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回忆]烟纸店(上)

[上海回忆]烟纸店(上)

博客

烟纸店
     
    获得零食最容易的地方,不是食品店,不是饮食店,前者一年到头也没啥东西卖,买饼干要排队买糖也排队,要粮票要糖票外加排长队,平时也是几个服务员吹牛结绒线。至于饮食店,早上中午晚上营业三次,大饼油条麻球小糖饺糖糕粢饭豆腐浆,都要粮票都要排队,改革开放后好一点,逐渐恢复了馄饨小笼生煎锅贴鸡鸭血汤双档牛肉汤汤团排骨年糕,然而这些都是吃得饱肚皮的东西,这些不是小朋友想吃的零食,小朋友的零食,还是要到烟纸店去找。
“烟纸店”当然是卖“烟”和“纸”的,“烟”是香烟,“纸”是“草纸”。
烟纸店中冒烟的有两种,一种是蚊香,一种就是香烟。说来好玩,从建国至今,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有了改貌换颜的变化,冰箱从用煤气的变成了用电的,马桶从木的变成了陶瓷的又变成了透明的,而偏偏蚊香这玩意,一百年来就几乎没变化。我说的蚊香,是需要火点着了用的那种,一圈圈的那种,正确的量词是“盘”。
蚊香是用农药、泥土、木屑和香料四种东西做成的,把这四样东西,按照事先定好的配比,和在一起,可以加一点水以便调和,调成象稠厚的糊状,然后将之铺成一块有厚度的泥板,就是夯土做泥砖一样。泥板是半干半湿,然后用一个工具,就做做煤板的那种工具,就是一个圆盘,上面有一圈圈的螺旋形片槽,这个圆盘的后面,是一套实心的金属条,就是两盘蚊香合在一起的样子,只是当中的缝现在变成了前面看到槽片。圆盘正中,有根长长的把手,把手的尾部有个小机关,一捏,金属条就在槽片中往外顶,顶到与凹槽齐平,就是完整的一个金属面了,“金属蚊香”的缝正好被槽片填满。
制作的时候,就是把圆盘压到铺好的半干泥板上,压实之后移开圆盘,泥板上就少了一整个圆,那一个圆的泥板正在圆盘中呢,移到一边的木板上,把手捏上的机关一捏,就用圆盘中顶出一片压了痕刻了槽的圆板,等到晒干,就是蚊香。及至大家买回家去,要小心翼翼地把一个圆板拆成两盘螺旋的蚊香,乃是夏天必不可少的东西。
一盒蚊香是四十盘,也就是说是二十板,耐心好的主妇买了一盒蚊香回家,就一口气把蚊香全都拆开,一来是勤劳,二来也是怕丈夫孩子毛手毛脚拆断了。每盒蚊香里有两个薄铁皮冲压出来的架子,甚至是可折叠式的。盒中的架子是这样的,就是一张象现在信用卡大小的铁皮,上面有些压痕,如果写成中文字的话,我觉得“囚”字挺能表达这个样子的。把“人”用力掰起来,扳成一个直角,“人”本身是个支架,“囗”平卧是个底部,而“人”的顶端尖尖头可以用来插纹香,我都为自己发现了这么一个字感到自豪。
那时,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盘子,有的甚至有两三个,这些盘子有的有盖,有的没盖,乃是用各种各样的罐子或者破了的搪瓷碗改装出来的,个个都是花了心思的废物利用,放到现在都是手工艺术品的佳作。这些盘子,就是专门用来点蚊香的。
烟纸店的就是专门卖蚊香的,而且是“有且只有”烟纸店卖。蚊香要用火点,所以烟纸店还有火柴卖。好吧,大家知道,我要聊火柴了。现在火柴已经很少见了,就算有,也只有那么两种。一种是三折的火柴板,其中两折是纸,而另外一折是钉上去的半切开的木板,有点象扁平的梳子一样,每一根梳刺的头上就涂着药磷。用手折断一根,然后把纸板反折过来。一面的纸板上贴着擦纸,把药头放在上面,再捏紧两面的纸板,用力一拉,一根“梳刺”就被点着了,这算是比较工艺难做的,所以更多的是一盒盒的火柴,里面装着一根根的火柴。
“火柴”,是学名,是官名,是商品名,上海人从来不说“火柴”的。在上了年纪的上海人嘴里,这玩意叫“洋火”,一如它的亲戚们洋伞洋钉洋机洋蜡烛洋山芋洋新妇般,都是随着西方文明一起进入中国的,而且它们中的大多数,就是从上海进入中国的。在看惯了火刀火石之后,突然见到了这么方便的取火工具,自然就叫成了“洋火”,持这种叫法的,按今年来说,至少也得得八十岁的人,再年轻些的上海人,虽然不叫“洋火”,依然不叫“火柴”。
年轻一些的,把火柴叫做“自来火”,据说最早的“自来火”并不是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火柴,而是一种密封的容器,打开之后拔出一头的长塞子,长塞子的顶端沾有白磷,遇到空气,就会自燃起来,因此叫做“自来火”。又据说“自来火”指代过不少东西,什么洋灯、电灯、煤气灯之来的,都被叫做过“自来火”,好象只要是手续不复杂的能够发光的东西就可以是“自来火”,直到最后只有火柴被叫做“自来火”。
于是,上海没有《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个故事,上海只有《卖自来火的小姑娘》,或者《卖自来火的小娘仵》。
现在的盒装自来火,是一个纸套子,纸套子上印着图案,正反面基本都有,纸套的一侧涂着擦纸,从纸套里推出一个小抽屉,也是纸的,抽屉里就是火柴了。那时候的火柴,对对,就是烟纸店里的火柴,也是盒装,样子却要差上许多。首先是整包火柴的厚度,是现在火柴的一倍之厚,自然里面的火柴也多得多。外面的套子,神奇了,是木头做的,一张不到一毫米的木片,薄到可以折叠却不会断裂,于是一条长的木板,折三下,成个四面形,用纸再粘起来,就是外面的套子了。纸有两张,一张上面涂有两条擦纸,涂的位置是事先算好的,包住四面形,两条擦纸正好在四面形的窄边上。火柴的正面,还有一张纸,上面就印上“火柴”两字,然后再印点图案。这些图案大多数是专色套印的,多半是些简单的色块图形,外加一些标语口号如“为人民服务”和“毛主席万岁”之类。这些“火柴上的花纸头”,专门的名字就叫“火花”,有人专门收集火花。那时的人们业余生活实在匮乏,一来没有电视二来也不敢有别的爱好,不敢读小说更不敢写小说,倒是把用完的火柴洗下上面的花纸头来,既消闲又安全。
现在,依然有人收集火花,也有公开的目录之类。这让我们发现当年其实不止有“大色块”的火花,还有许多非常精美的影写版火花,让人不禁好奇当年这些火花在哪里?因为市面上买来的火柴,都好看不到哪里去。然而,那些好看的火花的确是有的,只是我们见不到,后来,我估计好看的火柴要么是“进贡”到北京去了,要么就是出口了。
火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卖二分钱一包,十包一起,外面再包张纸,十包整卖的火柴,有个专用的量词,叫做“封”。很少有人一封封火柴买的,都是用完了,差小孩子去弄堂口烟纸店跑一次,买一包回来继续用。小孩子呢,也乐意出门再玩一圈回来。
那时没有一个煤气灶有自动点火的,所以每次做菜做饭,都要用火柴来点火。点火之后,要把手中的火柴弄灭,无非就是吹灭和甩灭两种办法,然而这两种都不是足够安全,万一以为灭了然后在垃圾桶里死灰复燃,那就麻烦了。聪明的人们想了一个办法,在煤气灶边上放一个废弃的空罐子,里面放上一点水,点火之后的火柴梗,也吹灭甩灭都无需了,直拉往里扔就是。定期或不定期倾倒,既方便又安全。
火柴是不用凭票的,那个年代不凭票的东西并不多。噢,对了,在烟纸点中,和火柴放在一起的蜡烛也不要票,当时的蜡烛没有现在这么白,而是黄色的,上下粗细一样,最早的蜡烛是舶来品,所以在上海话中称之为“洋蜡烛”。虽然物资匮乏,但是上海的能源供应还是比较跟得上的,当然那时没空调没冰箱没电视,主要的用电就是照明,因此民用电的压力并不大,所以鲜有大规模停电的场景。用在洋蜡烛的情况大多数是因为保险丝断裂,因此需要点着蜡烛去检修火表(电表)。
蜡烛还有一个用,就是那时没有尼龙拉链,没有自润滑的功能,然而金属齿的拉链质量又不好,而用蜡烛在拉链齿上涂一下,就能使得拉链拉动流畅无滞感,所以几乎家家户户的蜡烛头上都有一条拉链的印子。
说了半天,还没说到“烟”!烟纸店不卖烟还能叫烟纸店吗?烟,是香烟,“自古以来”就是20根一包,其实有些烟纸店也有拆根卖的,在烟还不要烟票的时候。烟纸店的烟,最早只有上海生产的卷烟,飞马、光荣、大前门、凤凰、上海、牡丹,就是这几个牌子,没有中华,甚至连红双喜都没有。最早的烟,都是没有过滤嘴的,后来凤凰、上海、牡丹这些才有。那时出门办事,给办事员递烟是不成文的规矩,有过滤嘴的烟上海人叫做“海绵头”,办事的时候没有海绵头是根本拿不出手的。因为没有过滤嘴,烟抽在嘴里有点麻辣的感觉,上海人就称之为“辣麻头”。有些人,身上有两包烟,一包是便宜的“辣麻头”,另一包则是专门敬烟递烟的“海绵头”。
大家知道,香烟是要用香烟票买的,那年头,就没有东西不是“限购”的,所以当有些奢侈品牌推出限量版的时候,上海人很不以为然。关于香烟票和“香烟票调蛋”的故事,我已经在《上海回忆》的其它章节中说过了,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自行查看。
我有一件事一直不明,文革末期的时候,我家转角(陕西北路南阳路)上的一家烟纸店,柜台里整齐地放着三包“三五”牌香烟,二包在下,一包叠在上面。我记得这包烟的价格要远远超过其它的烟,也不要烟票,但它们一直静静地躺着,一年二年,直到我搬离那个地区。直到现在,我都很诧异,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有“敌人”“英帝国主义”的烟售卖,它根本就没有任何渠道可以漂洋过海,到达上海一个小街道的小烟纸店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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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也很有可能是“我记错了”,上文描述的年代,我只有五六岁,我觉得很有可能如《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马小军的记忆,它是那么真实的显现在眼前,而实际上,却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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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烟牌子,大家都知道这样东西吧?比火花大不了多少,一张小卡片,背面是灰颜色的,正面印刷着质量不怎么好的图画。有三国人物,有水浒人物,也有别的故事,到后来则有了变形金刚。每个小男孩的口袋里,都有十几张乃至几十张上百张的香烟牌子,用橡皮筋捆着。男孩们碰到一起,不是打弹子就是赌香烟牌子,后者在沪语中有专门叫法“刮香烟牌子”,因为香烟牌子的玩法,就是“刮”。玩的时候,用手掌扫过覆在地面的香烟牌子上方,靠“掌风”使之翻转,这个动作就是“刮”。
拳不离手,曲不离手,香烟牌子越多的孩子,身上也越脏,这玩意,是要趴在地上玩的。水平高,自然跟着起哄的人就多;每条弄堂、每个班级都有高手,继而整条街、整个年级都有高手,高手各有“跟班”,高手要做到的不是一路赢下去,高手要做到平衡与协调,江湖,从五六岁时,就开始了。现在常说一句话,“离开学校,踏上社会”,那时的小孩子,可是“离开社会,踏入学校”的啊!
香烟牌子的故事,许多怀旧的节目书刊都讲过提过,但是香烟牌子是哪里来的呢?有人说是每包香烟里都有随机的一张香烟牌子,就象现在的集换式卡片一样。但是我想来想去不对,那时几乎家家都有孩子,就算每个孩子都有十张的话,那得抽掉多少烟啊?除了钱不说,也没那么多烟票啊!
反正,我从来没有见过藏在香烟中的香烟牌子,据说解放前的香烟里,还真有那么一张小玩意。我们小时候的香烟牌子,是烟纸店买来的,一大张卡片,大概是现在两本杂志的大小,也就几分钱。买回家,将之自行剪开,就是一张张小的香烟牌子了。大多数情况,是七列乘以八行,所以就是七八五十六张香烟牌子,比如一百零八将,就只要买两大张即可,然后事实上是永远没有这个“即可”的,因为没有一家的家长会给孩子一下子买两大张香烟牌子的,你觉得现在会有人给孩子买两个iPad吗?就算现在有,那时也没有。
烟纸店当然有纸卖,纸就是草纸。我一直说,草纸是人类历史上最可能赚钱的发明,可惜当年还没有专利的意识,否则的话,全世界的草纸都要给这个人付专利费,他死了儿子收孙子收,真正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可惜啊!
沪人言“草纸”,北人语“手纸”也,对了,就是擦屁股的纸。烟纸店中的草纸,有两种,一种是土灰色的,一种是白色的,前者较后面为硬为粗,所以后者更贵。这两种草纸的“丝流”是不一样的,粗的那种横向对折后可以撕成三块方形的,而细的那种只能纵向对折才能撕开,只能撕成两半,撕成三片就太窄了,没法用。
总结一下,一张土灰色的比较粗糙的草纸,可以撕成三片用;而一张白色的相对细结的草纸,可以撕成两片来用。精明的上海人不是一味图便宜不追求生活质量的,特别是这种要和身体亲密接触的东西;但是精明的上海人对于“照理应该成为三片却撕不成三片”这种事绝对是“零容忍”,解决方案如下。
一刀草纸买回来--记住,上海话对于草纸的量词是“刀”--买回来,就一次性地将一百张草纸--精明的上海人时常会数一数多少张,如果哪家烟纸店老是缺张数,下回就不去了--废话真多,把一百张草纸,每五六张横向对折,再用剪刀或刀片将之分成三片,然后再将之拆开,一片片地叠起。就是说,一口气,把一百张草纸,变成三百片大小适用的小草纸,既方便,又不会浪费。所以上海人家的马桶后面水箱上,都有一个木盒子纸盒子,专门用来放置剪裁好的草纸,考究的人家甚至在马桶的边个做好一个专供放小片草纸的盒子,钉在瓷砖上面。
上海人的生活精致,光从草纸看,就不一般。
烟纸店还有信纸卖,沪人所言之“信纸”,即东洋人语“手纸”也。烟纸店中的信低,是普通的红线单面信纸,第一行顶端和最后一行的纸端则是双线,每页的右下角印着“第 页”,数字可以填进去。因为又薄又透明,所以只能写单面,由于是透明的,女孩子们常用来描画绣花花样。那时的国营企业,大都自行印刷信纸,坐办公室的人可以领信纸用,所以去烟纸店买信纸人的,意味着家里没人是干部。
信封同样可以在烟纸店买到,牛皮纸的信封,里面装着信。精明的上海人,收到信之后,总是小心翼翼地拆开,把信纸抽出。普通人家,把信封裁开,可以给孩子打打草稿;更节约的人家,把信封拆开,反面写上回信,再重新封起来,把正面的地址涂去,在背面写上地址寄回去,只花一张邮票钱,更甚者连邮票都不贴,直接写上“邮资到付”四个字,让收信人付,厉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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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人的精致与细心,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
初中毕业,阁主恋爱了,是的,初中毕业,找了一个高三的女朋友,瞒着父母,其实也不是瞒啦,他们又没问我。暑假中勤工俭学,干了一个月,挣了不少钱,于是买了张火车票,去北京玩;打工时有个同事是人民大学的,于是到了北京就投奔他的舍友,住在他的宿舍里。于是天天给女朋友写信,天天给家里写信,天天去学校的信箱等信,说来好玩,我那时长得“很老气”,女朋友认为我是大学生,整个大学校园都认为我是大学生。
在北京玩了一个月,准备回上海开学,我是一名光荣的高中生啦!
甫一及家,老爹就问:“你有女朋友了吧?”
我这个人就是这点好,从来不说假话,于是一来一去的,就也承认了,只是我实在好好奇,就问:“你也没这么神吧?我一有女朋友就去了北京,一回来你就知道我有女朋友了?”
“小子,临走的时候,我给了你一刀信纸,那是四十张,你给家里写了四五封信后就换了信纸,我问你,那三十几张信纸哪里去了?”老爹淡淡地说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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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忍至今的编辑终于发飙了,“写了半天,牛吹到了现在,你连烟纸店长什么样都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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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纸店是一家店,卖日用小百货的,引线丝线,别针夹钗,橡皮筋宽紧带,棉纱线鞋底线,钉针箍鞋剚钻,反正都是小东西,应有不见得有,有时有有时没有,反正,那个年代,都得看运气。烟纸店大多数是没有名字的,开在弄堂口的某处,都只有一开间门面。
一开间,就是一个门牌号码的宽度,那就是一户人家的宽度。上海的路上,经常会跳号,31号是家大店,紧贴着的就是39号,那是因为那家大店占据了四个门牌号码的宽度,上海话就叫“四开间门面”。
所有的烟纸店都只有一开间门面,那是因为烟纸店都是沿马路的住户破墙开店改的,前面开店,后面就是住家,由于前面成了店铺,住房自然紧张,所以后面多半还有个阁楼。
让我们从正面看过去,一般的烟纸店是这样的:左面是一个及顶的架子,架子倚一面墙而设,后面是开口的,所以只需要两面是玻璃,前面和侧面;架子的右边,是一个柜台,柜台的前面也是玻璃的,让顾客可以看到里面陈列的东西,柜台的台面,有些是玻璃,有些是木板,大多数是木板的,店主一天有好多时候坐在店里,这个台面要派许多用场;柜台的右边,是一扇半门,半门的上面,是一块翻板,翻起翻板,打开半门,店里就可以走到街上;有时翻板上放着东西,就偷懒钻出钻进。店主坐在柜台前,身后还有一整排落地到顶的木头架子,上面有着各种各样的瓶瓶罐罐。
店门前,还有一只猫,蹲在半门的前面,如果得宠的话,会趴在柜台的正当中。一定会有只猫的,店里吃的东西多,招老鼠,养只猫是要派任务的。
我们还是从正面望过去,架子和柜台的前面,是一个固定着的木框,“日”字形的,上中下三根木档上面,都有凹槽,特别是中间那根,上下都有。这些槽是方便把木板塞进去封闭店面,木板一般是一米来长,三五十公分之宽,上下都有横档,一来增加强度,二来便于捏握,有的木板塞入时有先后次序,则会标清在木板之上。由于木板是从侧面塞入槽内的,所以这些板就叫“塞板”,有些人不知道,就叫做“排门板”。
最右边,就是那扇半门的位置,晚上打烊的时候也要关闭,所以紧贴着的,是一扇正常的全门,“日字架”的右边,正好是门框的一部分。把门关闭后,还有一块挡板,既挡住塞板移动,又顶住门的开合,挡板是一根粗木条,上面有洞有扣,等所有的东西到装好顶好,加一把锁,店主得绕一圈从后门回到家中。
有些烟纸店的塞板上留有小门,可以从里面打开,那是为了方便有急事的人们晚上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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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纸店结束营业,叫做“打烊”,不叫“关门”。全上海的所有的店家、食肆、各种营业场所,每天结束,都不能叫“关门”。如果客人说“关门”,会遭业主的白眼;如果店家自己的孩子这么说,一准会招骂,没准还会挨打。
“关门”在上海话里指的“倒闭了”、“停业了”、“没有了”、“完结了”,就是这扇门关了再也不开了,要是再开就换招牌了。
“烊”是火,“打烊”就是熄火,开饭店的每天烧完饭都要熄灭灶火,以此引申为所有店家的结束营业。再说了,以前的店没有电灯,乃是用油灯、蜡烛的,铺塞板之前当然要熄灭一切火苗,“打烊”很是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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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点半,路上空荡荡的,只有路灯孤零零地站着。
“笃、笃、笃”
一个女人急切敲着烟纸店的门:“帮帮忙,帮帮忙”,不敢喊得太响,却影响了邻居,又不敢喊得太轻,生怕店主没有听到。
静静的夜,可以听到里面有了悉悉索索的声音,阿毛的娘停止了敲门,继而有声隐约的“啪”,从塞板的缝里看到里面亮了灯。
“啥人啊?”店里有人说话,上排当中塞板的最下面,开了一个口,是一块装着铰链的小木板,正方形的,一虎口见方,店主俯下身湊着开口朝外张望。
“是我呀,阿毛拉娘”,那个女人也湊着开口对里面说,“哎呀,实在勿好意思喔,介夜倒来敲侬们。阿毛啦爷明朝一早要接待外宾,我连夜帮伊烫衣裳,结果只钮子落下来了,我就想帮伊重新钉一钉。侬讲巧勿巧,呆呆调碰着呆呆调,黑颜色线用光了,就连深藏青嚡呒没了,只好连夜来敲门寻侬帮帮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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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碰着“要紧要慢”的事,人们才会在晚上乃至关夜去敲烟纸店的塞板,才会打开塞板上的小窗,店主睡意朦胧地问客人要点啥,收钱找钱,再睡意朦胧地关上小窗板。
上海的小百货业,一直靠遍布城市各地的烟纸店维系着,那时候,每条路上都有几家烟纸店,有些弄堂是前后通的,前弄堂口有一家,后弄堂口还有一家;小弄堂的出口在第三条街上,居然又有一家。这些烟纸店,每天天亮开店,有的早,有的晚;天黑打烊,有的早,有的晚。大多数的烟纸店,在打烊之后,依然可以敲开小门买东西。
如此近在咫尺,随时可以解决困难的小百货店,想想都很便利呀,所以叫做“便利店”。
这只是个笑话,烟纸店是烟纸店,便利店是便利店。但是我在想,便利店只有在上海做到了建设初期如雨后春笋般的活跃,及到发展期又是遍地开花,便利店模式的成功,或许与着烟纸店有点割舍不断地联系,亦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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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梅玺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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