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回忆]烟纸店（上）

烟纸店
     
    获得零食最容易的地方，不是食品店，不是饮食店，前者一年到头也没啥东西卖，买饼干要排队买糖也排队，要粮票要糖票外加排长队，平时也是几个服务员吹牛结绒线。至于饮食店，早上中午晚上营业三次，大饼油条麻球小糖饺糖糕粢饭豆腐浆，都要粮票都要排队，改革开放后好一点，逐渐恢复了馄饨小笼生煎锅贴鸡鸭血汤双档牛肉汤汤团排骨年糕，然而这些都是吃得饱肚皮的东西，这些不是小朋友想吃的零食，小朋友的零食，还是要到烟纸店去找。
“烟纸店”当然是卖“烟”和“纸”的，“烟”是香烟，“纸”是“草纸”。
烟纸店中冒烟的有两种，一种是蚊香，一种就是香烟。说来好玩，从建国至今，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有了改貌换颜的变化，冰箱从用煤气的变成了用电的，马桶从木的变成了陶瓷的又变成了透明的，而偏偏蚊香这玩意，一百年来就几乎没变化。我说的蚊香，是需要火点着了用的那种，一圈圈的那种，正确的量词是“盘”。
蚊香是用农药、泥土、木屑和香料四种东西做成的，把这四样东西，按照事先定好的配比，和在一起，可以加一点水以便调和，调成象稠厚的糊状，然后将之铺成一块有厚度的泥板，就是夯土做泥砖一样。泥板是半干半湿，然后用一个工具，就做做煤板的那种工具，就是一个圆盘，上面有一圈圈的螺旋形片槽，这个圆盘的后面，是一套实心的金属条，就是两盘蚊香合在一起的样子，只是当中的缝现在变成了前面看到槽片。圆盘正中，有根长长的把手，把手的尾部有个小机关，一捏，金属条就在槽片中往外顶，顶到与凹槽齐平，就是完整的一个金属面了，“金属蚊香”的缝正好被槽片填满。
制作的时候，就是把圆盘压到铺好的半干泥板上，压实之后移开圆盘，泥板上就少了一整个圆，那一个圆的泥板正在圆盘中呢，移到一边的木板上，把手捏上的机关一捏，就用圆盘中顶出一片压了痕刻了槽的圆板，等到晒干，就是蚊香。及至大家买回家去，要小心翼翼地把一个圆板拆成两盘螺旋的蚊香，乃是夏天必不可少的东西。
一盒蚊香是四十盘，也就是说是二十板，耐心好的主妇买了一盒蚊香回家，就一口气把蚊香全都拆开，一来是勤劳，二来也是怕丈夫孩子毛手毛脚拆断了。每盒蚊香里有两个薄铁皮冲压出来的架子，甚至是可折叠式的。盒中的架子是这样的，就是一张象现在信用卡大小的铁皮，上面有些压痕，如果写成中文字的话，我觉得“囚”字挺能表达这个样子的。把“人”用力掰起来，扳成一个直角，“人”本身是个支架，“囗”平卧是个底部，而“人”的顶端尖尖头可以用来插纹香，我都为自己发现了这么一个字感到自豪。
那时，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盘子，有的甚至有两三个，这些盘子有的有盖，有的没盖，乃是用各种各样的罐子或者破了的搪瓷碗改装出来的，个个都是花了心思的废物利用，放到现在都是手工艺术品的佳作。这些盘子，就是专门用来点蚊香的。
烟纸店的就是专门卖蚊香的，而且是“有且只有”烟纸店卖。蚊香要用火点，所以烟纸店还有火柴卖。好吧，大家知道，我要聊火柴了。现在火柴已经很少见了，就算有，也只有那么两种。一种是三折的火柴板，其中两折是纸，而另外一折是钉上去的半切开的木板，有点象扁平的梳子一样，每一根梳刺的头上就涂着药磷。用手折断一根，然后把纸板反折过来。一面的纸板上贴着擦纸，把药头放在上面，再捏紧两面的纸板，用力一拉，一根“梳刺”就被点着了，这算是比较工艺难做的，所以更多的是一盒盒的火柴，里面装着一根根的火柴。
“火柴”，是学名，是官名，是商品名，上海人从来不说“火柴”的。在上了年纪的上海人嘴里，这玩意叫“洋火”，一如它的亲戚们洋伞洋钉洋机洋蜡烛洋山芋洋新妇般，都是随着西方文明一起进入中国的，而且它们中的大多数，就是从上海进入中国的。在看惯了火刀火石之后，突然见到了这么方便的取火工具，自然就叫成了“洋火”，持这种叫法的，按今年来说，至少也得得八十岁的人，再年轻些的上海人，虽然不叫“洋火”，依然不叫“火柴”。
年轻一些的，把火柴叫做“自来火”，据说最早的“自来火”并不是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火柴，而是一种密封的容器，打开之后拔出一头的长塞子，长塞子的顶端沾有白磷，遇到空气，就会自燃起来，因此叫做“自来火”。又据说“自来火”指代过不少东西，什么洋灯、电灯、煤气灯之来的，都被叫做过“自来火”，好象只要是手续不复杂的能够发光的东西就可以是“自来火”，直到最后只有火柴被叫做“自来火”。
于是，上海没有《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个故事，上海只有《卖自来火的小姑娘》，或者《卖自来火的小娘仵》。
现在的盒装自来火，是一个纸套子，纸套子上印着图案，正反面基本都有，纸套的一侧涂着擦纸，从纸套里推出一个小抽屉，也是纸的，抽屉里就是火柴了。那时候的火柴，对对，就是烟纸店里的火柴，也是盒装，样子却要差上许多。首先是整包火柴的厚度，是现在火柴的一倍之厚，自然里面的火柴也多得多。外面的套子，神奇了，是木头做的，一张不到一毫米的木片，薄到可以折叠却不会断裂，于是一条长的木板，折三下，成个四面形，用纸再粘起来，就是外面的套子了。纸有两张，一张上面涂有两条擦纸，涂的位置是事先算好的，包住四面形，两条擦纸正好在四面形的窄边上。火柴的正面，还有一张纸，上面就印上“火柴”两字，然后再印点图案。这些图案大多数是专色套印的，多半是些简单的色块图形，外加一些标语口号如“为人民服务”和“毛主席万岁”之类。这些“火柴上的花纸头”，专门的名字就叫“火花”，有人专门收集火花。那时的人们业余生活实在匮乏，一来没有电视二来也不敢有别的爱好，不敢读小说更不敢写小说，倒是把用完的火柴洗下上面的花纸头来，既消闲又安全。
现在，依然有人收集火花，也有公开的目录之类。这让我们发现当年其实不止有“大色块”的火花，还有许多非常精美的影写版火花，让人不禁好奇当年这些火花在哪里？因为市面上买来的火柴，都好看不到哪里去。然而，那些好看的火花的确是有的，只是我们见不到，后来，我估计好看的火柴要么是“进贡”到北京去了，要么就是出口了。
火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卖二分钱一包，十包一起，外面再包张纸，十包整卖的火柴，有个专用的量词，叫做“封”。很少有人一封封火柴买的，都是用完了，差小孩子去弄堂口烟纸店跑一次，买一包回来继续用。小孩子呢，也乐意出门再玩一圈回来。
那时没有一个煤气灶有自动点火的，所以每次做菜做饭，都要用火柴来点火。点火之后，要把手中的火柴弄灭，无非就是吹灭和甩灭两种办法，然而这两种都不是足够安全，万一以为灭了然后在垃圾桶里死灰复燃，那就麻烦了。聪明的人们想了一个办法，在煤气灶边上放一个废弃的空罐子，里面放上一点水，点火之后的火柴梗，也吹灭甩灭都无需了，直拉往里扔就是。定期或不定期倾倒，既方便又安全。
火柴是不用凭票的，那个年代不凭票的东西并不多。噢，对了，在烟纸点中，和火柴放在一起的蜡烛也不要票，当时的蜡烛没有现在这么白，而是黄色的，上下粗细一样，最早的蜡烛是舶来品，所以在上海话中称之为“洋蜡烛”。虽然物资匮乏，但是上海的能源供应还是比较跟得上的，当然那时没空调没冰箱没电视，主要的用电就是照明，因此民用电的压力并不大，所以鲜有大规模停电的场景。用在洋蜡烛的情况大多数是因为保险丝断裂，因此需要点着蜡烛去检修火表（电表）。
蜡烛还有一个用，就是那时没有尼龙拉链，没有自润滑的功能，然而金属齿的拉链质量又不好，而用蜡烛在拉链齿上涂一下，就能使得拉链拉动流畅无滞感，所以几乎家家户户的蜡烛头上都有一条拉链的印子。
说了半天，还没说到“烟”！烟纸店不卖烟还能叫烟纸店吗？烟，是香烟，“自古以来”就是20根一包，其实有些烟纸店也有拆根卖的，在烟还不要烟票的时候。烟纸店的烟，最早只有上海生产的卷烟，飞马、光荣、大前门、凤凰、上海、牡丹，就是这几个牌子，没有中华，甚至连红双喜都没有。最早的烟，都是没有过滤嘴的，后来凤凰、上海、牡丹这些才有。那时出门办事，给办事员递烟是不成文的规矩，有过滤嘴的烟上海人叫做“海绵头”，办事的时候没有海绵头是根本拿不出手的。因为没有过滤嘴，烟抽在嘴里有点麻辣的感觉，上海人就称之为“辣麻头”。有些人，身上有两包烟，一包是便宜的“辣麻头”，另一包则是专门敬烟递烟的“海绵头”。
大家知道，香烟是要用香烟票买的，那年头，就没有东西不是“限购”的，所以当有些奢侈品牌推出限量版的时候，上海人很不以为然。关于香烟票和“香烟票调蛋”的故事，我已经在《上海回忆》的其它章节中说过了，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自行查看。
我有一件事一直不明，文革末期的时候，我家转角（陕西北路南阳路）上的一家烟纸店，柜台里整齐地放着三包“三五”牌香烟，二包在下，一包叠在上面。我记得这包烟的价格要远远超过其它的烟，也不要烟票，但它们一直静静地躺着，一年二年，直到我搬离那个地区。直到现在，我都很诧异，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有“敌人”“英帝国主义”的烟售卖，它根本就没有任何渠道可以漂洋过海，到达上海一个小街道的小烟纸店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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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也很有可能是“我记错了”，上文描述的年代，我只有五六岁，我觉得很有可能如《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马小军的记忆，它是那么真实的显现在眼前，而实际上，却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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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烟牌子，大家都知道这样东西吧？比火花大不了多少，一张小卡片，背面是灰颜色的，正面印刷着质量不怎么好的图画。有三国人物，有水浒人物，也有别的故事，到后来则有了变形金刚。每个小男孩的口袋里，都有十几张乃至几十张上百张的香烟牌子，用橡皮筋捆着。男孩们碰到一起，不是打弹子就是赌香烟牌子，后者在沪语中有专门叫法“刮香烟牌子”，因为香烟牌子的玩法，就是“刮”。玩的时候，用手掌扫过覆在地面的香烟牌子上方，靠“掌风”使之翻转，这个动作就是“刮”。
拳不离手，曲不离手，香烟牌子越多的孩子，身上也越脏，这玩意，是要趴在地上玩的。水平高，自然跟着起哄的人就多；每条弄堂、每个班级都有高手，继而整条街、整个年级都有高手，高手各有“跟班”，高手要做到的不是一路赢下去，高手要做到平衡与协调，江湖，从五六岁时，就开始了。现在常说一句话，“离开学校，踏上社会”，那时的小孩子，可是“离开社会，踏入学校”的啊！
香烟牌子的故事，许多怀旧的节目书刊都讲过提过，但是香烟牌子是哪里来的呢？有人说是每包香烟里都有随机的一张香烟牌子，就象现在的集换式卡片一样。但是我想来想去不对，那时几乎家家都有孩子，就算每个孩子都有十张的话，那得抽掉多少烟啊？除了钱不说，也没那么多烟票啊！
反正，我从来没有见过藏在香烟中的香烟牌子，据说解放前的香烟里，还真有那么一张小玩意。我们小时候的香烟牌子，是烟纸店买来的，一大张卡片，大概是现在两本杂志的大小，也就几分钱。买回家，将之自行剪开，就是一张张小的香烟牌子了。大多数情况，是七列乘以八行，所以就是七八五十六张香烟牌子，比如一百零八将，就只要买两大张即可，然后事实上是永远没有这个“即可”的，因为没有一家的家长会给孩子一下子买两大张香烟牌子的，你觉得现在会有人给孩子买两个iPad吗？就算现在有，那时也没有。
烟纸店当然有纸卖，纸就是草纸。我一直说，草纸是人类历史上最可能赚钱的发明，可惜当年还没有专利的意识，否则的话，全世界的草纸都要给这个人付专利费，他死了儿子收孙子收，真正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可惜啊！
沪人言“草纸”，北人语“手纸”也，对了，就是擦屁股的纸。烟纸店中的草纸，有两种，一种是土灰色的，一种是白色的，前者较后面为硬为粗，所以后者更贵。这两种草纸的“丝流”是不一样的，粗的那种横向对折后可以撕成三块方形的，而细的那种只能纵向对折才能撕开，只能撕成两半，撕成三片就太窄了，没法用。
总结一下，一张土灰色的比较粗糙的草纸，可以撕成三片用；而一张白色的相对细结的草纸，可以撕成两片来用。精明的上海人不是一味图便宜不追求生活质量的，特别是这种要和身体亲密接触的东西；但是精明的上海人对于“照理应该成为三片却撕不成三片”这种事绝对是“零容忍”，解决方案如下。
一刀草纸买回来－－记住，上海话对于草纸的量词是“刀”－－买回来，就一次性地将一百张草纸－－精明的上海人时常会数一数多少张，如果哪家烟纸店老是缺张数，下回就不去了－－废话真多，把一百张草纸，每五六张横向对折，再用剪刀或刀片将之分成三片，然后再将之拆开，一片片地叠起。就是说，一口气，把一百张草纸，变成三百片大小适用的小草纸，既方便，又不会浪费。所以上海人家的马桶后面水箱上，都有一个木盒子纸盒子，专门用来放置剪裁好的草纸，考究的人家甚至在马桶的边个做好一个专供放小片草纸的盒子，钉在瓷砖上面。
上海人的生活精致，光从草纸看，就不一般。
烟纸店还有信纸卖，沪人所言之“信纸”，即东洋人语“手纸”也。烟纸店中的信低，是普通的红线单面信纸，第一行顶端和最后一行的纸端则是双线，每页的右下角印着“第 页”，数字可以填进去。因为又薄又透明，所以只能写单面，由于是透明的，女孩子们常用来描画绣花花样。那时的国营企业，大都自行印刷信纸，坐办公室的人可以领信纸用，所以去烟纸店买信纸人的，意味着家里没人是干部。
信封同样可以在烟纸店买到，牛皮纸的信封，里面装着信。精明的上海人，收到信之后，总是小心翼翼地拆开，把信纸抽出。普通人家，把信封裁开，可以给孩子打打草稿；更节约的人家，把信封拆开，反面写上回信，再重新封起来，把正面的地址涂去，在背面写上地址寄回去，只花一张邮票钱，更甚者连邮票都不贴，直接写上“邮资到付”四个字，让收信人付，厉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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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人的精致与细心，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
初中毕业，阁主恋爱了，是的，初中毕业，找了一个高三的女朋友，瞒着父母，其实也不是瞒啦，他们又没问我。暑假中勤工俭学，干了一个月，挣了不少钱，于是买了张火车票，去北京玩；打工时有个同事是人民大学的，于是到了北京就投奔他的舍友，住在他的宿舍里。于是天天给女朋友写信，天天给家里写信，天天去学校的信箱等信，说来好玩，我那时长得“很老气”，女朋友认为我是大学生，整个大学校园都认为我是大学生。
在北京玩了一个月，准备回上海开学，我是一名光荣的高中生啦！
甫一及家，老爹就问：“你有女朋友了吧？”
我这个人就是这点好，从来不说假话，于是一来一去的，就也承认了，只是我实在好好奇，就问：“你也没这么神吧？我一有女朋友就去了北京，一回来你就知道我有女朋友了？”
“小子，临走的时候，我给了你一刀信纸，那是四十张，你给家里写了四五封信后就换了信纸，我问你，那三十几张信纸哪里去了？”老爹淡淡地说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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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忍至今的编辑终于发飙了，“写了半天，牛吹到了现在，你连烟纸店长什么样都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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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纸店是一家店，卖日用小百货的，引线丝线，别针夹钗，橡皮筋宽紧带，棉纱线鞋底线，钉针箍鞋剚钻，反正都是小东西，应有不见得有，有时有有时没有，反正，那个年代，都得看运气。烟纸店大多数是没有名字的，开在弄堂口的某处，都只有一开间门面。
一开间，就是一个门牌号码的宽度，那就是一户人家的宽度。上海的路上，经常会跳号，31号是家大店，紧贴着的就是39号，那是因为那家大店占据了四个门牌号码的宽度，上海话就叫“四开间门面”。
所有的烟纸店都只有一开间门面，那是因为烟纸店都是沿马路的住户破墙开店改的，前面开店，后面就是住家，由于前面成了店铺，住房自然紧张，所以后面多半还有个阁楼。
让我们从正面看过去，一般的烟纸店是这样的：左面是一个及顶的架子，架子倚一面墙而设，后面是开口的，所以只需要两面是玻璃，前面和侧面；架子的右边，是一个柜台，柜台的前面也是玻璃的，让顾客可以看到里面陈列的东西，柜台的台面，有些是玻璃，有些是木板，大多数是木板的，店主一天有好多时候坐在店里，这个台面要派许多用场；柜台的右边，是一扇半门，半门的上面，是一块翻板，翻起翻板，打开半门，店里就可以走到街上；有时翻板上放着东西，就偷懒钻出钻进。店主坐在柜台前，身后还有一整排落地到顶的木头架子，上面有着各种各样的瓶瓶罐罐。
店门前，还有一只猫，蹲在半门的前面，如果得宠的话，会趴在柜台的正当中。一定会有只猫的，店里吃的东西多，招老鼠，养只猫是要派任务的。
我们还是从正面望过去，架子和柜台的前面，是一个固定着的木框，“日”字形的，上中下三根木档上面，都有凹槽，特别是中间那根，上下都有。这些槽是方便把木板塞进去封闭店面，木板一般是一米来长，三五十公分之宽，上下都有横档，一来增加强度，二来便于捏握，有的木板塞入时有先后次序，则会标清在木板之上。由于木板是从侧面塞入槽内的，所以这些板就叫“塞板”，有些人不知道，就叫做“排门板”。
最右边，就是那扇半门的位置，晚上打烊的时候也要关闭，所以紧贴着的，是一扇正常的全门，“日字架”的右边，正好是门框的一部分。把门关闭后，还有一块挡板，既挡住塞板移动，又顶住门的开合，挡板是一根粗木条，上面有洞有扣，等所有的东西到装好顶好，加一把锁，店主得绕一圈从后门回到家中。
有些烟纸店的塞板上留有小门，可以从里面打开，那是为了方便有急事的人们晚上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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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纸店结束营业，叫做“打烊”，不叫“关门”。全上海的所有的店家、食肆、各种营业场所，每天结束，都不能叫“关门”。如果客人说“关门”，会遭业主的白眼；如果店家自己的孩子这么说，一准会招骂，没准还会挨打。
“关门”在上海话里指的“倒闭了”、“停业了”、“没有了”、“完结了”，就是这扇门关了再也不开了，要是再开就换招牌了。
“烊”是火，“打烊”就是熄火，开饭店的每天烧完饭都要熄灭灶火，以此引申为所有店家的结束营业。再说了，以前的店没有电灯，乃是用油灯、蜡烛的，铺塞板之前当然要熄灭一切火苗，“打烊”很是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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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点半，路上空荡荡的，只有路灯孤零零地站着。
“笃、笃、笃”
一个女人急切敲着烟纸店的门：“帮帮忙，帮帮忙”，不敢喊得太响，却影响了邻居，又不敢喊得太轻，生怕店主没有听到。
静静的夜，可以听到里面有了悉悉索索的声音，阿毛的娘停止了敲门，继而有声隐约的“啪”，从塞板的缝里看到里面亮了灯。
“啥人啊？”店里有人说话，上排当中塞板的最下面，开了一个口，是一块装着铰链的小木板，正方形的，一虎口见方，店主俯下身湊着开口朝外张望。
“是我呀，阿毛拉娘”，那个女人也湊着开口对里面说，“哎呀，实在勿好意思喔，介夜倒来敲侬们。阿毛啦爷明朝一早要接待外宾，我连夜帮伊烫衣裳，结果只钮子落下来了，我就想帮伊重新钉一钉。侬讲巧勿巧，呆呆调碰着呆呆调，黑颜色线用光了，就连深藏青嚡呒没了，只好连夜来敲门寻侬帮帮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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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碰着“要紧要慢”的事，人们才会在晚上乃至关夜去敲烟纸店的塞板，才会打开塞板上的小窗，店主睡意朦胧地问客人要点啥，收钱找钱，再睡意朦胧地关上小窗板。
上海的小百货业，一直靠遍布城市各地的烟纸店维系着，那时候，每条路上都有几家烟纸店，有些弄堂是前后通的，前弄堂口有一家，后弄堂口还有一家；小弄堂的出口在第三条街上，居然又有一家。这些烟纸店，每天天亮开店，有的早，有的晚；天黑打烊，有的早，有的晚。大多数的烟纸店，在打烊之后，依然可以敲开小门买东西。
如此近在咫尺，随时可以解决困难的小百货店，想想都很便利呀，所以叫做“便利店”。
这只是个笑话，烟纸店是烟纸店，便利店是便利店。但是我在想，便利店只有在上海做到了建设初期如雨后春笋般的活跃，及到发展期又是遍地开花，便利店模式的成功，或许与着烟纸店有点割舍不断地联系，亦未可知。